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者凯恩斯（一八八三--一九四六）是个重要的思想家。智力惊人：罗素说凯氏是他平生遇到的智慧最高的人。博学多才：涉及的学问有多方面，著作等身，文笔流畅。兴趣广泛：桌球、桥牌、艺术收藏、芭蕾舞欣赏等皆卓然成家。口才了得：Harry Johnson年轻时有幸见过他，后来对我说凯氏与弗里德曼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者中辩才最高的。
　　多前谢世的Alan Walters曾经对我说，整个二十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位经济学者是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二者不相伯仲，大可分庭抗礼。我认为纯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凯氏高于弗老。二者皆智力超凡，我认为弗老的经济天赋比凯氏高，但从多方面的学问与兴趣看，凯氏胜。二者皆二十世纪的经济学的顶级人物，可与他俩平起平坐的我要加进耶鲁大学的费雪。
　　文笔历来流畅的凯恩斯，写他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一下子文字变得艰深难明。我读不懂。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间，我在洛杉矶加大写《佃农理论》时，一位在该校作助理教授的朋友，是瑞典人，名为Axel Leijonhufvud，也在写他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题为《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与凯恩斯的经济学》），在该校的经济系内吵得热闹，跟着出版的书举世知名。Axel是我知道唯一的博士论文还没写好就获擢升为正教授的人。当时老师阿尔钦说，他原来读不懂《通论》，但读了Axel的文稿，再读《通论》就懂了。
　　Axel的论文是说，凯恩斯是个一等的经济学者，但凯恩斯学派则不成。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跟Harry Johnson等人谈及，他们认为Axel的论文是好的，但究竟凯氏的思想应否那样阐释有不少问号。
　　《通论》是一本我再读也不懂的书。今天回顾有点尴尬。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拼搏时，我的思维集中在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局限，而《通论》是不管这些局限的。整本《通论》与交易费用有关连的是「流动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的处理，但不是从局限的角度入手。
　　我重视马歇尔。凯恩斯对马氏的思想应该比我熟识得多：他俩是剑桥同期的人。虽然凯氏修数学起家，但一九一一年起他任职多年马氏创办的《经济学报》的编辑，也发表过关于马氏的文章。马歇尔一九二四谢世。今天回顾，凯恩斯可能认为马歇尔的理论对国家大事不管用而另辟蹊径，我是因为不满意马氏的分析而为之大事修改。

　　
张明：中国经济要避免陷入两种陷阱

　　2010年第二季度，日本GDP为1.28万亿美元，中国GDP为1.33万亿美元。按名义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的GDP首次超过日本，应该没有太多悬念。这一问题再度引发市场关注。尤其是海外，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评论纷至沓来，但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言论也此起彼伏。那么，应如何来看待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呢？
　　反对用GDP总量来衡量国家实力的评论者，更喜欢使用人均GDP的概念。根据IMF的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3566美元，排名全球第99位。同年日本人均GDP为39573美元，排名全球第16位，是中国的11.1倍。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指标，从这一指标来看，中国仍是一个人均收入中等偏下的国家，距离全球人均GDP8000美元尚有很大距离，遑论与老牌发达国家日本相提并论。
　　然而，在很多层面上，用于衡量一国相对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恰好是总量指标。例如，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6到7倍，这意味着中国是比日本更为广袤的潜在市场；中国的幅员比日本辽阔，矿藏资源丰富，这意味着中国能够提供比日本更厚重的战略纵深，经济体的自给能力更强；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显着，从而能够使得不同发展水平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只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而加剧产业空心化。
　　中国经济强于日本的，还有增长速度、人口年龄结构与政策空间方面的优势。从增长速度来看，未来10年内中国依然有望实现年均7%的GDP增长，而日本大约只有2%；从人口年龄结构上来看，尽管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2015年将达到人口年龄结构的拐点，但日本老龄化问题要比中国更加严重，严格的移民政策也将放大老龄化对日本工作人群数量的冲击；从政策空间来看，日本基准利率长期处于零利率水平，目前政府债务与GDP之比接近200%，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进一步实施扩张性政策的空间都非常有限。相比之下，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尚有2.25%，政府显性债务与GDP之比大约20%，一旦遭遇不利冲击，实施扩张性政策的余地较大。
　　然而，尽管笔者列举了大量有利于中国经济实力与影响力的证据，但是请注意，这些证据能否变为现实，都建立在未来中国经济能够顺利进行结构调整、转换经济增长模式，从而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前提之下。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也经历了蓬勃发展的阶段，当时甚至有一举超过美国之势。1980年代末，日本陷入泡沫经济，1990年地产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低增长时期，这一痛苦的经验教训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高度重视，而绝非轻蔑讪笑。
　　事实上，从经济发展史来看，很多国家都能够将人均GDP提高至5000美元的水平上。但能够把人均GDP进一步由5000美元提升至20000美元的国家，过去20年来只有韩国和新加坡。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人均5000美元到人均20000美元的跃迁，必须要尽量避免陷入两种陷阱。
　　第一种陷阱是所谓的拉美模式。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一度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然而都在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的阶段停滞不前，归根结底是这些国家形成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利益集团与政府结盟，垄断企业绑架政府，扼杀了经济体中富有活力的部分与增长动力；第二种陷阱即日本的泡沫经济。由于过快放开资本项目，由于政府长期以来对宽松货币政策的迷恋，导致经济体最终形成难以承受的资产价格泡沫。泡沫破灭之日，就是经济停止增长之时。
　　与俄罗斯等国家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模式。然而，无论是激进式改革还是渐进式改革，都需要惊险一跃。不同的是，激进式改革是在改革之初跃过悬崖，而渐进式改革是在改革中后期跃过悬崖。但渐进式改革的最大问题是容易产生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会向政府施压，反对进一步改革。在庞大的利益集团的牵绊之下，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改革能否顺利跃过悬崖，现在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绝没有到可以骄傲自满的时候。
　　日本人是老了，但日本人是先富后老。尽管出现了泡沫崩溃，但日本人是在人均收入20000美元之上遭遇的泡沫崩溃。如果我们不能管好货币政策，从而同样引发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那么我们将在人均4000～5000美元的水平上遭遇泡沫崩溃。假如泡沫崩溃后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那么等待我们的只有未富先老的悲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日都具有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但在日本的经常账户顺差中，海外投资收益的比重早已超过贸易顺差的比重，相比之下，中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刚刚由负转正；尽管中日都具有庞大的海外净资产，但日本的外汇资产主要掌握在居民和企业手里，而中国外汇资产的绝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里。要实现藏富于民和藏汇于民，中国与日本的差距，何止以道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