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从巴基斯坦水灾到俄罗斯高温带来的森林大火，从年初的北半球严寒到年末的中国西南冰冻灾害……

　　各种气象灾难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仅仅巴基斯坦水灾就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超过2000万人无家可归。还有一个非正式的说法是，2010年全世界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比过去40年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总和还要多。

　　经历了2010年的种种气象灾难后，人们对2011年的气候变化大会充满未知。

　　几种“结局”

　　单从过程上看，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可谓波澜不惊。与哥本哈根受到全世界舆论火热关注不同，坎昆远离聚光灯。哥本哈根是冲突不断、跌宕起伏，而坎昆会议全程虽有暗流，但总体可以说是平平稳稳。

　　从结果上看，坎昆会议虽然通过了《坎昆协议》，但留下了很多空白与遗憾之处。达成的诸如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以及设立“绿色气候基金”，大多是《哥本哈根协议》的延续，坎昆做的只不过是确认了这些原则，并将其法律化。

　　在最核心的《京都议定书》是否存续的问题上，《坎昆协议》虽然承诺要确保《京都议定书》第一、第二承诺期之间没有空隙，但对第二承诺期本身以及承诺的减排数字并没有做硬性要求，也就是说，《京都议定书》的存废仍然是一个摆在桌面上的问题。

　　一次过程波澜不惊、结果并不非常鼓舞人心的会议，其最重要的价值，乃是重新凝聚了哥本哈根会议上失去的人气，让人重新找到信心和希望。这一点，从坎昆会议结束时多次的、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就可以品味得到。

　　然而，正如各国谈判代表公认的那样，“革命尚未成功，南非仍需努力”。坎昆离成功还有很远，更多的工作留给了南非。

　　2011年底，气候大会将移师南非德班。鉴于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截止日期，南非将在理论上成为延续《京都议定书》到第二承诺期、各国作出减排承诺，以拯救地球气候的“最后一次机会”，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一年之后，在南非会议，人们将带着什么样的成果离开会场？

　　至少四部“剧本”可供选择：结局一，像巴厘岛会议一样，在南非完成巴厘路线图授权的谈判，带着包含《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目标数字的协议胜利离开南非。

　　结局二，像此次坎昆会议一样，达成一份成果有限的文件，将谈判继续延后。

　　结局三，像哥本哈根会议一样，会议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与内部矛盾的双重作用下冲突不断，乃至破裂。

　　结局四，也不能完全排除会议在美国等国的带领下，偏离巴厘路线图，最后达成一份不公正也没有雄心的“坏协议”。显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定会力争第一种结局，保住第二种结局，极力避免第三、第四种结局。

　　几个疑问

　　然而，在通向第一、第二种结局的路上，至少有几只拦路虎。这些是2011年气候谈判能否取得积极进展的疑问。

　　其一，国际气候谈判是否继续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长期以来，联合国是国际气候谈判的唯一合法性的平台。不过，近年来，联合国机制不断受到质疑。质疑最集中的是，联合国有192个成员，谈判效率低下。

　　为此，不断有绕开联合国“另起炉灶”的尝试。2010年，美国启动了“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论坛”。

　　发达国家还试图以G8或G20等平台讨论并决定未来国际气候协定的主要内容。例如，“2050年发达国家减排80%”就是G8会议上作出的。除了多边机制以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机制也被认为是一些人用来摆脱联合国机制的手段。不过，这些双边协议更多是对联合国的补充而非替代。

　　坎昆会议再次确认了联合国机制。但是，玻利维亚对《坎昆协议》的反对，以及在玻利维亚反对的情况下《坎昆协议》仍然通过的事实，有可能削弱联合国“协商一致”的原则。2011年，联合国仍将是开展国际气候谈判的主渠道，但仍将受到不断的挑战。

　　其二，《京都议定书》是存是废？“生存，还是毁灭”，是《京都议定书》自诞生以来一以贯之的话题，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日之前的这几年尤为明显。

　　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谈判代表私下坦言，《京都议定书》已经“濒死”。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坚决捍卫《京都议定书》的存续以及第二承诺期的开始。南非会议有可能是一个“拐点”，但拐向何方目前还难以判明。

　　坎昆会议明确表示，《京都议定书》第一、第二承诺期之间不能有空隙，这在文字上承认了《京都议定书》的存续，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但是，有了名（文件）之后，能否有实（发达国家的减排数字），仍然是个很大的挑战。

　　从愿望上，我们希望南非会议能确定名副其实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是，实际上，这一难度很大。2011年，围绕《京都议定书》的攻防战还将继续。

　　其三，继续双轨，还是逐渐演变为单轨？所谓“双轨”，就是分别在《公约》与《京都议定书》下谈判并作出承诺。所谓“单轨”，是指所有国家、不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统一在《公约》下减排。这与《京都议定书》的存废问题紧密相关。

　　《坎昆协议》在形式上维持了双轨制。不过，今年的谈判中，很有可能有国家试图以《坎昆协议》取代《公约》、《京都议定书》两个工作组案文，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

