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伟：如果不知钱往哪里投 那就买牛股
　　百度词条显示：王亚伟，1971年生，经济学硕士。曾在中信国际合作公司，华夏证券工作。1998年加入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历任兴华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1998.4-2002.1），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01.12-2005.4）。从2006年开始执掌华夏大盘基金，四年创下了十倍的收益率，成为传奇基金经理。
　　无论用哪一个指标衡量，华夏大盘精选基金都名副其实地位列投资者心目中的好基金之选。从2005年底到2009年底，王亚伟操刀的华夏大盘精选基金的净值从1元上涨到10元。
　　作为华夏大盘精选的基金经理，能做到业绩翻番，在王亚伟看来，无非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投资目标--既要追求绝对的收益，又要追求超越指数，还要追求战胜同行。
　　在我看来，三个目标里面，实现绝对收益是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大前提。实现了这个目标，才谈得上其他的目标。王亚伟说。
　　王亚伟旗帜鲜明支持成长股，他表示，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一轮牛市中，投资成长股的收益率一定会大于价值股。
　　王亚伟认为，牛股不存在流动性的问题，他明确表示：在市场给予流动性以溢价而不是给予成长性以溢价的时候，正是买入成长股的最佳时机。
　　施拉普纳说过，当你不知道把球往哪踢的时候，那就往对方的球门踢。如果你不知道把钱往何处投，那就买牛!王亚伟笑着告诉记者。
　　王亚伟认为，选对牛股是获得超额利润的最重要来源，比如泸州老窖的投资价值就是由华夏基金管理公司率先发掘。
　　但王亚伟却反对盲目追逐热门股，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跟随热点买股票，就像黄金周登黄山，春节去三亚，热闹固然热闹，却与你观光休闲的目标大相径庭，除非你觉得与人斗其乐无穷，才会参与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博弈，如果你真正想让资产安全稳定地增值，一定要另辟蹊径。
　　对此，王亚伟解释说，投资像扑点球一样，事先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测你应该扑向哪边。没经验的守门员只能靠赌，这次扑左边，下次扑右边，或许有蒙对的一次。有经验的守门员会事先做一些功课，他会了解不同的对手罚点球的时候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偏好，他会在对手跑动的过程中全神贯注地观察，在出脚的一瞬间，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判断。所以，成功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我会尽可能做好各种准备，在机会来临的时候，能够尽可能地做出及时、有效地扑救。王亚伟说。
　　学生时代投资兴趣浓厚
　　王亚伟对投资的热爱早在大学时代就埋下了种子。1993年，刚上大四的王亚伟就开始买《中国证券报》，该报刚创办，一周只有两期，我还到编辑部买了合订本。从那时起，王亚伟开始积累对股市的认识。其实，王亚伟本科学习的不是财经，而是电子专业，班上只有他一个人选修了清华经管学院的企业管理双学位。
　　很多人都对王亚伟的启蒙老师和偶像很好奇，说起来，对王亚伟投资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彼得·林奇。
　　王亚伟曾经表示，作为共同基金行业最成功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的成功经验最有可能在中国的共同基金行业得到复制，而巴菲特、索罗斯虽然同样成功，甚至更成功，但他们的成功经验却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共同基金行业。
　　王亚伟进入证券业最早接触的就是彼得·林奇的书，比如《在华尔街崛起》、《战胜华尔街》，这使他在投资生涯的早期就对投资成长性股票有了相当的认识。
　　1994年夏天，王亚伟带着电子与企业管理双学位证书，离开了清华大学的校园，在中信下属的中信国际合作公司工作了一年。为了在证券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王亚伟于1995年下半年加盟华夏证券，正式跨进证券业大门。
　　1998年，王亚伟从华夏证券转到刚刚设立的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开始了他从事基金投资管理业务的历程。
　　谁是王亚伟？
　　王亚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对于投资，他观点鲜明，就事论事，并不会讲很多玄妙的思想与理论，说到自己，他更是特别的简略。虽有同事透露他爱好电影、音乐和摄影，王亚伟却表示，因为没有时间过多的投入，只谈得上有点喜欢而已。
　　王亚伟表示，在业余时间会尽量不去想股票的事，虽然有时候也有压力，但会想办法让自己保持轻松的心态。
　　对于业绩排名，王亚伟认为，为投资人谋取最大收益是基金经理的职责，需严肃对待，而排名只是一场游戏。如果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以严肃的态度去对待排名游戏，其后果可能导致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严肃的工作，这就背离了投资管理行业的职业精神。
　　所以，无论是投资者、媒体、基金管理公司还是基金经理本人，都不必过分看重排名，尤其是短期排名。

　　樊纲：5年后国民收入差距更大 5-10年内不会逆转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上周五出席万事达卡2010高峰论坛表示，5年后，国民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他认为，收入差距拉大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
