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建设关系到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安居问题，在整个住房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然而，保障房由于其特有的性质，建设进度和建筑质量往往不尽如人意。就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8天内两度强调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后不久，有媒体披露，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九大部委联合组成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督察组将联合督察问责，约谈没有完成任务的地方政府，督促加快保障房建设的进度。
　　保障房的建设是安居工程的核心任务。由于房价的持续上涨，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购买能力持续下降，居住条件未能得到有效改善，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因此，加大保障房建设的力度，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居住权利，就显得格外紧迫和必要。此外，受严厉的政策影响，商品房的开发和建设短期内陷入了一个低谷。而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来补位商品房投资下降，就变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保障房建设以来，和蓬勃发展的商品房相比，保障房的建设始终不尽如人意。以今年为例，国家确定了保障性住房和改造棚户区建设住房580万套的任务，并已和各地签订协议。但从上半年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地方住房保障工作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即使是完成较好的福建省，截至目前也只建成保障性住房25828套，完成投资39.5亿元，仅占年度计划投资的42.2%。
　　保障房建设的速度缓慢，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资金筹集困难。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普遍比较紧张，有不少地方甚至负债累累。即使是财政较好的地方，也由于保障房建设的规模较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显得捉襟见肘；二是利润微薄。和商品房的暴利相比，保障房只有3%~4%的利润，微薄的利润难以引起开发商的兴趣。
　　其实，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妨将保障房建设的任务交给国有房企，通过政策的规定，国企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保障房建设的主力。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属性决定了他们有义务专注于保障房的建设。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全体人民，这与非国有企业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国有企业除了从事少数竞争性的产品生产外，更多地应该从事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不是与民争利，而是应该还利于民。
　　另一方面，国有房企也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保障房开发和建设。经过抓大放小式的国有企业改革，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普遍规模比较庞大。再加上金融系统的大力支持，国有房企的资金筹集能力要远高于非国有房企。据统计，目前仅中央国有企业现有三级和三级以上的房地产经营主体500多家，资产额约1000亿元人民币。而国有房企较为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也有利于保障房开发建设过程中的事故追究和问责。
　　事实上，保障房建设也并非完全无利可图。如果开发模式得当，能够实现规模开发，也能成为国有房企的一种长期而又稳定的盈利途径。同时，保障房建设还能增强国有房企的社会责任，提升自身的品牌价值，这无疑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大好事。

　　
中金公司：个股炒作疯狂预示调整来临

　　中金公司发布最新研究报告称，中小板综指创出历史新高，活跃的市场背后同样需要注重风险。
　　31日盘面甚为活跃，中小板综指收盘创出了历史新高。从大盘及板块的走势上看，虽然两市指数出现微跌，但两市涨停板个股达到29家之多，这是近期比较少见的情况。风格及板块方面，近期新股板块成为短线资金大幅炒作的目标，而中小市值的新材料、光通信、农业等板块依然表现活跃，但权重板块则难以吸引资金大幅流入，从而导致个股活跃但指数收跌的局面。
　　中金公司认为短期内大盘股仍将因政策等因素而难有突出的表现，而火爆的个股行情营造出的赚钱效应仍有可能吸引资金流入中小盘和一些题材个股，从而中小盘和一些题材个股相对而言仍有可能表现得更加活跃。不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个股炒作进入疯狂阶段后往往预示的调整的来临，更何况目前活跃的市场行情是建立在国内经济出现下滑而国外经济有二次探底隐忧的情况下，从而中金公司提示投资者需要开始警惕活跃市场背后的风险。
　　往后看，虽然昨日的部分强势股仍有可能延续，但中金公司不建议投资者在当前时点盲目追高，前期获利较多的品种则可根据趋势逐步减持，以回避可能出现的强势股集体跳水。整体仓位上，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亦可适当降低仓位，以等待新的上涨趋势明朗后，再行介入。
　　消息面上，商务部与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署对口支援合作协议，结合此前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要多举措支持兵团上市公司做大做强，新疆建设兵团所属上市公司仍有望延续活跃。

