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3个黑影笼罩 危机可能于2012年年底爆发
　　2011年可能和2010年差不多：年初满怀希望，年中滑入恐慌，年末再次对来年充满希望。和2010年一样，2011又是过渡的一年。西方国家实行财政和货币双重刺激政策，发展中国家的资产泡沫，使得全球经济暂时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最根本问题，无论是遗留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都未得到解决。下一轮危机的催化剂，要么是西方世界的财政危机，要么是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危机。危机可能于2012年年底爆发。
　　暗影重重
　　我们已被三个黑影笼罩。
　　首先，自美联储计划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以来，石油价格上涨20%。这是出于对需求增加还是货币供应量上升的期望？分析家往往根据对第二轮量化宽松的态度，分成两派。我属于第二派。2010年全球石油消费小幅上升，可能达每日1万桶，但仍低于2007年及2008年水平。前几个月，经济前景未出现任何变化，可以解释油价如此上涨的原因。油价快速大幅上涨的幕后推手是金融需求，而不是实际需求。
　　2011年油价会涨成什么样？我估计，第一季度油价将逐步上升，年中当经济数据转差时，将有所回落。如果美联储计划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在下半年--油价将飙升。
　　其次，美国国债市场已经下跌不少，但远未形成危机。不过，价格回落是市场在泼冷水警告。没有哪国政府，就算是美国政府，可以不顾一切地永远借债度日。美国国债收益不可持续。市场不相信低通胀或无通胀。但是，伯南克希望通胀，并会不断印钞票，直到出现通胀为止。
　　美国国债收益率超过6%只是时间问题，有可能在2012年就会实现。届时，美国政府债务将达16万亿美元。按6%的利率计算，光支付利息就将近1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收入目前为2万亿美元。也许通胀将使收入增至2.5万亿美元。如果一国政府的债务利息占其收入的40%，很难想象它还能如何运作。一旦债券市场恢复正常，美国财政形势将会失控。如果市场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担心联邦政府有破产的风险，债市就会大幅下跌。由此产生的利率飙升也会不断自我强化。
　　第三，中国实行货币紧缩政策，标志着未来将出现更大问题。中国通胀问题，其实是货币供应量的问题。
　　中国的通胀问题就是房产市场融资的问题，亦即政府为其开支融资的问题。中国的通胀是税收的问题。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现代中国产生通胀，始终是因为向储户征税，为政府提供资金。如果看看中国的房产市场有多大，试想中国的通胀如何落地就令人头晕目眩。
　　庞大的房产行业的大多数从业者认为，房产市场必须持续发展，因为调控的后果不堪设想。要持续发展，政府应该兴建足够的公共住房，以安抚愤怒的公众。然后，房产市场可以继续繁荣，成为富人的游乐场。但这种逻辑有两个漏洞。
　　首先，房地产市场目前的融资方式将导致通胀泛滥，引发货币贬值和社会动荡。
　　其次，房产市场如此巨大，不可能只是富人的游乐场。富人持有好几套空房，是希望卖给现在买不起、但等将来涨工资之后能买得起房的那些人。如果普通老百姓都能买得起房，那有钱人还攥着数以百万套的公寓，让它们闲置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
　　似曾相识
　　2010年初，我曾预测，股市走势主要是波动；对冲贵重金属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通胀将大行其道；跨国公司表现不俗。2011年大同小异。贵金属和大宗商品将仍有上佳表现。这不会是平稳上升的趋势。目前，美元坚挺，因为奥巴马实行减税政策，美联储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激发了对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期待。只要美元坚挺，贵金属和大宗商品价格就不会快速上涨。但是，只要美国经济数据较预期疲弱--可能在2011年中--贵金属就将再次表现强劲。和2010年一样，疲软的经济数据将促使美联储再次计划出台刺激政策，足以让整个大宗商品部门飞速增长。
　　我对股票的总体态度不消极。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通过新兴市场需求增长较快，将生产从成本较高的发达经济体转移至低成本的新兴经济体，获取利润。跨国公司的市盈率在15倍左右。它不便宜，但也不贵。全球经济名义增幅可能在5%-6%之间，其中，30%来自新兴经济体的通胀。跨国公司职员的收入增长可能不止于此，其股票价格将同幅上升。
