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檀：收起道德的剑 祭起法律的旗
　　28日在香港举行的国美特别股东大会，以陈晓获胜而告终。
　　国美大战不是清宫戏，不是阴谋战，而是中国公司制度建设上、中国公司民主史上的重要时刻。在这一时刻，推动社会的进步需要两种美德：一是对法律与规则的尊重；二是基于现实利益基础上的理性博弈与善意妥协。
　　国美是一家具有独立品格的公众公司，黄氏或者陈氏为国美掌舵，都是特定程序下的选举结果，他们对全体股东具有信托责任，业已公开承诺努力让股东与个人的权利到最优，亮明了对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实现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市场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我们看到的是现代企业的信托责任，不存在白帝城托孤的刘备，不存在水泊梁山的山大王，英雄意气必须与公民社会的规则相结合，才能产生出新的价值。既然黄光裕与陈晓方都已做出公开承诺，我们就能根据选举之后的践行程度，给双方的规则意识、大局意识甚至民族意识打分。如果有一方没有实现承诺，或者显现出对大多数投资者的恶意，那么弱势一方必须得到法律的救济。
　　国美争斗双方需要学会在公开公平的制度平台上，进行理性博弈与善意妥协。黄光裕需要的是对国美的控股权，投资者需要的是公司未来的长期健康发展预期，从家电连锁、公司高管各方关系处理而言，陈晓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制度可以并且已经提供给双方理性博弈的平台，通过重新订立公司内部的宪章，黄光裕家族可以获得创始者的金股制度，对重要议项采取一票否决制，而以陈晓为代表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他们不应该成为山大王手下的鞍前马后毫无尊严的打工仔，而应该通过激励机制，根据业绩获得尊严与荣耀，或者职业生涯的低分与低薪。
　　一个公民社会真正的企业家，不仅需要创始人的英雄草莽气，更需要成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与遵守者。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需要的不仅是丛林时代的猛兽，更是理性、与自然和谐的百兽之王。
　　如果黄氏家族重新回到前台，在市场初定之后对陈晓等人大开杀戒，使后者在职场无立足之地，这不仅是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倒退，更是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倒退。此后，中国公司只有山大王与马仔、或者软弱的君主与篡位的权臣，董事会、大股东、职业经理人、股东大会等制度，名存实亡，形似神散。双方心怀戒惕，却能够通过制度约束对方，双方为了更大的利益，摒弃成见通过谈判建立成本与激励机制，才是现代社会的企业常态。
　　华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制衡机制，而后成为未来美国所有民主基因的种植者。独立后的美国非常松散，但他们有了三权分立这个根本体制，美国的建国者们不仅建立了宪法，此后各州纷纷通过他们自己的州宪法，在这些州宪法里，很多都包含了今天的权利法案的内容，即以法律的名义保护个人的自由。各州的利益各不相同，方向之争无法调和时，由战争来决定，因此有了美国历史上惟一的内战--南北战争。其他大多数时候，则通过建立制度或者为原有的制度背书，求得共识，社会只需付出最小的代价，就能获得更平稳的进步。
　　有人担心黄光裕的专断，有人担心陈晓与境外资本的结合，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制度进行制衡。在缺乏制度制约的场合，个人的个性与路径选择有可能成为企业悲剧，有时甚至夸大为国家悲剧；而在制度执行较好的场合，企业家的个性将为企业添光加彩。黄光裕可以保持个性，但不能突破规则的底线；陈晓可以有自己经营理念，却不能违背信托机制损害境内投资者权益。
　　与股东大会陈晓获胜相比，程序正义与理性精神更值得关注。如果双方能够进行善意妥协，那么国美事件不仅是公司法治制度的胜利，更是理性精神的胜利，为未来中国公众公司在全球的发展打开了一扇门；如果双方无法妥协，直至鱼死网破，而公众被清宫戏的阴谋论所挟裏，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封建文化与丛林文化的现实，在制度建设上更加务实、在制度细节设置上更加明确。法治与法律的独立、未来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是中国发展必经之路。

　　谢国忠：隐形通胀 隐形加息
　　事实上，通胀不可避免。为防止通胀失控，有必要升息至高于通胀的水平，即让实际利率为正
