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源:老百姓从不用GDP衡量幸福
穿过未名湖,走过博雅塔,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静谧的四合院里,教授胡大源在堆满了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幸福报告、书籍、数据中寻找有关幸福的答案。
记者: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关注幸福感的?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2005年前后,我开始对幸福感感兴趣,当时谈不上真正的研究。关于幸福感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关于幸福学研究更地道的是心理学家。
2006年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开始的时候,我们加入了关于幸福感的评价,5年坚持下来,积累了近40万的样本数据,可谓是无心插柳。现在,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了解把脉民意。老百姓对幸福感的评价从来不是GDP增长了多少,而是具体到每项指标。
记者:现在各种各样的有关幸福感的报告很多,有专门的职业幸福报告,健康幸福报告,还有不同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幸福报告,在这么多的报告中,这份幸福报告的不同之处和价值在哪里?
胡大源:我们研究幸福,不能老去盯着国外的数据库,应该有自己的调查,国外的数据库难免加上西方人眼中对幸福的评价因素,比如自由等。现在很多幸福报告样本数量太少,几千份的样本不足以代表某个区域和国家的幸福感。
调查中,与中国邮政的合作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既保证了数量,还有充分的回收率(80%以上),充足的样本量对做统计的人来讲非常重要。而且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做的是主观幸福感调查,人的主观感受总在不断变化,举个例子,以1分~10分让一个人给幸福感打分,隔几天让他再做,他自己选的很可能不一样。
记者:我们注意到各省市的幸福感不同,哪些地方的人们幸福感较高?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幸福感较高的城市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安徽、山东等,这些城市属于人均GDP较低,但是幸福感很高的省份。原因我想主要有两个,一是北方人本身比较粗犷,对幸福的感受没那么挑剔。另外就是参照系不同,以前北方的生活水平比南方差,物质缺乏要去南方采购。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北方人对幸福的感受也就比南方人高。但这些都是猜测,相当于调查结果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就要找到其他变量来支持猜测,不然就只能停留在假设范畴。
记者:幸福感低的城市主要是哪些省市,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贵州、甘肃、宁夏的人均GDP低,幸福感也较低,且比较稳定,印证了幸福感需要经济因素,收入的支持。
记者:我们发现调查结果中,当房价不变或下跌的时候,幸福感相对较高,选择买房的人比例却最少,当房价不变时,选择买房的人却最高?这是为什么?
胡大源:当房价不变或下跌的时候,选择买房的人比例少符合这样一种规律:越涨越买,降了反而容易出现持币待购,符合买东西人的心理,当然刚性需求除外。
另外当房价下跌时,感到不幸福的人的比例也上升,这也反映了一部分有房者的感受。
另外,调查结果显示当房价基本上不变和轻微上涨(5%以内)的时候,大家觉得幸福感高,这就说明房价在维持不变的基础上,人民的幸福感还是比较多的。
记者:买车和幸福感有怎样的关系?
胡大源:十年前,以车代步,还是很引以为豪的事,我们1996年调查家庭要不要买车时,很多家庭还觉得是天方夜谈,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的事,而现在许多家庭的购车计划已经细分到买什么档次的车。而且从全国范围内看,汽车还没有到普及的范围,说明市场很大。
调查结果显示,并不是买最便宜的车带来的幸福感最高,从5万元以上的车开始,人们的幸福感逐渐上升,15万-30万的车让人感受最幸福。30万以上的车反而让人幸福感下降了,而且不幸福的比例加大了,这并不是说30万的车给他带来了不幸福,而是对这部分人来说,车对他的幸福感影响很小。再次印证了财富超过一定程度后就和幸福感关系不大。
常 刚:银行新一轮融资大潮影响何在
2010年银行股的天量再融资才告收官,2011年伊始,上市银行再次抛出天量融资方案:民生银行拟再次增发融资不超过214.79亿元,农行和兴业银行拟分别发行不超过500亿元和150亿元的次级债券。
2010年,中行、建行、工行、交行在内的11家上市银行再融资额超过4000亿元,这还不包括农行和光大银行的IPO,A股市场也由此屡屡承压。进入2011年第一个月第一旬,又传来了几大银行再融资的消息,引起市场高度关注。银行的新一轮融资潮,对诸多方面影响不小。
对股市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是间接影响很大。无论是民生银行的定向发售还是另外两个行的次级债,对股市特别是二级市场没有直接影响 (民生银行是定向发售,农行和兴业银行发行次级债主要对象是银行间债券市场主体),然而,间接影响不可忽视。市场资金就那么多,860亿元被三家银行融去补充资本金,资金量肯定相应减少,因此,对股市一级、二级市场肯定会造成间接影响。
对实体经济将造成一定影响。新年伊始银行再融资就达到860亿元,那么,接下来上市银行可能因为资本金充足率不足或者盲目放贷造成资本金不足,使得许多银行不得不再融资甚至到资本市场增发,如果像去年达到4000亿元以上巨量融资,那么,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这些再融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资本金而不能用来支持企业发展等贷款运用。比如,民生银行再融资,史玉柱旗下的上海健特生命科技公司出资最多,共耗资65亿元,史玉柱自称,增发消耗完巨人投资的现金,失去再投资能力,融资涉及的7家企业肯定都不同程度对经营造成一定影响。实际上,这是将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转移到了虚拟经济或者冻结到了只维护银行信用程度而不产生实际生产力的资本持有环节。