　　樊纲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制度和体制问题、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公共政策缺陷的问题。目前在中国超过30%的劳动力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而美国只有2%，韩国只有6%。另有30%的劳动力属于农民工不干农活，而是在工业和服务部门打工，他们的平均年工资虽只有1500美元，但已比农业劳动力高得多。不难理解，竞争压低了非农工作的工资：在过去15年中，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大约以每年10%~12%的速度增长，但农民工真实工资的年增幅只有4%~6%。结果，低端劳动力和专业人士及投资者的收入越拉越大。

　　罗奇：亚洲能否再平衡 中国决定成败
　　后危机时期的全球再平衡仍然让我们捉摸不定。大约是10年前的夏天，我作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最初提出，一个不平衡的世界需要大规模的整合。我的全球再平衡论题的关键是：世界的储蓄水平是不同的，如何去整合它们。我希望美国能够提高储蓄、投资和出口，而爱存钱的欧洲和亚洲需要通过刺激消费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这样的结果是：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差额将会缩小。
　　怀疑者提出反驳，不平衡的状态已经不是一天了。一些人甚至还认为全球储蓄的不平衡是世界最终消费者（美国）和新兴生产者（以中国为轴心的发展中的亚洲）的共生体新象征，这种合作关系是新型的，也将是永久的。在一段时间里，这种声音被证明是正确的。在质疑的漩涡中，世界开始设法维持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但因此，它却差点陷入了深渊。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很明显是常年以来全球不平衡增长的体现。在美国，过度的消费达到了极点，创历史纪录，占GDP的71%，但美国的国内净储蓄率（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经过调整后的储蓄总和）在2008年首次下降到负值，并在2009年持续下降。因此，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扩大到6%。同时，当中国成为泛区域增长的领导者时，亚洲还身陷于上世纪末的经济危机后的重塑，这样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储蓄国。
　　现在，全球经济为在已经危险的不平衡上增加赌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后危机的余震很可能让主要经济体的需求增长在未来几年徘徊不前。日本数十年的低迷有可能会发生在其他的国家。由于充沛的资产和债务泡沫，发达国家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有过度消费的文化传统，过度负债、低储蓄、就业不足，当然也包括依赖泡沫的美国家庭现在正面临着未来多年的节约开支。负债累累的欧洲开始探索财政整顿计划，而这会阻碍经济的数年增长。
　　亚洲在过去的10年里改变非常大。这有助于在两次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完成过渡。在这段时间中，亚洲已经积极行动，避免自己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从上世纪末的不足1万亿美元提升到2008年5万亿美元。从策略上说，这一战略是明智之举。它提供给亚洲一个新的缓冲融资工具，本质上说，随手可以获得自我保险的资金，这样可能成功地为始料不及的全球冲击提供缓冲。
　　但是发展中的亚洲做得并不够。它没有摆脱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对其经济发展不利，这是其长久以来的经济发展特征，这一模式加剧了对外在需求的依赖--增加了该地区出口份额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末的35%增长到10年后的45%。这让这些地区在后危机时期处于不利境地--比以往更依赖外在需求。不幸的是，正当出口导向型亚洲的增长引擎亟须外部支持时，备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发达经济体恰好无法提供外部需求的支持。
　　亚洲需要提防新的令人不安的自满。我们不应该假设大危机之后和危机中的恢复已经成功解开了经济增长的束缚。后危机的余震（首先是美国，现在是欧洲）是一个警钟，严重依赖外需的亚洲应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我们不能沉溺于今天的恢复--这种反弹更多的是由于暂时的政策刺激而不是内在的活力，这种反弹多半是由于储蓄的作用而不是创新带来的。这样的挑战在中国体现得最为明显。
　　作为东方的主要经济体，亚洲是否能走上再平衡道路，中国将起到决定成败的作用。中国私人消费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向消费导向型经济的转变将使中国受益良多。但是，如果中国未能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转变，它将会因发达国家危机过后的外需疲软而深受影响。
　　对中国的这种转变我非常有信心，正在酝酿的十二五规划围绕促进消费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打造一张资金充沛的社会保障网、提高农村收入、以服务业为龙头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在接下来的5年里，预计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例会上升到45%，对这点我也不感到惊奇。
　　但是这只是对未来的预测，例外总是存在。同时，按照这一现状，我们期待已久的全球再平衡只是刚刚开始。西方国家经济正在下滑，可能在接下来几年里还是这样。只有当亚洲获得35亿消费者的支持时，我们才能保证亚洲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新的源泉。
　　所有的这些都可能导致全球再平衡的延期，这种延长是痛苦的。同时可能会引起东西方之间令人不安而且危险的贸易摩擦，西方采取措施来保护处于困境中的工人，而东方试图减少贫困和吸纳富余的劳动力。
　　如果说世界没能勇敢地面对10年前再平衡的决心，那么今天，这种挑战将变得更加急迫。当不平衡被忽略时，大危机就出现了。我最大的担心是：不平衡的世界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