　　新兴市场泡沫现象更严重，对流动性问题比收入更敏感。通胀促使所有大型新兴经济体紧缩政策，如金砖四国。随着美联储出台新政策，其通胀问题被放大，而且他们的紧缩速度不够快，整体流动性还没有收缩，却也没有出现更大泛滥。
　　因此，我认为，新兴市场会像2010年一样，以波动为主，年中会出现大幅探底。
　　2010年，中国股市在表现最差之列。对于大公司来说，市场门槛不够高，但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仍高不可攀。正在转为流动性的解禁股金额巨大。这些股份变现极大拖累了股市。
　　如果2011年中国股市出现惊人上涨，可能是因为QFII扩容。国有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大型金融类股票在与自己的香港H股交易时折扣巨大。国际机构投资者一直不能享受这种差价优惠，因为QFII额度已满。中国担忧热钱流入，限制QFII扩张。由于QFII是推高市场的潜在工具，政府只有在担心A股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才会动用它。
　　我对房产市场并不乐观。全球房产泡沫持续多年。泡沫首先在发达经济体破裂。由于房产是长周期资产，不大可能迅速恢复。事实上，我认为，未来两年，发达经济体房产市场将会萎缩。但新兴经济体的房产泡沫仍然很大，因为他们的实际利率为负。
　　通胀一般对房产市场有利。但当房价已经高企，这种关系就会变为反作用。后者触发银根紧缩，首先会影响高估资产。
　　中国的房产市场特别脆弱。信贷歧视政策给市场搭了天花板。2010年，开发商可能只卖出他们打算出售的一半的房产。尽管国内银行并未强迫他们偿还现有贷款，但施工费用及购买土地等其他债务必须偿还。中国的开发商在2011年将遭遇更为严重的流动资金问题。他们很可能会降价销售，扩大销量，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新的一年，中国房产市场很可能下跌10%-15%。
　　这并不等于泡沫破灭。消除泡沫需要消除实际负利率。新兴经济体从不曾主动消除实际负利率。通常只有在受到货币贬值的压力下才会如此行事。如果美联储迅速提高利率，要么是由于美国经济复苏强劲，要么是美国通胀高涨。只有如此，新兴经济体才会降低负利率。我猜想2012年下半年会出现这种情况。
　　及时行乐
　　各国均没有认真改革，以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即使是金融危机的遗留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例如，坏账和金融机构的激励制度等问题。大型银行从隐性政府担保获取资本，且成本低廉，它们通常依靠这些资本继续从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中获利。这迫使投资银行冒更大风险冲销融资成本带来的不利因素。这令金融市场产生动荡。
　　结构性问题包括：(1)发达经济体社会成本较高；(2)发展中经济体遭受高通胀和资产泡沫。前者要求紧缩银根和再分配。欧洲做了些事儿。例如，法国刚刚延长退休年龄。这可能还不够。成功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指标，是国债占GDP的比重持续稳定。但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尚无动作。美国正朝相反方向前进。
　　新兴经济体正受益于贸易和外国投资。他们正在迅速扩大。蛋糕做大当然是好消息。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环境容易诱发通胀和泡沫。如果未能妥善处理这股黑暗势力，它可能会破坏新兴市场的社会。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超量积累，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硬着陆的风险，爆发金融危机为时不远。
　　在部分新兴经济体中，从资产泡沫中受益者将对国家政策施加过度影响。因此，他们制定政策着眼于制造泡沫，而非消除泡沫。
　　中国的房产泡沫尤其危险，导致巨额收入从家庭部门再分配至政府部门。
　　后者可支配大规模财政资源，导致政府增加开支。这些支出很难处理，因为通常涉及持续多年的项目。因此，任何收紧银根的措施都会遇到来自政府部门本身的阻力。泡沫持续的时间越长，紧缩政策遭遇的阻力越大。
　　中国治理通胀和紧缩房产措施至今力度不够。除非房价大幅下跌，通胀势头不太可能减弱，因为货币供应主要流向房产市场。目前预测中国能够避免硬着陆还为时过早。

　　胡祖六：中国何需惧怕美国QE2政策
　　无论美国QE2政策的最终结果如何，中国似乎要么是赢家，要么受其影响最小
