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经济结构调整，而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层次问题是收入分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涉及面很广，笔者在此想专门分析金融市场价格扭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假设在完全市场化的状态下，金融市场在配置资本的过程中，不会导致财富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再分配。但中国金融市场存在较多的政府干预，金融产品的价格扭曲，使得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导致了财富的再分配。
　　首先，让我们看看利率的扭曲导致的收入分配问题。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仍然处在管制或半管制状态，压低了存贷款的利率，并保持较大的存贷款利差。压低存款利率的结果是使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被压低，而压低贷款利率的结果是补贴了企业，导致企业的利润留存高于合理的比例。1996年以前，我国存款利率一直处在较高水平，一年期存款利率一直在10%左右；1996年以后，我国利率水平逐渐降低，到1999年6月一年期存款利率降到了2.25%。
　　而保持较大的存贷款利差的结果，使商业银行获得了不应有的高收益。从全球的视角看，主要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很小，一般在1%左右，而我国存贷款利差一直维持在2%以上，有些中小银行存贷款利差甚至达到6%以上。从2009年的上市公司年报看，工行、建行、中行的利润都达到或超过了1000亿元，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监会2009年报》显示，去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684亿元，这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其本质是拿存款人的财富补贴了商业银行。
　　由上述分析可见，利率管制的结果使贷款者(主要是企业)获得了存款者的补贴，商业银行获得了来自存款者(主要是居民)的补贴。对策应该是推动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获得实质性进展之前，政府应该提高利率并减少存贷款利差。对于股市投资者而言，一定要高度关注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当前商业银行的良好财务数据，实际上是利率管制的结果，利率市场化的结果一定是利差的缩小，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将降低。这是未来中国商业银行必须面对的最重要挑战，股市投资者对此应该有所准备。
　　其次，分析一下股票市场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股票市场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原理是不一样的。
　　从一级市场看，股票的发行价格高，则意味着投资者以自己的财富补贴了上市公司。那么，多高的价格才合理呢？投资股票应该获得比投资债券更高的分红收益，按照中国长期国债收益率4%计算，上市公司每年分红应该达到4%以上才合理。一般而言，上市公司的分红率是40%左右，推算出上市公司的发行价格应该以10倍市盈率为合理水平。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我国的股票发行价格从来没有达到过合理价格，当前的发行价格被严重高估了2倍以上，创业板市场和中小板市场的发行价格则更高。假如，2010年一级市场筹集资金为10000亿，则相当于投资者给上市公司补贴了6000亿元。
　　补贴了上市公司就等于补贴了上市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其本质是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将财富集中给了少数人，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有意思的是，这些发起人股份在流通过程中居然可以不缴任何税收，目前增加了20%的税收显然还是严重偏低。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股票市场奇特的景象：一边是投资者的亏损累累，而另外一边是每天制造大量的亿万富翁。股票市场成为多数人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场所。
　　要减少股票一级市场在收入分配上的负面作用，应该积极推进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真正做到新股发行的市场化，使发行定价走向合理的区间 (应该在10倍市盈率左右)；应该鼓励公司的内部职工持股制度，而不是当前的限制内部职工持股；对发起人股东的股份减持套现征收累进资本利得税。
　　从二级市场看，我国股票市场的规律是少数人赚多数人的钱，这相当于广大老百姓把钱汇集起来送给少数有钱的人 。在股市的潮起潮落之间，财富在不同投资者之间转移。从表面看，投资者之间是公平的，机会是均等的，而实际上，少数人可以通过信息的优势或资金的优势将散户玩弄于股掌之间。要减少股票二级市场对财富分配的负面作用，正确的做法是规范股票市场的交易秩序，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各种操纵市场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20年来，中国股市一直运行在偏高的价格状态，简单来说，中国股市在大多数时间里没有投资价值。到2010年底，股市的流通市值迅速扩大，市场操纵等力量对股价的干扰越来越小，股市会在自身力量的驱使下回归到具有投资价值状态。这个过程应该持续较长的时间 (1年以上)，投资者应该回避其中的风险。
　　总之，无论银行存款的价格，还是股票市场的发行价格，都需要通过真正的市场化改革来消除人为的扭曲，使金融市场不再是扭曲收入分配的场所

　　
李扬：调控可能更倾向于阻止经济下滑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21日表示，全球经济旧患未除，新忧又至，后危机时代可能延续较长时间。国内经济下滑趋势已经形成，宏观调控的方向可能更倾向于阻止经济下滑，加息的可能性较小；准备金率上调的可能性也较低，反而存在下调的可能。
　　后危机时代可能延续较长时间
　　在深圳麦盛投资举办的财富论坛上，李扬表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旧患并未根除，各国近两年救助经济的措施又带来了新问题。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后危机时代可能延续较长时间。
　　他认为，旧患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方面。就实体经济而言，此次危机的根源是上一轮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已经耗尽，而目前经济中还未出现足以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重大创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未出现。此外，全球经济依然处于失衡状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等的现实依然存在旧的经济秩序并未改变，这将是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因素。
　　就虚拟经济而言，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未理顺，且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出现了疏远化趋势，对金融业的监管严重滞后。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等也是长期存在的顽疾。
