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伯南克令中国控制房价上涨努力泡汤
　　亚洲没有美国的病，却陪美国吃治衰退的药。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治的是美国两次探底的重症，虽然在那里没有通货膨胀，在亚洲却触发了资产升值
　　最近，中国政府在抑制房价上升，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在做同一件事情。可是伯南克在Jackson Hole的一番话，令亚洲当局控制房价上涨过快的努力泡汤。
　　在联储年会上，伯南克表示美国经济的状况比预计的更差，尽管经济陷入两次衰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美国货币当局随时准备着在有需要时，进一步出手拯救经济，并列举出联储可能做出新的扩张政策的几个选择。换言之，伯南克铁定了心要救经济，衰退不结束，他誓将量化宽松进行到底。流动性过剩趋向常态化。
　　其实伯南克所罗列的措施，全是量化宽松的延续。量化宽松政策在去年三月推出，对稳定市场信心、制止资金断流颇为有效。不过在刺激经济上就显得力有未逮。量化宽松是将资金送到银行手中，但是银行是否将流动性借给有需要的企业和个人，则在联储控制之外。由于中间环节的传递失效，联储的货币政策，如同试图用绳子移动眼前的物体。
　　笔者以为，联储需要的是信贷宽松，而非量化宽松。如果银行不启动信贷，再多的流动性流向银行，也难刺激美国经济。然而伯南克给世界的许诺，不是寻求新的政策角度、创新政策工具，而是再加码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政策，也许对拯救美国经济效果不彰，但对刺激亚洲房地产市场却是立竿见影的。亚洲金融体系并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实质性打击，各国均面临高储蓄率与资金苦无出路的问题。亚洲央行在危机中纷纷将货币环境调为超宽松状况，而在本地经济强劲复苏后，退出政策却明显滞后。亚洲不同于美国，通货膨胀威胁已起，负利率情况越来越严重。以目前的超低利率看，租金回报高出按揭成本，买房比租房划算，从银行借钱比在银行存钱划算。于是亚洲的银行储蓄流进房市，各种热钱的故事更将一个流动性驱动的房市，变成人们茶前饭后的谈资。
　　房价暴涨，并非央行所愿，它既拉高营商成本，也有制造泡沫之嫌，当局纷纷祭出「打房」措施。然而笔者对这些政策的长期有效性，抱怀疑态度。这轮亚洲房市的上升，根本原因是钱太多、利率太低、通胀预期升温。货币政策不改变，用行政政策治水其实是堵水，而非疏导。
　　更大的麻烦是，亚洲国家多属美元区，本国货币或明或暗地与美元挂勾。亚洲没有美国的病，却陪美国吃治衰退的药。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治的是美国两次探底的重症，虽然在那里没有通货膨胀，在亚洲却触发了资产升值。除非亚洲各国愿意在汇率上与美元脱勾，营造本国独立的货币政策空间，不然伯南克的流动性，就是我们大家的流动性。

　　章玉贵：中国经济即将落入失落的十年？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假如中国在产业升级、福利增进和破解外部约束等方面稍有松懈或出现战略性失误，则经济也有可能坠入失落的十年。为此，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增进福利，理应作为未来十年中国须臾不可松懈的战略任务来抓。
　　美国哈德森研究院（Hudson Institute）的学者约翰·李（John Lee）日前撰文警告，中国在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即将落入经济失落的十年，所承受的痛苦将比日本大得多。因为制度不够成熟完善，大多数中国人无法享受经济成长的果实。
　　其实，哈德森的上述观点并无甚新意。了解中日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的人都知道，中日之间简单的经济规模比较，根本没有意义，国民实际所得和基于财富增长的福利享受，才是民众最为看重的。日本和国际舆论之所以对日中经济数据此消彼长格外敏感，盖因今日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了强盛时期的前苏联。况且相较于当年的前苏联，中国经济结构显然优化得多。再从增长潜力来看，尽管原有的比较优势在逐渐失去，但中国培育新竞争优势(310368，)的能力一点也不容低估。更令一向优越感十足的发达经济体不放心的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成长，提供了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和获取相应话语权的基础性条件。国际经济格局长期由主要发达国家把持的局面，恐怕今后很难持续。
　　国人也许会在日后不断感受到大国经济带来的诸多好处，但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我们更应关注的是，这些年来高速增长的负效应正在不断显现，中国这棵经济速生树在长成参天大树之前是否应来一次全面彻底的体检？如若不引起足够重视，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若不能找到有效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从这个意义上说，哈德森的警告，并非哗众取宠。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首先，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中国迄今仍未取得根本性突破。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和技术性条件尚在建立和形成之中。环视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排在前六位的经济体，中国无疑是其中经济制度欠完善和整体技术水平较为薄弱的国家，国民福利水平亦是最低的，这就为经济持续增长埋下了不利的种子。且不论整体实力遥遥领先的美国，也不说工业实力雄厚的日本和德国在巩固自身优势方面的那股韧劲，就拿经济实力有江河日下趋势的英法两国来说，尽管有部分国际舆论在预测未来世界经济竞争主角时已用印度和巴西来替代他们，但谁要是忽视了这两个老牌工业强国（别忘了英国还是顶尖金融强国）的惯性优势和在维护既有地位方面的资源整合能力，谁将迟早为之付出代价。例如，英国深知，经济规模被中国超越之后是不可能再追赶上来的，但英国一定会深耕金融优势、夯实基础研究，并致力于提高工业技术和设计水平，而且英国对前沿技术的先期投入今后将进入收获期。而这正是中国的短板。假如中国在吃尽制造业红利之后没能实现产业的整体升级，而服务业成长空间又不能相应扩大，则不仅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还会面临价值洼地国家日益严峻的竞争挤压，届时经济出现更严峻的挑战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中国在市场与法治方面的补课，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是经济转型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仅仅这两个环节，就够决策层伤透脑筋的了。
　　其次，福利增进作为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困难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减震器，理应作为在未来十年里中国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过去30年间，中国尽管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但宏观经济风险却在不断累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尽管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在追求经济效率和财富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拉大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施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的确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但没有人相信，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能够建立在经济结构日渐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因此，政府应当思考并切实付诸行动的是，如何在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通过适当的分配制度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向民间尤其是广大民众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早日建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三，破解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外部约束条件，也是考验政府智慧的艰难命题。笔者曾说过，今日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并非下一步该跃上哪级台阶，而是如何避免日本在进入5万亿美元俱乐部之后所患的巨型经济体综合征，并尽力避免在西方热捧的所谓中国模式中滋生焦躁心理。20年前，掌握最多力量工具的美国既然都可以将在同一战壕中的日本间接拖入失落的十年，难道今天就不能如法炮制敲打中国？尤其当美国正处于相对实力下降、维护国际地位成本不断增加的敏感时期，美国更有这种战略冲动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从今年以来美国在经济、金融以及地缘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围堵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只要我们稍有松懈或出现战略性失误，就有可能付出沉痛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