　　自从美联储2010年秋宣布所谓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 (QE2)以来，美国国内与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广泛流行的意见认为，QE2通过大印钞票，使美元贬值，促进美国出口，并最终制造通胀，导致资本大规模涌入新兴市场，从而加剧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的风险。
　　诚然，定量宽松与调整利率不同，是一个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历史上，只有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使用过该政策。其传导机制、实际功效和影响，是否合适被现代央行采用，一直有争议。但各方对QE2的空前担忧实际源自误解。
　　首先，QE2并不代表美联储政策的根本性调整。事实上，美联储在2008年秋以来采取的QE1可称规模庞大，非常激进。但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在内较普遍地持支持赞许态度。QE2仅为该政策在一个较小规模上的延续，且美联储明确表示定量宽松于2011年二季度末截止，并将视经济数据的变化而灵活调整。
　　第二，QE2的大背景为美国经济的复苏继续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鉴于联邦基金利率只有0.25%，处于历史上最低水平，美国经济实际上陷入了流动性陷阱，传统利率工具无能为力。而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过大，国会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失去对众议院多数席位控制权，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几成泡影。故美联储只能继续采取定量宽松这一超常规的政策手段以挽救经济。
　　第三，QE2的目标非常明确，即避免日本的前车之鉴。依据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和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分析判断，在美国经济总体上复苏乏力，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处于流动性陷阱的情势下，出现通缩的风险远高于通胀的风险。QE2的本意并非制造通胀，或使美元贬值，尽管理论上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有证据表明实行QE2导致风险上升太快，美联储仍有时间和机会，并有一系列政策工具(包括加息等)可以动用，以抑制风险。
　　第四，如果QE2一举奏效，美国能够避免日本式的通缩和经济螺旋式下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走向可持续的复苏，那么全球经济将因此集体受惠，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将受惠最大。反之，不只是世界经济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火车头，中国出口前景灰暗，美国国内政治右翼和保护主义势力将变得不可遏制，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靶子，中美关系和全球稳定都势必受到威胁。
　　第五，在QE2的框架下，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扩大央行资产负债平衡表。但美国银行体系存有1万亿余美元的过剩或超额储备，因此QE2对于美国信贷和广义货币供应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笔者认为，美联储QE2主要的效果将是改变市场预期，影响资产价格。2010年美国股市价格都恢复到了雷曼事件之前的水平。这与日本日经指数20年后仍远低于1989年泡沫破灭时期的水平形成显著对照。 可以预料，如果美国2011年股市趋势不变，那么美国不但发生资本外逃冲击新兴市场的概率将会极小，还将可能吸引全球资金成为最大的资本净流入国，而美元不但不会大幅贬值，而且可能转而走强。
　　即使QE2最终导致新兴市场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和美元贬值，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将首当其冲，但中国因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所受影响将会最小。并且，相对于世界主要货币表现疲弱的美元，给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化提供了更大空间，既可帮助中国一定程度上满足美国政府的要求，又不至于削弱自身的竞争力。
