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浩明：地产涨新的政策会出台

　　虽然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有到，但毕竟节气上立秋已过，人们对秋天的关注无疑是比以前要多了。而从股市的角度来看，时下可以说是进入了多事之秋。
　　这个多事之秋多在房地产上。大家还记得，今年2月初股市出现了一波反弹，行情一度走得也挺好。尽管主要是中小市值股票在涨，但也推动大盘登上了3100点。但到了4月中旬，行情突然逆转，各类股票全线大跌。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国家出台新国十条，加大了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以至在投资者看来出现了明显的系统性风险。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股市持续下跌，一直到7月份才因为超跌严重而形成以估值修复为特征的反弹行情。客观而言，这样的反弹力度是相当有限的，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达到4月份以来下跌幅度的一半。此刻人们又不得不面对来自房地产方面新的不确定性，股市也因此进入了多事之秋。
　　新的国十条颁布以来，房地产行业确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被抑制了，基于投机或投资目的买房数量大大下降，房屋销售量更是明显回落。这种局面的延续已经引起了很多业内人士的关注，房地产协会有人就上书有关方面，请求暂缓推出新的调控政策。而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在房产新政实施百日之后部分地区房屋的销售开始出现了回暖的迹象，房价似乎跌不下去。房地产行业素有金九银十的说法，也就是在每年的9、10月份是房屋销售的高潮。资料也显示，今年这个时候新房的开盘量会有所增加。而到这个时候，房地产市场会怎么样呢？销售继续增加且房价下跌？还是销售继续增加而房价保持稳定？或者是销售继续增加而房价上涨？
　　如果出现第一种情况，那么这也许是比较符合调控要求的，但从股市的角度来说构成很大的压力，应该视为一项利空。而在多数情况下，出现第二种状况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倒是出现第三种状况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必然导致舆论的猛烈抨击，有关方面不得不再出重拳以进一步强化调控。最近，有关房地产税的议论又多起来了，这可以看作是对秋季房地产市场量增价升态势的一种警告。但投资者不得不关注的是，谁能够说得清房地产市场到时候的表现吗？如果房价真的又涨了，导致新的调控政策出台，那么首先下跌的恐怕还是股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所以，现在房地产市场所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客观上给股票市场也带来了潜在风险。在这个多事之秋，人们必须面对因为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而引发的股市震荡。坦率说，如果震荡真的出现，一定不会小。也因为这样，现在投资者在操作上当慎之又慎。

　　
马光远：央企肥民企瘦 个中缘由须深究

　　全国工商联8月29日在北京发布了 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榜单，位列全球500强的江苏沙钢集团以 1463.13亿元营收成绩单，连续第二年稳坐头把交椅，苏宁电器和联想控股分列二、三位。
　　虽然今年中国民营企业入围500强的门槛已由2008年的营业收入29.7亿元提高到36.6亿元，但并不能由此证明民营企业的竞争环境有明显的改善，在民企缓步前行的同时，国企的狂飙猛进让民企的点滴进步相形见绌。
　　数据是枯燥的，但两组对比悬殊的数字却能真实地反映近几年来垄断国企与民企竞争环境的态势和在中国转型期的沉浮：
　　其一，2009年，国务院国资委下辖的中央企业的全部利润近8000亿元，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全部利润总额的4倍，如果再加上四大国有银行的利润，国企的利润几乎是民企500强的6倍，甚至，中移 动和中石油两家的净利总和就超过了民企500强的利润总和；
　　其二，以收入为例，200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国有垄断行业的员工数量不到全国的8%，但是工资总额占全国职工总额的60%，而且旱涝保收。反观私营企业，以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调查报告为例，2009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8199元，而国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5053元，私企的收入只有国企的一半。
　　与这些数字对应的是，民企投资实业的意愿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以笔者2009年在江浙一带的实际调研为例，高达70%以上的民间资本选择投资房地产和股市，只有不到5%的人选择从事制造业，这和上世纪90年代民间资本争相投资实业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全国工商联的数字也显示，在民企500强里，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从2008年的16家提升为26家。大量的民间资本开始从实业转向股市和楼市，要么寄希望于创业板圈钱，要么寄希望于楼市炒钱，做实业成了最没出息的选择，这成了转型中国一道独特的经济风景线。
　　民营企业对实业失去兴趣，原因非常复杂。比如，宏观环境和产业政策的恶化，使得民间资本无法进入一些产业领域。尽管今年我们通过了民间投资36条，但由于缺乏实施细则，民间投资环境并没有相应改善，统计表明，目前民间资本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只占 13.6%，在金融业占只9.6%，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只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只占6.6%，至于在石油、电信、铁路等领域，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一些地方政府以重组整合的名义将民间投资挤出煤矿等领域，大量的民间资本没有出路。即使一些竞争领域做得相当不错的民企，如汇源果汁等，因为环境因素都急于退出实业，鲜有做百年老店的打算。
　　在一个大力鼓励民间投资的年份，民企的竞争环境却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民间投资的大多数资源集中在楼市和股市，则意味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实体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资源将逐步萎缩，最终使得经济呈现空心化，整个经济体将演化成一个只追逐财富分配，而不创造财富的传销化体系。面对民营企业的竞争困境，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需要集政府、企业和工商联之力，培育和锻炼一大批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民营跨国公司，可谓切中了民企未来发展的要害。
　　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转变发展模式而言，关键是要能够培育起在市场环境下具有竞争力的跨国民营企业集团，每年的财富500强，中国的阵容不断扩容，然而，大多数都是清一色的国字号企业，民营企业寥寥无几，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软肋。事实上，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民间资本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靠垄断大国企维护表面繁荣和浮华的尴尬。