　　
厉以宁：廉租房经适房无需遵循市场规律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当前的土地招标制度，出价高者得到土地，会导致地王现象不断出现，土地价格越来越高，房价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对此，厉以宁给出的建议是，改革招标制度，土地出让，不应是价高者拿地，而应是价低者拿地。所谓价低者得应该是，企业参与招标时不是报标土地价，而是报标房价或租房价，而出价最低者将最终中标。他认为，若能以此改革土地招标制度，则整个中国的高房价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市场经济规律应该是谁出价最高卖给谁，但是我们在这底下对于社会保障性的经济适用房的话，可以不完全按市场规律来做。怎么做法呢？就不是说谁出价最高就卖给谁，地王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
　　应该是由申请购地的人他提出一些条件。他讲我保证这个房子建九十平方米以下的，而且是给中低收入者购买的房子，所以我出一个地价，这个地价附带条件这个房子将来盖的规格、质量都写上去，保证价是在多少钱一平方米。假如我标到这个地以后，三千块钱、四千块钱、五千块钱，什么时候建成，这样的话政府就考虑不是以出价最高的，而是将来出价也可以，而将来的售价是最低的，就标给他。
　　主要是这样做，这样就把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问题给他解决了。整个的房价现在买不起房的，低收入者可以廉租房，中等收入者有平租房可以租，也有经济适用房可以买，而经济适用房是根据这样的条件，保证它的价钱低。这里重要的一个结论，是土地财政，这个地方政府专门卖地，在这两部分来讲不能使用于土地财政。因为这个廉租房是给最低收入者住的，而中等收入者，他如果是平租，都应该说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谁购买这个房子？譬如说按照刚才的做法谁购买这个房子？要公式，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档次的，防止有人利用这个来炒房卖。我们说一般性的炒房，他有时候不是买第二套房子，他是买个十来套待价而沽，这个情况是当前造成房屋供求矛盾尖锐的重要方面。所以这一点，政府在这里，土地财政不适合于这两块的，政府也可以批到一些钱，也可以得到一些钱，但是不以这个谁出价最高就给谁，这样的话，房价只有越来越高。
　　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主要是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应该把供给问题分开来办，首先应当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与低收入者，低收入者主要是廉价出租的房子廉租房，这一部分土地各城市应该纳入计划。要不断地满足低收入者租房子的要求，第二部分就是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虽然他们的工资一般还可以，比那个低收入者要多一点。但是在现在这个房价，大城市房价，他们也没有办法能够购买到房子要负好几十年的债，这部分我们应该采取单独的办法。第三部分那属于高档的住房，可以完全由市场来调整，这是少部分人的。

　　
星岛日报：奥巴马站在加税决策十字街头

　　当地时间31日刊出社论《奥巴马站在加税决策十字街头》。文章说，近来美国经济数据均见疲弱，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布什政府留下的税务优惠措施，存废已成焦点。从奥巴马政府立场来看，不延续税务优惠，得罪面临加税的一群，并有可能会被扣上拖垮复苏的重罪；如延续上任政府的甜头，可能引起部分基层选民不满，认为仍然宽待有能力纳税的人。
　　美国最新发表的连串经济数据均见疲弱，陷入长期衰退的阴影挥之不去，避险资金流入债市，令市场忧虑出现债券泡沫，又担心资金避险造成股市调整。不安情绪笼罩下，白宫面对布什政府留下的税务优惠措施，存废已成焦点。
　　布什主政时期，对于富裕和中产阶层实施减税，这个措施年底就会期满，是延续优惠抑或加回旧税，成为政坛主要议题，尤其美国中期选举将至，令到这个本来就非常敏感的经济民生议题，变得极具政治色彩。受惠减税的既得利益阶层，自然尽力施压，期望可以维持优惠。
　　不少重量级经济学者或投资分析师，近日纷纷发表悲观论调，认为美国消费不振，增长动力消失，担心全球有通缩威胁。他们都呼吁奥巴马延长高收入阶层的税务优惠，降低双底衰退的机会，这种论调实际根据有多强是另一回事，但至少在舆论上就形成很强压力。
　　从奥巴马政府立场，不延续税务优惠，当然得罪面临加税的一群，同时万一遇上消费滑坡，就会被扣上拖垮复苏的重罪；如果延续上任政府的甜头，等如继续大笔支出，而且可能引起部分基层选民不满，认为在不景时期仍然宽待有能力纳税的人。
　　是否延续税务优惠，涉及公共财产如何运用。金融海啸后，美国社会慢慢出现一种声音，就是认为政府经常厚待银行以及富裕阶层，甚至认为现时出现缺乏创造就业的复苏，是与资源错误分配有关。
　　现时美国商界部分人士指出，美国现时基建亟需投资，美国政府应该停止给有钱纳税的人优惠，把收回来的税款用于建设。他们又认为，美国的复苏不能只靠联储局印银纸，把资金注入金融体系，炮制一个又一个的泡沫。
　　民间对税务优惠有不同意见，同样地，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公共财产运用不时展示出有异于布什政府的想法，譬如他对中国大力发展高铁系统就相当感兴趣，声言美国应在绿色经济加一把劲。
　　美国对减税措施和如何运用公共财产的争论，对香港和全球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政制延续会否对复苏造成损害？一旦白宫决定终止减税措施，华尔街会否有激烈反应，股市和债市随之大幅波动？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深明措施的敏感性，相信在作出决定前，会先安排防震措施，至于是否奏效又是另一回事。
　　另一个较长远的可能冲击，则是金融海啸后，美国朝野开始讨论过往由金融带动经济的做法，是否可以和值得持续下去。这固然是由于个别银行家暴露出来的贪婪和自私，惹起了社会的不安和反感，担心情况持续下去，民生福祉时刻受到炒家豪赌左右；同时亦因为金融业的高增值，无法产生足够就业和令普通民众受惠。假如美国未来要走的路，会由倚赖金融业转向，盛极一时的银行界难复旧观，努力争取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香港，又会受到甚么影响和应该如何自处呢？

