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货币政策应回归本质
　　欧债危机爆出的主权信用风险敞口已发出警告：财政刺激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极限游戏。不过，完全以国家信用独立支撑的货币政策则似乎尚未迎来刺激边界。
　　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两年来，一些国家央行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并未制造出新的超级泡沫，即便是通胀也显得相当温顺。这为这些国央行壮了继续进行刺激的胆。以美联储为例，伯南克在表达了美财政赤字不可持续、亟须考虑缩减支出的同时，也暗自庆幸其货币政策不仅并未走进穷途末路，而且还可以继续维持扩展。
　　无疑，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态度是极具传染性的。英国、欧盟和日本目前也打算维持目前的刺激性货币政策。同时，人民币持续不退的升值压力，促使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选择按兵不动。
　　鉴于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通胀水平，8月份CPI已达到了3.5%，这意味着利率上调的触碰线已再度超越，不少专家认为，加息已在所难免。然而，当前国内主流观点，一方面继续沿用结构性通胀来诠释通胀，并以季节性的农产品(000061,)价格上涨佐证通胀的暂时性和翘尾性；另一方面央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不断重申今年能够把CPI控制在3%以内，以动态的3%全年目标值来舒缓市场要求加息的动议。
　　当前货币政策的谨慎源自于决策层基于经济增长与通胀的选择中择重前者，即决策层认为目前通胀可控，完全可以暂时性地容忍通胀以促进经济稳健增长。事实上，当前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似乎已默认了容忍通胀以换取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向。
　　应该说，这是一种带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取向的货币政策安排，是各国货币当局自塑的合目的性政策框架。其实，其背后涉及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一般性命题---货币政策的立命之本和做出决定的判断依据问题。
　　中央银行史显示，货币政策并非是凌驾于金融市场之上的指挥棒，中央银行只能基于市场判断调整政策目标的名义利率，使政策目标的名义利率扣除通胀因素后，等于或接近于金融市场形成的自然利率。由于自然利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无法度量，所以央行只能通过特定阶段的通胀率状况，来判断政策目标利率孰高孰低。如果无视市场传导出的这一明确信息，将干扰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助长商品和资本价格指数上涨，放大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风险敞口。
　　因此，如果说欧债危机以更显性的风险预警对财政刺激计划发出警示的话；那么发达市场的信贷紧缩、债务紧缩，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上涨、资产价格泡沫则以相对隐性的风险预警向各国央行发出警示：罔顾市场警告不仅妨碍经济复苏，还将加剧全球性的恶性通胀风险。

　　陆志明：亚洲要预防集体身陷东亚病
　　对外顺差不断增长、贸易摩擦加剧、本币升值压力加大;对内房地产等资产市场价格日趋失控、宏观调控无力、内需始终无法有效成长从而取代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这一群体现象正日渐在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蔓延。
　　根据IMF的报告预测:韩国2010年经济增长率可升至6.1%,人均GDP有望在危机之后重上2万美元;与此同时,韩国总统李明博却于近期表示韩国经济成长的成果尚未惠及全民,对此我内心深感沉重。事实上,不仅仅韩国,很多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例如,新加坡今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本币升值压力加大,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房地产价格却屡屡失控,以致近期不得不出台政策降低按揭贷款比例来调控房价走势。
　　或许从目前来看,这个问题还不算是很严重,然而从长远来看,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一极,东亚经济集体出现类似的经济症状,需要提前引起关注,并制订相应对策,以防出现东亚病影响到这一地区长期稳健增长。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韩国、中国还是新加坡、泰国和印尼等地,均师承日本当年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赶超模式。日本二战后一方面接受西方援助,重建战后经济恢复;另一方面则加快本国的技术赶超,力争通过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占领全球市场。正是通过这两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日本才得以在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后来的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仿效日本,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起飞并得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从而带动了东亚更多国家的加入,如中国、印尼等地。这些国家与地区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渐摆脱贫困,并期待更进一步,取得像亚洲四小龙那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然而现实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外部经济政治状况已较日本当年显著不同。欧美传统发达国家开始审视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对其全球经济统治地位的挑战,并针对这些新兴经济体制订了很多应对措施,如在东亚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之前就逼迫其本币升值,以降低出口产品竞争力;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垄断优势,通过国际汇率、期货、证券市场共享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成果等等。最新动态是奥巴马开始提出与东亚国家争食的出口重振计划。
　　发达国家对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总体战略思路可以归纳为限制性发展:既共享其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成果,如消费其廉价商品和资金回投欧美,同时也采取货币升值、出口限制等手段将其发展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以此确保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对发展优势和经济政治吸引力。
　　其次,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内部技术进步等内生性持续经济增长力远逊于当年日本。正所谓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点也是最为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日本早于二战前就已经在技术、企业实力和综合国力方面在发达国家行列占有一席之地。二战后之所以能快速复原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本国工业经济基础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而韩国、中国等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基础则相对薄弱很多,由此引起的问题是:一旦初期的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了需要升级的瓶颈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会受限,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为了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选择了日本在步入发达国家之后才兴起的房地产经济来进行支撑。
　　房地产经济能够有效地刺激内部需求,同时也使实体经济有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调整经济结构的缓冲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同时这一经济政策具有非常巨大的潜在负面影响,一旦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与经济增长、本币升值带来的资产泡沫结合,那么即便是威权主义、家长制的政府管理模式也难以实施有效的控制。一旦房地产市场价格超出监管者预期快速飙升,那么由此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物价随资产泡沫过快上涨、房地产价格过高引发年轻中产阶层的焦虑、资本品市场过度投机带来金融系统性风险等等。
　　此外,房地产经济提供的产业结构升级缓冲期也未必能够真正起到作用。很多情况下,苟且于一时反而助长了企业与个人的惰性,不将其逼入绝境往往无法激发其创新的动能。一旦房地产陷入泡沫化困境,技术进步又未能实现,那么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危机将会隐现。而此时,欧美发达国家又树起贸易壁垒,新兴市场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到内外交困的不利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