　　
李国旺：中国经济新的起跑点

　　随着国际市场消费需求相对萎缩，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好日子正成为过去。以反倾销为标志的国际贸易矛盾的上升，迫使中国重新审视过去的高能耗、低劳动力成本、高污染及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增长方式。寻找培育新市场对冲国际市场萎缩负面效果，才能保持中国经济在掌控在我的基础上可持续增长。
　　国内市场增长或者新市场的形成，需要最终消费增长，而最终消费增长，需要中低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实际收入的增长，既有货币形式的工薪水平上升，又有福利形式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提供。当前，有关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在城市已全面展开并基本落实，相关制度建设的落实，重点是做好农村居民的福利和医疗保障。对于农民，实际收入的提高，除了保障制度创新外，还有农业投入、农业保险、农村建设方面，需要国家、城市、工业进行支持、反哺或反馈，才能实现制度创新下的市场创新。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无论是国家的扶持还是城市的反馈、工业的反哺，是提升中国社会经济福利水平总体上升与优化的正确选择。对此，笔者提出设想：
　　其一，国家可否考虑建立专门用于扶持三农的专项资金、基金和储备，开展对农村的种子、农资、交通、基建、教育、保险的专门投入。按中国加入WTO的相关承诺，加大对农业投入，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支持，从而为农民提供农业大生产的科学保障、农业产品交易的物理保障，在交通、通讯等方面城乡一体，促进农业生产的基本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三农专门基金还要对农民的医保、社保、就业保障提供保障性支持，有了社会消费医疗保障，便能激发起农民的消费热情，进而重塑一个新的消费市场。如果在家电、通讯、汽车、建材、农资等领域形成持续发展的新市场，那将会在国内充分吸收已呈现产能过大局面的工业产能，是避免经济危机和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的基本功。
　　要实现市场创新，需要先有国家投入，或者先要有城市反馈农村的政策保障。如果考虑到当前中国农民收入或消费水平大约只有美国平均水平的七十分之一，只要国家能在农业生产、农村社会建设、农民社会和医疗保障上下功夫，根据2008年金融危机时农民国家优惠补助与消费乘数1:4的关系，国家的投入，将会通过工商业税收的增长回收，于无形中开拓中国特殊的新兴市场。农村市场的新起与扩容，将直接消化过剩的工业产能，将直接导致农村商品零售总额的上升，直接拉升中国社会消费总额的增长，从而减轻对外贸增长的依赖，为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中保持自主性提供制度性支持。
　　其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深化，促进土地流转，形成流动性溢价。中国农民所以能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为经济发展作贡献，主要是因为自己家庭名下有承包地。承包地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讲，既是农民自我就业的保障，也是农民的社会保险。2008年金融危机时，民工回乡将城市失业的压力转移到农村，但未来如果再遇到金融危机，新一代农民工恐怕会选择待在城市，因此解决土地承包权的证券化，已是经济发展基本的需要。全国18亿亩耕地，如以每亩年农业纯收益1000元计，每年是1.8万亿产值，如果按70年承包权现金折现，农民承包权具备126万亿的证券价值。如果农业经营股权化，农民以土地折现入股当股东，以土地承包权入股的公司，只收取固定股息，即享受优先股收益，农民就可以打起铺盖进入城市。这样离了乡的农民，根仍留在农村，因为股息可以看成是一种收益保障，可类比于社会保障基金或者养老基金。如果进城的农民已有固定住处、有固定工作，应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应的待遇。如果能实现这一点，农民进城创业，也不会是白手起家，可以通过公开交易的土地市场拍卖承包权，从而获得第一桶创业资金。诚如是，农民进城将会给城市带来新的消费主力，为城市的消费扩容和消费升级打开空间。
　　其三，建立农村土地交易相对应的农村金融体系。无论是国家对农村的回馈，还是城市对农村的回哺，都需要建立在公开公正公平的制度基础上，因此，建立与新三农建设相对应的新金融，已刻不容缓。与社会主义大农业相关的农村土地承包权证券化或信托化的基金、农业生产资料保障基金、农村交通建设发展基金、农村社会发展基金、农村医疗保障基金、农民再教育与培训基金，都需要从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中筹措。要使这些基金持续扩大并能保障新三农发展的需要，就得创新现有的金融体系，这些农村基金，是一种新的中介性金融组织，只按法规与政策规定动作，以保值增值而为新三农服务，在税收、产品、机制、组织等方面都需要有别于服务于城市的各类基金。因此，面向农村发展的新的财务顾问或理财产业将可能应运而生。要保障这些基金能够稳定运行，迫切需要法制创新。这些基金的稳定运行和保值增值，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大农业和新型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农民形成的基本要求。
　　如果上述三方面能够有机协同推进，就可能构建改革户口制度、发展新三农的新机制，从而有可能建立起城乡统筹、地区平衡、结构优化、市场创新的新格局，进而逐步形成中国经济发展新的起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