基准线选择：碳交易曾经的教训

　　在2003年到2010年的8年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完成了美国规模最大的碳交易试点。

　　这个试点共分两期：第一个阶段，从2003年到2006年；第二个阶段，从2007年到2010年。

　　“我们采用的是自愿加强制原则。自愿加入以后，就要强制性减排。”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近日在2010中国新能源产业经济发展年会上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等介绍。

　　据了解，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试点从2003年1月1日开始，共选择了13家企业做试点。企业选择好之后，如何减排？

　　为此，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提出了一条基准线。第一个阶段，他们选择的基准线是：1998年到2001年。

　　事实上，做碳交易试点，如何选择基准线，需要一定的技巧。

　　“标杆定得太高，企业压力会比较大。当然，也不能定得太低。我们第一阶段提出4年绝对减排降4%，定得太低了。像欧盟的绝对碳交易，第一期的最后一年，大家手里都拿着富裕指标，只有卖的人，没有买的人，价格跌到零。”黄杰夫说。

　　据黄杰夫介绍，第二阶段，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要求企业排放下降6%，强度一点一点加强，如此一来，8年间企业排放共下降10%。

　　“从2003年到2008年，我们一共减排5．4亿吨，这相当于德国一年的排放量。整个8年间，试点将减排7亿吨，这些都是经过第三方核证的。”黄杰夫说。

　　据了解，参加试点的企业包括杜邦、IBM、美国最大的电厂AEB等。如此众多的美国大牌企业为何会选择参加碳交易试点？

　　黄杰夫表示，有企业社会责任原因，还有一个主要目标：赚钱。

　　“强制性的排放配额加给企业以后，企业可以通过试点知道，怎么去碳交易，为什么要进行碳交易。”黄杰夫说。

　　他介绍，IBM曾说，之所以加入碳交易试点，第一是摸清家底，弄清楚公司的碳究竟在什么地方；第二是像合并财务报表一样，对全球众多公司的碳报表合并，并进行审计，从而知道哪吨碳可以卖，哪吨碳不可以卖。

　　“‘我们加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碳试点是要赚钱’。他们讲得很直白，就是要赚钱。”黄杰夫说。

　　中国碳价格信号体系亟须完善

　　碳交易虽然历时不长，但它的财富效益日益凸显。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2004年创建的欧洲气候交易所为例，作为全球目前最大的强制性碳交易市场，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期货合约交易规模2005年为9000多万吨，2010年达50多亿吨，5年间增长50多倍。

　　庞大的碳交易产业链蕴藏商机，同时也给中国企业的探索提供了借鉴。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提出，在5省8市开展试点，加快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不少人士认为，中国加快发展碳交易已提上日程。

　　“价格信号指导私人资金进入清洁能源、低碳技术的潜力在中国完全不可低估。”黄杰夫说，中国缺的不是钱，缺的不是人才，缺的是机制。机制里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碳价格信号。

　　在他看来，碳交易试点的设计，既要吸取美国、欧盟的经验和教训，又要吸取二氧化硫在中国没有完全形成价格信号体系的教训。他建议，碳市场价格机制的形成，要产权明晰，机构建设和治理结构要完善，此外还要考虑如何降低单位交易成本。

　　黄杰夫反复强调，碳交易不完全是政府行动，政府可以给市场提供一些指导和基本指标的分配，但碳交易试点一定要是在企业的基础上来做。

　　“在中国，除了5省8市的试点思路之外，还可以吸取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经验，选择60家或者100家相对比较大的碳排放企业，再加上金融企业，来做试点。”黄杰夫认为，上市企业在对外公开披露方面有很多经验，披露财务报表和披露碳报表在很多机制上可以共享，成本也可以共享。

　　面对国际上对碳关税和碳排放标准的日益重视，黄杰夫建议，中国的航空企业、出口企业以及电力、钢铁、水泥等行业应尽快参与到碳交易的人民币定价的金融体系中“练兵”。

　　“中国金融企业积累了大量的本土人才，金融人才能够进入、主导碳市场的设计，并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未来一定能产生符合中国国情而且在国际上站得住脚的碳价格利益体系。”黄杰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