　　对于新忧，李扬认为有四方面：一是世界经济结构不但没有优化，还在恶化；二是天量信贷投放干扰了经济正常调整；三是财政赤字恶化，增加了经济调整难度，全球经济可能由过去的名义调整走向真实调整；四是市场秩序全面破坏，经济体难以依靠正常的市场机制运行。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改变，或许是二次探底。
　　经济下滑政策或放松
　　李扬表示，国内经济下滑趋势已经出现，进出口指标尤其值得关注。目前进口增长慢于出口，进口与国内投资相关，而投资与经济发展相关，进口下降或意味着经济下滑。
　　他认为，CPI上涨趋势将放缓。主要原因是，在一个储蓄高于投资的国家，不可能出现长期持续的物价上涨势头。而且目前还有诸多行业产能过剩，输入型通胀出现的概率也不高。
　　PMI指数已连续三月回落，M1也进一步下滑，经济下滑可能延续到明年，引发二次探底的忧虑。当前宏观调控的方向和节奏可能要回到阻止经济放缓上来。此外，贷款需求不旺盛，加息的可能性较小，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可能性也较低，反而存在下调的可能。另一方面，随着外汇储备增加，货币供应将增加，为加大对冲力度，央票发行可能会增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保持。
　　李扬还认为，随着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房地产供不应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房市和股市的调整不一样，股市可以下跌90%，但房市下跌20%-30%就比较严重了。房地产调控的方向会坚持，但会有结构性变化。

　　
黄益平：政府如何应对三难选择

　　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经济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当前迫切需要改变调结构和保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国际经济学里有个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即稳定的汇率、自由流动的资本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国际经济政策目标至多只能实现两个。最近，中国金融40人论坛的内部讨论会曾经提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不可能三角，即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这意味着，决策者也许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在这三个目标之间做出新权衡，而关键在于改变调结构与保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保增长
　　保增长几乎已经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政策目标，每当经济疲软，政府总会全力支持经济增长，通常的口号就是保八。最突出的例子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出口增长和国内需求显著减速，政府全力实施扩张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经济活动，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充分展示了政府巨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雷厉风行的行政作风。
　　高增长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一直追求的重要经济目标。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终结了有关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将各级政府的兴奋点紧紧地锁定在经济增长上。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使中国经济走上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但是，也由此埋下了增长至上的政策思维的种子。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增长逐步演变成为最重要甚至惟一的经济指标。
　　为什么要保增长？政府的解释是要保就业，而只有保住了就业，才能确保社会稳定。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人口过多的话，很可能演变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线。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就是保证绝大多数人有工作。过去十几年，中国每年的新增劳动力大概有800万到1000万人，因此，需要一定的增长速度来创造就业机会，8%的增长红线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还有一个政府从未公开表述，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动机，就是GDP增长实际是考察各级政府工作成绩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清华大学教授李宏斌研究发现，改革30多年来，省委书记和省长能否得到升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任期内当地GDP的增长速度。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央只是根据这个指标作出人事任命决定的，但是GDP指标在各级政府考核中的重要性是公开的秘密。
　　政府保增长的冲动最近再次得到证实。二季度以来国内、国际经济渐次减速，鉴于各国开始退出扩张政策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减速是一个正常现象。目前，尚无迹象表明中国和世界经济将发生二次探底。但是，中国的决策者已经迅速确认他们将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其实是结束了已经开始的缓步回收流动性的努力，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担心增长滑坡。
　　调结构
　　进入21世纪以来，调结构一直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点。从国务院总理到基层乡村干部，几乎人人都在谈论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性。经济结构失衡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包括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经常项目顺差过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过高、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地区经济发展差别过大和收入不平等过于严重。
　　经济学理论认为，广义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高投资率本身并不一定是个问题，而且，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其实正是高增长的东亚经济模式的普遍特征之一。不过，其中有一个度的问题，投资多了必然会形成大量的生产能力。如果消费不足，最终就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在国内形成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从而降低回报，影响未来的增长潜力；二是进一步推动出口，造成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