　　因此，如果说德国、巴西等国对于QE2的批评从自身利益考量似有一定道理，那么中国大张旗鼓所公开表示的担忧就显得不够理性了。无论美国QE2政策的最终结果如何，中国似乎要么是赢家，要么受其影响最小，故何惧之？何拒之？

　　潘英丽：金融变革应加快金融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潘英丽1月9日表示，十二五规划期间的金融变革是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未来国内消费取决于中国人口结构和收入的变化，并出现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她认为，在金融变革中，应该放松管制、扩大直接融资和加快金融创新。
　　她是在昨日举行的2011第一财经上海浦东新年论坛上发表上述观点的。
　　潘英丽称，目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两大因素导致的，即公共产品不足、个性化消费品不足。在多种因素制约下，中国经济陷入金融困局。未来金融变革应体现在社会资源配置市场化，而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则是来自社会的各类资金。她表示，金融审批业务应该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转移，以拓展金融创新空间。
　　潘英丽认为，中国金融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银行主导型。二是政府主导型或者行政管制型。应该说，上述特征有着历史贡献。她分析，能够通过低利率和信贷向特定产业倾斜资源配置，提供了廉价的资本支持；承担了改革的社会成本，支持中国进行渐进性改革并取得成功。比如，1993年开始了强金融替代弱财政的功能，从而避免了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的陷阱。
　　不过，她认为上述特征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金融体系存在着以金融体系为中介的社会资源耗散机制、金融结构扭曲扩张、金融运行效率低下和金融中介不足。
　　根据潘英丽的分析，中国对美国的净投资头寸达到了1.43万亿美元，反映出国内金融中介缺乏使得资金无法导入国内实体经济领域以获得丰厚回报。同时，从存贷款利差分析，该数值已经从1995年的1.08%一度增加至2007年的3.6%，如果把存贷款利差剔除，2009年国内银行业处于零利润水平。

　　刘煜辉：连续加息有利减少调控成本
　　在中国，货币条件和信贷条件似乎常常处于完全独立的状态，实体叫苦信贷资金紧的时候，银行体系内往往资金闲余充沛，配置的压力将债市的中长端利率压制得不断下行。
　　切莫因此就认为中国的信贷条件可以拿出来单独讨论，这样犹如隔靴搔痒，毫无意义。
　　货币与信贷其经济逻辑上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因为中国的信贷条件是与抵押品相关联的，中国银行体系90%的信贷都是依托抵押物发放出去的，所以从经济意义上讲，抵押品的价格真实决定了中国信贷条件的松紧，而不是银监会的信贷额度指标。
　　常听一些金融圈的朋友说起，自2003年央行和银监会分家后，银监会的权利如何大，因为它能直接约束到商业银行的贷款，即便微观层面的资本金约束经常不能达成宏观当局的调控要求，行政的信贷额度控制也可以直接上位。这往往给人以货币政策被弱化的印象。
　　老实讲，这只是一个认识误区。
　　货币当局被弱化印象的实质是独立性的迷失，而非货币政策无效。因此不能混为一谈。
　　从经济逻辑上看，永远是货币条件决定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实质性地决定信贷条件的松紧。一块地过去估值一个亿，可以放贷8000万，今天估值3个亿，同样一个抵押物从银行借出的钱是2.4个亿。对于这个经济体中拥有抵押物的群体而言，资金成本(经济学意义的)便宜了多少？信贷额度真正约束的是那些没有抵押物的群体。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难题(我们常念叨的中小企业贷款难)，体制使然，不是央行和银监会力所能及的。
　　如果逻辑进一步推演，反转过来，货币条件收紧，引致资产价格下行，即便你这时候并没有加强信贷额度的控制，对于当下借贷者的约束也是实质性的。因为资产下行而真实杠杆上升，借贷人的能力是大幅下降的。
　　因此，货币条件决定了信贷条件。
　　所以，我一直在讲，单向收紧信贷条件(所谓宽货币、紧信贷)的搭配不合理。宽货币意味着不能容忍资产趋势性下行的风险，不能容忍经济的有效减速，也意味着其他信用供给的方式会放行，因为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与信用供给的总规模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数量关系(有多快的速度，就有多大的信用需求)。以上这些都是一个逻辑下的推论，一个硬币的两面。