　　这些做法的实质就是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等而视之，一方面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不切实际的约束性减排责任，另一方面减轻发达国家自身的减排压力，从大局来看，是弱化全球减排的力度。

　　在南非会议之前以及会上，维持双轨制的势力仍然较大，或能继续坚持巴厘路线图对双轨制谈判的安排。但是，如果谈判旷日持久，“并轨”的呼声可能进一步加强而非减弱。这需要一方面加快《京都议定书》轨道的谈判，另一方面做好加强灵活性的准备。

　　其四，是否将明确承诺排放峰值？《坎昆协议》中提到，要尽快实现全球排放达到峰值。而在坎昆谈判中，“50-50目标”（即在2050年全球减排50%）再次被提到，虽然经过谈判没有写入文本。可以说，随着谈判的进行，将“50-50目标”写入文本的呼声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2011年可能还将是另一个转折之年——中国很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当然，从历史和人均两项指标上看，中国还远远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能减轻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受到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将逐渐更多地来自同一阵营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国家。要求中国明确排放峰值年份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

　　以上可以说都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随着“2012”“大限”已经到了眼前，人们不得不对以上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可以想见，2011年，气候谈判围绕这些问题的矛盾将会继续发展——无论是以专业性、技术性乃至“桌下”的形式凸显，还是以公开的、诉诸舆论的激烈形式爆发。

　　几处争端

　　此外，细节问题绝非不重要。坎昆会议的所有成果都需要在2011年一年的谈判中予以落实，一系列问题和细节有待进一步通过谈判、磋商加以明确和解决。比如，“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来源、管理和分配机制等如何设计，基金委托给世界银行管理是否合理——玻利维亚在坎昆闭幕会上多次质疑世界银行介入气候基金的正当性。

　　又如，补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排放（REDD+）的资金从何而来、如何使用、机制如何、与“绿色气候基金”的关系如何。另如，发达国家对所允诺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及2012年之后每年1000亿美元长期资金怎么筹措，是否新增资金，各发达国家如何分配出资比例，短期和长期资金怎么对接。

　　此外，技术转让机制在坎昆会议上只是搭了个架子，如何才能实现有效运作……这些都是艰难的任务。可以说，正是由于《坎昆协议》，今年气候谈判的任务跟去年相比是加重了，而非减轻了。

　　一方面，问题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推进气候谈判的动力却不足。美国方面，国内政治还是一如既往地阻碍气候法案，尤其是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后，2011年通过气候法案更是难于上青天。没有立法，美国就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承诺，这是美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的。有美国这个“老大难”拖住后腿，气候变化谈判的列车难以前行。

　　欧盟方面，欧洲2011年仍然难以顺利走出经济危机，而且，有可能还有更多的“希腊”和“爱尔兰”倒下。在这种情况下，一贯自诩为“火车头”的欧盟，也不会真正给多少力。

　　诚然，欧盟内部一直有酝酿将其2020年减排承诺从20%提高到30%的声音——如果提高到30%，将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满足IPCC要求（25%~40%）的国家或集团。然而，这些个人的努力受制于欧盟的制度困境：纵向的欧盟官僚体系，以及横向的各主权国家的分歧，都阻止了欧盟在坎昆会议上作出更有雄心的承诺。这将继续阻碍欧盟在2011年提高其减排目标，甚至有可能将30%变成“浮云”。

　　发展中国家方面，庞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虽然一直维持着团结，但内部状况也一直令人担忧。与两年前相比，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小集团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小岛屿国家集团、最不发达国家集团、非洲国家集团和阿拉伯集团以外，“玻利瓦尔国家集团”、“中美洲和加勒比集团”、“山地国家集团”、“环境整合集团”都在最近两年的气候谈判中崭露头角。这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利益诉求不同的一个外在表现。在坎昆会议上，小岛国曾试图与欧盟单独提出文本。新兴市场国家与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与玻利瓦尔联盟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微妙。

　　随着发达国家施压力度上升，发展中国家内部联合的脆弱性恐将更为明显，分化、改组的趋势可能会更加显现。这将为坚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维护发展中国家内部团结提出更高的挑战。

　　甚至在“基础四国”之间，由于国情、产业结构等差异，未来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主张恐怕难以保持一致。事实上，“基础四国”成员国中的中国与印度、巴西与南非已经显露出一定的分野，甚至中印两国也因人均排放差异较大而有所不同。2011年，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南非作为德班气候大会东道主，将力促会议取得积极进展，必将以中立的、包容性的姿态作出大量斡旋。而巴西作为2012年“里约20年”会议东道主，也将随南非而动。能否保持发展中大国之间的良好协调，将决定中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依靠集体的力量。

　　在2011年年初展望今年的气候谈判以及南非会议，可以说，时限在迫近、压力在增大、变革在继续。在这种复杂环境下，如何判明形势、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做好应对各种状况的准备，是摆在决策者与相关人士面前的一道最重要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