　　我最近买了一款银行理财产品，回报率为1.4%，限制条件是每天只能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赎回。官方的活期存款利率是0.36%，这个产品高了1%，算是补偿不能随时提款带来的不便。银行还向我推荐一款三个月不能赎回的理财产品，利率为2.4%，比官定的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1.71%）高出70个基点。银行的存款竞争日趋激烈。显然，提高利率是为了竞争，当然名义上是不能违规的。而在贷款方面，按揭利率打折的做法已减少或者取消，企业贷款也没有利率优惠了。2010年下半年，如果实际的存贷款利率各升50个基点，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
　　市场正热议中国是否会加息，实际利率已经在上升了。政府通过控制银行放贷来限制货币增长，货币供应已从去年的激增状态恢复正常。7月的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7.6%，增速较一年前回落11.5个百分点。显然，行政措施收缩了信贷市场。企业在抱怨贷款难。
　　有了这些行政措施，是不是就不需加息了？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的贷款政策对某些企业很有利，因为降低了它们的借款成本。例如，大型国企仍可以很低的价格借到钱。但其他企业的借款利率会大幅上升。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款可贷的。它们只能到境外发行高息债券，即使考虑到未来人民币会升值，它们仍须支付两位数的利率成本。
　　即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增长的国家，17.7%的广义货币M2增速也算是很高的。那么，信贷市场为何还如此紧张？答案见去年在宽松信贷政策下创建的那些项目。他们必须继续贷款才能维持。在中国，贷款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借款人。这需要用更快的货币增长，才能让贷款环境恢复中性。一旦货币供应放缓，信贷市场就会吃紧。如果货币供应持续放缓，许多企业会拖欠银行贷款，这样的情形在1994年的信贷紧缩时出现过。
　　加息并不能充分地反映存贷款吃紧的情况。显然，加息会把一部分借款人挡在外面，从而遏制货币增长或防止利率上升太多。因此，信贷需求不太可能将利率推高到应有的高度--起码比现在多出三个百分点，尤其是存款利率。但是，通胀预期以及其对存款的影响却有可能。
　　居民存款对存款增长的贡献正在减少。今年7月，居民存款与债务之差为18.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8.3万亿元略增。而2008年7月到2009年，这个数字增加高达3.8万亿元。数据表明，居民的存款意愿在下降。货币扩张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流入。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情形将非常脆弱。
　　我刚在附近的餐厅吃了一碗辣味肥肠汤。汤里看不见肉。这是一个隐形通胀的典型例子。我常去吃的附近的火锅，料越来越少。说不定某一天真的成了清汤了。肯德基的套餐小的可怜，一个孩子都要吃两份才能饱。我不知道统计局算出，食品供应对通胀的影响在减小。
　　尽管统计局的通胀数据很低，但居民的行为清楚地表明，其感受到的通胀或预期要高的多。诸多食品的价格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房租也以两位数的增长率上升。这两部分占了家庭生活成本的一半。即便大多数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不受租金上涨的影响，但估计的租金成本仍相关。房地产价格不计算在CPI之中。但估计的租金成本应包括在内。否则，这部分开支占了居民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却永远不会计算在CPI之中。政府控制着公用设施和交通运输的价格。尽管他们通过补贴手段降低价格，市场化的那些公用设施和交通运输，还是显示有很高的通胀率。这就是居民存款意愿下降的根源。
　　尽管居民的存款意愿显著减少，但利率没有明显升高。原因是企业存款非常强劲，这些钱源于贸易顺差，还有赌人民币升值进来的热钱。二者都是由全球宽松的货币环境造成。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尤为重要。如果人民币预期的突变，或发达国家因通胀压力收紧货币政策，中国货币环境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未来几月，中国的利率将继续上升。2011年上半年，利率上升可能会实质性加速。不过，利率水平仍然无法与价格步调一致。通胀压力是基于货币供应水平，而不是边际变动。月度的经济数据对通胀不会有实质性影响。事实上，通胀不可避免。为防止通胀失控，有必要升息至高于通胀的水平，即让实际利率为正。未来几年，当货币存量催生通胀时，要维持稳定，这是唯一办法。否则，一旦外部货币环境突然变化，中国将可能硬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