　　如果没有真正收紧货币的想法，中央银行不断地上调准备金，除了让银行感受痛苦以外，其产生的宏观效果都是相当有限的。不仅如此，中国银监会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的重拳也可能只是打在了棉花包上。因为银行体系外的信用扩张会弥补了体系内的收缩。
　　我并不是否定货币政策的数量控制工具的效用，对于约束银行扩张它无疑是立竿见影的，但对于资金逃离银行，它显得毫无意义。
　　随后物价的上升而至负利率加深，市场反转过来会迫使投资者不断改变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市盈率(租金回报率、最低要求的内部报酬率等等)。宏观效果意味着经济中的中长端利率实质性降低。这是资产泡沫滋生的金融经济学的原理。
　　中央银行管理者应该是完全明白其中的逻辑，但目前看来，它多数时候似乎只能决定在准备金和央票之间做些对冲成本的选择。
　　如果货币当局的实际自主权被限，每次加息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启动价格工具的效果，需要经过一个传导的过程，关键在于要使得被调控者相信调控者的坚决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意图和决心，然后作出相应行为的自觉调整，从而使得经济指标达到政策目标。否则，价格工具的效果将难以显现。
　　现在市场主流的看法依然是，宏观决策者选择加息犹豫的时间过长，全局性紧缩政策会更多顾忌资产部门利益(银行、地产、地方政府)，如此加息的成本会很高。
　　为显示抑制资产泡沫、经济主动减速的决心，是否可以考虑2011年上半年物价数据很高、社会舆论氛围也相对有利时，央行选择连续50bp的加息，这样可能引导市场自觉地进行调整，后期的调控成本就要减轻很多。

　　桂浩明：3200点会遇大阻力 前3个月或有15%涨幅
　　上半年是个关键，前3个月或有15%的涨幅
　　2011年的股市，实现了开门红，这让很多投资者感到欣喜。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出现开门红的话，那么全年上涨的概率就比较大。
　　当然了，理性的投资者都知道，开门红更多是反映了一种市场心态与情绪，尽管它对行情的运行是有正面作用的，但不应该被夸大。决定市场走势的，更多的还是经济环境以及政策预期。
　　现在来看，投资者对于2011年股市走势的整体判断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基本都认为是个震荡行情，有一定的机会。但问题是如何震荡，以目前的点位而言，先上还是先下呢？
　　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看待现在的政策走向。如果认为调控政策还将进一步收紧，那么的确近期是没有什么机会的，股市只有先向下打出空间，才能够探明真正的底部，为后市的反弹奠定基础。而如果认为政策短期内不太可能再强烈收紧，那么股市无疑会在现在就迎来一个反弹的机会，行情就是要先往上走了。因此，不管怎么说，上半年是个关键。
　　去年11月中旬股市就出现了调整。从盘面表现来看，是与大盘权重股启动而资金面显得不足有关。但其实这不过是个表面现象，本质问题在于当时为了抵御越来越严重的通胀，国家开始加大调控力度，动用了数量工具及价格工具，大力回收流动性。而在这个时候又恰逢大盘权重股试图上涨，这就使得供求失衡的问题一下子暴露了出来，上涨行情也就因此而被逆转了。
　　最近公布的去年12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它在连续上涨5个月以后出现了首次下跌，而且跌幅还比较大。这说明调控已经开始见效，并且从另外一方面也提示出，经济运行已经明显受到了抑制。那么，接下去将是一段政策的平静期吗？
　　如果这个推断能够成立，那么在2011年股市就有先往上涨的可能。因为一方面经过11月中旬以来的下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挤出了泡沫，总体上估值还算合理；另外一方面此间也积累了一定的做多力量，而这些力量通常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是最有活力的；再有就是在年初的时候，市场上各种题材也比较多，相对适合操作。
　　而最为本质的原因是，当投资者已经对利空有了充分的预期以后，只要没有新的利空，那么既有的利空就会变为利好，市场上各种积极因素也就能够被充分挖掘，促使大盘出现上涨。
　　现在来看，2011年的年初，股市的确存在上涨的条件，开门红的出现也许是偶然的，但是在前三个月内出现15%的上涨，还是有希望的。当然，受制于当前的市场环境，这种上涨不可能表现为个股的普涨，而是会集中在具有抗通胀能力的大消费板块、新兴产业板块以及产业整合与资产重组板块上。
　　至于说年初上涨以后会怎么样，现在还很难判断，因为期间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有一点，在大环境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股市在3200点附近会遇到较大的阻力，这里会有反复，因此那时就要注意提防风险了。