　　经常项目顺差大，对于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样的小经济体来说，并非什么大事。但是，对中国不一样。既然是大国，顺差就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生产、就业和外部平衡。中国出口已经占到全球出口的近10%，若出口继续以20%的幅度增长，就会迫使其他国家的经济实施调整，这就容易造成贸易摩擦。更重要的是，当出口占到中国GDP的三分之一以上时，世界经济的波动就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中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因此，消耗较多自然资源也在情理之中。不过，目前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10%，但占全球多数大宗商品消费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20%甚至30%，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资源消耗量大，容易造成对国内环境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力量，而且，不少专家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经济会很快将全世界的资源消耗干净。
　　收入分配不公，表现在地区之间差别扩大、个人收入不平等加剧和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在改革初期，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的一个成果，因为改革前中国搞绝对平均主义，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但是，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已经超过了全球收入不公的临界点。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社会矛盾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遏通胀
　　过去30年间，中国经历了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1988年、1994年、2004年和2007年。通胀不仅是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还可能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高通胀曾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过历史教训，因此，经济政策一直高度重视通胀风险。
　　通货膨胀的最大问题是对穷人和富人的影响程度不一样。穷人的消费开支占收入的比重比较高，同时规避通胀的渠道比较少，富人则可能从资产价格上升中获益。因此，通常情况下，高通胀很可能令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如果因为基本生活品价格上升过快而影响穷人的生活，就很可能酿成不利的政治后果。
　　不过，21世纪以来的几次通胀程度相对都比较轻，2004年年中CPI最高时曾经超过了5%，2008年年初CPI最高时曾经到达8.7%。这两个峰值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的经历相比，确实算不了什么。不过，通胀相对温和，在过去十年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中国是如此，美国和欧洲也是如此。
　　欧美的教训是，即便CPI比较稳定，也不表明总体通胀压力小。全球危机之前，欧美国家的CPI都相对较低，因此，这些国家的央行维持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结果是资产价格暴涨，最终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一旦泡沫破裂，整个经济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从目前的发展情势看，这也正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宏观风险。
　　三难选择
　　从表面看来，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方面的政策目标都非常重要，放弃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问题是，要同时实现这三个方面的目标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政府其实已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做了取舍。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是政府给予了增长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十分重视通胀，而结构调整就被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
　　经济学里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增长和通胀之间的权衡关系。如果追求高增长，就可能带来高通胀；而如果追求低通胀，就可能压低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既想要高增长，又承受不了高通胀，怎么办？中国政府的对策就是直接控制价格，2004年，政府限制食品涨价幅度，2008年政府则直接锁死国内石油价格。但是，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通胀压力。
　　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也存在权衡关系，比如，要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或者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在短期内也许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看来则未必，不过，多数政府更关注短期的绩效。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调结构需要消除许多要素市场的扭曲，这些可能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抬高通胀水平。如果政府不愿意接受较高的通胀，就只能牺牲调结构。
　　政府如何做这个三难选择？现在看来，调结构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如果听任结构失衡的问题继续恶化，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出现大问题。那么，剩下的选择就是放弃保增长还是放弃遏通胀？目前，政府应该接受相对比较低的增长速度。其实，通过或者增强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机会，都可以帮助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三难问题的另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每个目标都放弃一些，但现在的关键是要改变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的相对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