银行再融资大潮频频来袭,对于商业银行本身形象和社会地位、信誉都不是正面的。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处于谈银行再融资色变的地步,市场投资者已经对银行再融资深恶痛绝。值得一提的是,很多银行之前都承诺过多长时间内不进行再融资,但是新年伊始却提出了再融资。去年在平安保险天量再融资受到谴责后,包括工中建交等银行都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过不会再融资,结果却是融资超过2700亿元;农业银行这次拟发次级债,作为一个新上市银行无可厚非,但是,值得思考的是,IPO不到一周年就再融资补充资本金,到底是上市准备不足还是信贷扩张太厉害?这主要应该从内部找原因。银行是经营信誉和信用的,失信、食言是致命硬伤。所以,银行高管们必须深刻反思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这句至理名言。
周小川行长日前点名系统重要性银行,明确指出工农中建交五家银行在此列,市场猜测提高这几家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比例只是时间问题;另外,招行、浦发行等也可能被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这可能会导致银行业新一轮融资大潮汹涌而来,这对本来已经很受伤的股市无疑是沉重一击。如果无论何种原因造成商业银行资本金不足都到市场圈钱补充的话,如此轻易就可以补充资本金不足,资本金约束机制将会丧失殆尽,最终将会长期掩盖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加之,信誉、信用程度每况愈下,当各种因素集合、纠缠在一起时,不排除发生类似齐鲁银行的支付风险和危机。
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不足主要应该通过完善内部资产管理和通过提取利润等来补充,而不是把在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圈钱作为主要渠道。比如采取压缩贷款、收回不良资产、收缩资产战线等缩小分母的形式;或者通过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大幅度增加盈利,用自身创造的利润来补充资本金,通过增加分子的形式实现资本充足率达到监管要求。
证监会和银监会对于商业银行再融资绝不能有求必应。笔者建议,证监会2011年不能再批准商业银行到资本市场增发等申请,银监会对于商业银行发行债券等形式补充资本金要严格审批条件。监管部门不能一方面对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另一方面又对其通过市场圈钱补充资本金大开绿灯,玩这种数字游戏只能预埋更大金融风险,只能是害了商业银行及中国银行业。
肖 华:降低基尼系数写进政府报告应全国推广
重庆作为全国率先将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的地方政府,明确提出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十二五期间,重庆将瞄准缩小三大差距,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速共同富裕。
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在有的地区很大,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这就意味着全部财富分配当中47%是不均衡分配。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为什么我们一直提要缩小贫富差距,但实际上贫富差距并没有减少,反而在扩大呢?恐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制定缩小贫富差距的目标。当没有目标的时候,那么就很难考核,很难给各级干部有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我们把缩小贫富差距的口号喊得怎么响,也很难成为各级政府的共同行动。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贫富差距不仅仅就是市场问题,因此缩小贫富差距是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来解决,1995年世界社会发展峰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宣言也指出:单凭市场不可能消除贫困,也不可能获得公平和平等。相反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容易造成财富在少数行业、少数集团、少数人手中的集中。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因此,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须还要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调整贫富差距,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直强调,要实现共同富裕,要让社会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现在关键问题是,积极开展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责任,像重视GDP、财政收入一样重视贫富差距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重庆把降低基尼系数写进政府报告很有意义,很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应该在全国各地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