　　
武洁：社保换土地是谁的城市化？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6年来首次出现夏粮减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称尽管国内不存在粮食短缺，但耕地在城镇化中被大量占用影响了粮食安全。此外，地方政府要求农民用土地来换取社保和公共服务但无法保障失地农民的就业，将制造新的不公平。（央视8月31日）
　　的确，社保是城里人的福利，而且，即便对于城市人口来说，社保其实也绝非免费午餐，而是长年缴纳社会保险的应得收益。如此看来，让农民也享受社保待遇，的确是给了农民城市待遇，既然相当数量的农民都向往着城市生活，羡慕着市民待遇，城市社保待遇唾手可得，还真是正中农民下怀，来得恰到好处。
　　不过，要说以社保换土地让农民占了便宜，这显然是站在城市的视角说话的。现实中，只领社保是不是能支撑基本的城市生活，城市人其实最有发言权。连收入不菲的城市白领都常常慨叹于物价不断上涨与生活成本过高，仅仅有了社保的农民，是不是真能过上他们理想中的城市生活，显然需要打个问号。事实上，对于拥有土地的农民而言，他们好歹可以靠土地供应全家起码的食物，而且还能获得些额外的收益，而土地换社保之后，不仅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假如得到的社保连餐桌都不保，这个便宜占得怎一个亏字了得。
　　基于上述视点，城市化固然是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是，土地换社保式的城镇化路径，显然还缺乏对于农民权利的起码关照，甚至本身就已陷入了为城市化而城市化的陷阱之中。无论如何，城市化不仅要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同样要保证城市化后的农民能够改善生活，真正过上相对体面的城市生活，而不是让农民沦为又一个城市失业赤贫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社保换土地式城市化背后的不公，的确需要给予足够的警惕，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与生计问题，更需有社保之外的保障。