　　曹仁超：2011年牛皮向上 下支撑2800上阻力3500
　　下支撑2800点左右、上阻力3500点左右；在2800点左右可低吸，接近3500点宜获利回吐
　　在展望2011年投资之前，先了解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即前工业期、制造业起飞期、内需带动型经济，然后进入大量消费社会。
　　工业革命最早在英国发生，英国制造业起飞期维持了100年，内需带动型经济繁荣期约30年便进入大量消费社会。
　　美国制造业起飞期只维持了50年左右，内需带动型经济繁荣期亦只有20年便进入大量消费社会。
　　战后日本百废待兴制造业起飞期由1945年开始，1973年出现石油危机便结束，1975年进入内需带动型经济繁荣期一直维持到1989年便进入大量消费社会。由于日本人十分节俭，令过去20年日本经济好不起来。
　　中国香港制造业起飞期从1950年开始，随着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而结束，香港内需带动型经济由1983年中开始到1997年第三季结束进入大量消费社会，2003年中国因素令香港经济出现再繁荣。
　　上述模式即30年制造业繁荣期、15年内需带动型繁荣，然后进入大量消费社会，在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同样出现，因此有理由相信亦在中国大陆发生，即由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开始，到2007年全球金融海啸出现而结束中国大陆30年制造业繁荣期，2009年在四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方案拉动下，中国经济应该进入长达15年的内需带动繁荣期。
　　基于上述分析有理由相信2008年10月28日上证指数1664点上升到2009年8月4日3478点然后回落到2010年7月2日2319点乃牛市一期。情况有点同1981~1982年恒生指数大跌后，1982年12月2日恒指由676点上升到1983年7月21日1102点上升63%然后又回落到1983年10月4日690点一样。
　　1982年至1984年当时香港涉及主权谈判因此不能同今天A股比较，如我们再参考1974年12月10日恒生指数由150点上升到1976年3月17日465点上升210%后一直到1976年5月才打破长达两年牛皮市的。1983年7月恒指高点要到1985年才打破，牛皮市长达一年半。参考恒生指数过去两次表现，是否代表上证指数亦需在2319点至3478点牛皮一年半至两年才打破上阻力？即由2010年7月2日开始的牛皮市要到2012年上半年才打破上阻力3478点，2011年全年上涨的机会十分大。
　　一、至于加息问题。1975年1月至1981年7月是香港利率向上期，同期楼价大幅上升，由每呎200港元上升至1200港元。即加息无损股市及楼价上升。1978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政策令1979年至1981年香港楼价及股市升幅扩大，未来内地楼价及股市升幅应不及1975年至1981年那次香港牛市那么大，但大方向是向上这点毫无疑问。
　　二、在牛市一期因信心不足令蓝筹股吃香，形成蓝筹股跑赢大市。牛市二期信心渐恢复形成二线股迎头赶上，由2010年7月起到2011年是二线股吃香的日子。
　　三、政府希望2011年CPI控制在4%内恐怕不易。个人估计，2011年CPI高峰可能见6%后才渐回落，在内需带动型经济里，CPI升幅通常都较大。至于GDP保持8%增长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因此2011年A股纯利升幅应在12%或以上。可利用股市每次回落机会作为吸纳之用。
　　四、2011年A股走势估计是牛皮向上。下支撑2800点左右、上阻力3500点左右。在2800点左右可低吸，接近3500点宜获利回吐。
　　五、内需带动型经济便是滞胀状态。例如制造业面对三高一低，但房地产、金融、消费行业及国家支持项目却大升，即有些行业繁荣、有些行业衰退。
　　六、香港没有外汇管制，因此有多少资金流入或流出没有人真正知道。如资金流入太多令港元出现强势，金管局可发行票据将之吸收，令同业拆息下降。反之便收回票据放出美元，令同业拆息上升。由最近香港同业拆息向上情况看，已否定大量资金囤积香港说法，反而担心有资金净流出。
　　七、全球通胀由1967年美元宣布战后第一次贬值开始，1971年美元同黄金脱钩后加速。过去43年美元以每年平均3%速度失去购买力。有时候快些，有时候慢些，加息减息对短期CPI有效，长期无效。例如1976年至1980年是加息期，同期美国出现战后最恶劣通胀期。
　　2001年至2003年是减息期，同期美国通胀率并不高。这证明加息不是有效对付通胀的工具，例如日本自1998年至今长期维持低利率，但日本通胀率仍极低。过去10年澳大利亚维持高利率政策、澳大利亚通胀率亦不见得低。全球资金流向原因很多，不能一一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