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个十年，“中国崛起”被视为最重要的关键词，下一个十年，“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将成为最核心的问句；如果说上一个十年只是为这个世纪列了一个问题目录，那么，下一个十年，将为这个世纪打出一份草稿，在这份草稿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是主线。
这条主线在中国仍然只是一条暗线，中国社会的明线仍然紧紧缠着房价、腐败等现实问题，当然，迎面而来的还有“社会建设”这个核心命题。在这种微妙的明暗对比中，一方面我们更清醒于在现代社会坐标中的位置，催生向上生长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地预感到明暗互动中可能产生的错位与误读，演变为向上生长的阻力。
中华民族复兴是历史上最为久远的一次“预谋”，但一百五十多年来断断续续形成的紧张感，给波澜壮阔的复兴进程投射了各种压力，以至于它在上升之路上缺乏畅快淋漓的气质，内心充满纠结：如何整合五千年来的文明传统和现代中国的微弱共识？如何整合那些曾经或者仍然处于优势的其他文明为我所用？如何利用新生力量解决旧有分歧？一个更为美好国家的基本依托是什么？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的基本认同是什么？
这一类问题上的持续追问与实践，一百多年来从未停息。深陷古今中西的种种断裂、抵牾和冲撞，即使了解中国文明古老而长远的辉煌、短暂而深刻的挫败、坚韧而迅速的康复，中国社会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期望值本身仍然是一条不断波动的曲线，对理想社会的共识追寻总是让位于现实的利益调解。
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逐步挣脱制度化的精神生活，使得个人和企业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理念深入人心。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分化趋势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各种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则因矛盾日多而逐渐削弱。政府、社会、企业、个人之间不同层次的冲突已被视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几乎所有的现代强国都在重重矛盾中兴起，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和二十世纪前期的美国历史无一例外，中国似乎也难以避免。
没有分歧不成社会，没有辩论不成民主，没有矛盾不成进步。这些有着长期历史渊源的纠结、分歧、矛盾或者冲突，其实也是形成更牢固更远大的共识所必备的压力资源。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压力转化为改革发展的动力，并避免它们撕裂社会，这决定着中国的繁荣能持续多久，决定着复兴进程究竟能走多远。
秩序是一切的基础，但秩序正在重整，要做到忙中有序，整而不散，需要在社会建设中确立共同基础：或者凝聚社会的目标要有足够的公共认同；或者通过公共性安排，来汇聚和呈现社会公共意志。
在中国，个人注定要在“普遍的生活”中生活。国家理想在个人生活中的投射影响个人参与公共建设的态度。国家的目标，是为了避免他人的伤害，还是为企求荣耀？这也决定了公共参与度。正是人们对荣誉、伟大的仰慕，或者显示自己的存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利益安排，才使优秀人才从私人领域投身公共领域，使个人能力转化为公共资源，否则，个人的动力将停留在自我的经济满足，造成潜在公共资源的流失。
如果说国家是一种客观精神，那么社会紧随其后。一个社会要保持凝聚力，首先要看有没有凝聚人心的文化、共识象征体、或者超越单个群体利益的共同目标。它们的生命力并非来自随意的设定，而来自于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与每个个体的关联性。以民族复兴的目标来说，只有在它与每个中国人的平等、尊严和自由诉求发生有机联系的时候，才能产生共振。比如，“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讲的是社会福祉,又指向每个具体的公民，因而不言而喻地具有凝聚公众的公共性。
如果说，三十余年的改革最主要的成就是市场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发展，那么，现在重建公共社会与保护自由已经同等重要。公共社会的成长，是市场自由和持续繁荣的补充与支撑；假如公共社会无法建立，无法为社会矛盾提供释放和纾解的空间，个人诉求也无法汇集为一种公共认同，只能转向市场认同的手段，这样更容易形成利益导向，滚雪球似地加重了利益群体的议价能力，甚至走向冲突。
在社会建设呼声日涨的今天，政府通过公共财政建立可持续、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持繁荣、市场自由和民族复兴的基础和保障。政府机构需要强调其公共性。“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本来就应该有的内涵，没有公共性不成政府，不为公众服务不成政府。政府的公共性危机的肇因往往是轻率地偏向某一利益集团而抑制其他利益相关方，而克服公共性危机和信任危机的不二法门，则是以中性的公共服务者定位，协调和整合各种利益诉求。不过，它的前提是政府与社会各阶层必须同时保持充分有效的沟通，要么是政府主动向社会开放，主动走入社会，开拓吸纳各个社会群体声音的通道，要么是社会各种声音都能得到平等而自由的表达。这种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也正是社会建设提升效率的手段。
一个公信力为前提的社会信用体系同样重要，它需要被重新定义与划定边界，某种程度上它是无形的，但却是有效的。商业信用体系的建设，虽然以其专业性和职业伦理来保证其系统的独立，仍然无法取代公共信用。仍在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市场信用体系在美国和欧洲所面临的危机。无论是信用中介机构主导的美国模式，还是政府和中央银行主导的西欧模式，都需要面临商业信用机构如何超越机构自身利益的悖论。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公共媒体的参与，在中国，公共媒体的公共信用基础较好，自我纠错能力也较强，当然媒体本身也面临如何理解公共利益的难题。
持续繁荣和民族复兴的主要挑战，还在于各种社会断裂和冲突。而促成社会和解、化解危机的最好办法，并不是零星的社会工程，而是为各种社会声音提供平等的机会、对话的平台，这是真正基业长青的道路。市场力量必须意识到，社会分化和断裂可能引发的社会震荡，迟早会将矛头指向市场自身，危及持续繁荣的前景。市场力量同样需要推动社会的多元声音和公共意志充分呈现，以对话达成谅解，并学会妥善处理市场发展所产生的麻烦。同时，以社会创新的方式推动社会和解，缓解市场与社会的矛盾，是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向。
时势不同，应对有变。十年前，我们创刊，认为最重要的是市场自由的发展、全球经济的融入、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弱者的救助；我们相信，自由不仅仅是一种价值，更是其他价值的溯源。今天，新的十年开始之际，社会格局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似乎又是一个盛大场面的开幕时间。中国的传统智慧说：有为，是为了无为。我们相信，在未来十年，通过包容式发展，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文明社会”的雏形，使政府、市场、社会齐头并进，使得每个人都能够领略到生活的真正目的：不卑不亢、不独不众、不仰不俯、不颂不哀。从而呈现持续繁荣和民族复兴的含义，从而建立中国与世界的崭新关系。
下一个十年，让我们倒数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责任编辑：郝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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