　　
侯宁：中国股市的核心弊端

　　近年来，尤其是创业板去年登陆中国股市以来，PE/VC等国际流行的投资方式开始在中国流行。原因之一在于二级市场的赚钱难度越来越大，许多投资机构和投资人开始另辟蹊径，原因之二即是中小板、创业板的开设为PE等喜欢短平快操作的投资商创造了一显身手的机会。但很显然，中国股市上市资源依旧被行政垄断的前提下，能上市即是机会，而在中国股市依旧存在严重非理性炒作的氛围下，上市便有短线爆发的可能。这无疑会吸引国内一些有实力、有关系的投资商甚至不法商人垂涎股市机会。如此，在中小板、创业板初创阶段，为了求得一个好的开局，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把关较严，而一旦步入常规化，诸如火线注资、关系入股等不法行为就会蜂拥而至。
　　从本质上看，此类腐败行为的高发折射的不过还是老问题，即中国股市上市资源的非市场化，以及法律监管的松软。当然，近期证监会加强监管、打击内幕交易等行动搞得还是密集的，这也是违规违法被曝光较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只不过，沉疴积弊太多，暴露的仍只是一部分而已。
　　2、在成熟市场，为何没有如此高频率地出现此类案件？
　　侯宁：两个字：代价。PE腐败的代价越大，犯罪违规行为越少。而我国股市的一个重大弊端便是，犯罪成本极低。如此，资本又如何能违背马克思的教导而奉公守法不贪暴利呢？国外成熟股市经历了诸多血的教训，才认识到严刑峻法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为了国企脱困或维持监管的垄断性，我国至今在这方面无所作为。
　　我们的特色是，什么都与国际接轨，就是严刑峻法拒绝接轨。
　　3、频繁出现此类丑闻是否意味着目前发行市场环境变化与原有制度设计出现了不配套的情况？
　　侯宁：中国股市因为其先天不足、后天呵护，本身就存在以善意建立股市，以呵护延续股市的非市场化特色，所以历来就存在一个悖论：以善良的愿望代替严格的法律法规，以松垮的制度代替严格的市场淘汰。主板如此，创业板、中小板也一样。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资本的欲望如火山喷发，而监管的有形之手却依旧停留在慢吞吞冷冰冰的官僚老爷车引擎上。
　　此外，一个重要的不配套还体现在扩容速度过快和市场监管之后之间的矛盾。和中国经济一样，我们总希望超常规地催生一个大胖小子，为此不惜用激素，用化肥，甚至用吗啡海洛因。
　　4、对于此类事件，管理层也加强了监管，比如规范券商直投、登记保荐人家属姓名等，但现有的监管措施存在哪些漏洞？在目前的监管环境和条件下，是否能真正制止这一现象？
　　侯宁：监管部门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但收效甚微，原因之一就是我国股市发展速度太快，已大大超越了监管水平、监管机构的发展步伐。就如同北京的车越来越多，而城市监管水平和道路建设等等严重滞后一样。结果呢，不是赛车就是城管反成了替罪羊。所以，真正制止这一腐败甚至犯罪现象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的股市发展思路进行深刻反省。
　　5、如果这些措施不能有效禁止这一现象，下一阶段，作为与政策博弈的一方，PE腐败将会呈现怎样的演化趋势？
　　侯宁：PE投资之所以演化出一系列腐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股市和中国社会一样存在情大于法、权大于法的所谓特色，所以如果盲目扩大股市规模，结果就是权钱勾结的腐败越来越严重。温情脉脉的关系网背后，其实往往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春风得意了的永远是一小部分有权有势有关系的近官利益集团，倒霉的是远离权贵的普通投资者和中国股市的长远利益。
　　6、而这又将会给监管带来哪些难题？是否会进入一个监管怪圈？这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侯宁：监管怪圈短期无解，任其发展，后果就是股市崩溃。
　　7、在监管举措上，我们还应该增加哪些方面的内容？
　　侯宁：建议中国股市上市公司引入散户投票否决机制，凡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可以持股数量达1%为限自选散户代表参与上市公司重大决策，并享有散户否决权。
　　8、出现这样的问题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监管面临的挑战和环境更加复杂，从根本上来讲，我们还需要进行怎样的变革？
　　侯宁：我早撰文说过，中国股市的核心弊端在于股市定位为国企脱困，这是所有矛盾的核心所在，只有改变了股市定位，让公司上市市场化、让法律监管严格化、让市场监管规范化，股市才会真正走出牛短熊长的投机怪圈。而这一点，建市20年来都未真正解决。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刻不容缓的改革一样，中国股市也需要一场革命性变革。非如此，中国股市才有可能在发展中解决制度问题，才可能真正以一个效率股市的新形象承受来自金融危机的挑战。
　　简言之，脱困市可换来政策支持，换来一次次短期投机牛市，但最终却难逃牛短熊长、大多数散户基民埋单的厄运。中国本来逐渐壮大起来的所谓中产阶层也就这样被一波一波一浪一浪地淹没了。政策投机的必然结果永远是以散户的血汗钱埋单和政府信用的沦丧作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