　　鲁比尼：发达经济体难逃U形复苏路
　　自从2008~2009年的经济衰退后，经过大量的货币投放和财政政策刺激以及财政援助，人为刺激了全球经济，但由于这些措施效果的减退，现在全球经济迅速下滑。更糟糕的是，诱发这场危机的过剩性问题，私人部门（家庭、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甚至很多的公司部门）过多的债务和杠杆效应还没有显现出来。
　　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几乎还没有开始。除此之外，在发达经济体里的公共部门有重新杠杆化的趋势，这些发达经济体有很大的财政赤字并累积了很多的公共债务，而这种局面的产生都是拜自动稳定器、反周期的凯恩斯财政刺激政策以及金融体系社会化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所赐。
　　最好的情况是，随着家庭和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以及政府开始影响消费和投资，在发达经济体，我们面临着没有活力且长期的低增长趋势。这可能已是最乐观的局面。在全球层面上，消费过多的国家（美国、英国、西班牙、希腊和世界其他地方）现在需要去杠杆化以及需要节约开支、减少消费和减少进口。
　　但是储蓄太多的国家（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德国）并没有为了弥补去杠杆化国家所导致的消费下降而投入更多消费。因此，全球经济需求总体是很疲软的，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全球经济减速在2010年二季度已表现得很明显。随着大部分国家实行财政紧缩计划，财政刺激将会消失。助力增长的好几个季度的存货调整将会发挥作用。透支未来需求的税收政策（比如说对购车购房者的刺激）所产生的效果将会随着这些计划的失效而消失。就业市场环境依然很低迷，很少有新的工作机会产生，消费乏力。
　　即使我们可以避免W形的二次探底，但发达经济体很难逃过一条难熬的U形复苏路。在美国，2010年上半年的增长已表明全年的增长很低，第一季度是2.7%。估计增长会进一步放缓，在下半年会降到1.5%，这种放缓将一直持续到2011年。
　　不管美国经济表现到底像什么字母（是W形还是U形），接下来有可能会发生衰退。就业市场表现一般、周期性财政赤字、房地产价格的下降、银行抵押所产生的巨大损失、消费者信贷和其他的贷款，以及美国国会可能对中国采取的保护性的贸易政策所产生的风险，都有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
　　在欧元区，前景更加糟糕。伴随财政紧缩计划的实施以及股市的惨淡表现，欧元区的增长在未来有可能会接近于零。国家、企业以及银行间流动性变差会增加资本的成本，风险厌恶的增加、波动性的增加以及主权风险的增加，将会损害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欧元的走弱将会有助于欧洲外部的平衡，这种走弱的收益将弥补美国、中国和新兴亚洲国家的出口和增长前景所产生的损失。
　　即使在中国，也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的迹象，这是由于政府试图控制经济过热。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以及欧元的走弱，将会进一步放缓中国经济的增长，让其11%的增长率下降到年末的7%。这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和商品丰富的发达国家（它们严重依赖于中国的出口）来说是一个坏消息。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日本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该国惨不忍睹的实际收入增长率正压抑着内需。与此同时，其对中国的出口则处在几乎不增长的窘境。潜在的低增长率也让这个国家痛苦不堪，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包括结构性改革的缺失、政府的弱势和不力（四年内出现四位首相）、大量公共债务的积聚，其他原因包括人口结构不利趋势的显现以及在全球风险规避期间日元的走强。
　　任何一个额外的冲击都将会把不稳定的全球经济逼到更深的衰退中。
　　这种潜在冲击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可能会加剧，从而导致新一轮的资产价格修正、全球风险厌恶、波动性以及金融传染。资产价格的修正以及经济放缓，这些恶性循环加上并没有预期的突然下降，会导致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以及增长的进一步走弱。
　　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我们并不能排除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如果真的发生了军事行动，石油价格可能迅速攀升到顶点。石油价格的飙升成为了2008年夏天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这一局面可能在两年后重演。
　　最后，政策制定者所使用的工具已经殆尽。其他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微乎其微。发达经济体能采取的进一步财政刺激政策的空间很小，金融机构太大很难挽救，摆脱这种局面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
　　发达国家经济会沿着一条V形轨道快速复苏？乐观主义者的这一希望已经幻灭。摆在他们面前的其实是一条漫长的U形回升路。在某些国家，比如说欧元区国家和日本，可能会经历很长时间到达L形的近衰退状态，要想避免双底回落是很困难的。
　　世界正上演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复苏，这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希望。但由于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是独立于其他经济体的，所以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高度依赖于紧缩的发达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