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美国深患亚洲焦虑症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美中同舟共济的余音绕梁仍未歇，因此，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河内东盟会议上对中国的指责就显得格外刺耳。比刺耳言论更刺激中国人的是，美国近期在中国周边组织和参与了一系列军演。许多人都在问：美国人要干什么？如果用一句话回答，那就是--美国人病了，他们患上了亚洲焦虑症。
　　美国不安的根源
　　亚洲有什么可以让美国感到焦虑的事呢？首先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回想当年冷战结束时，美国曾经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可好景不长，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每况愈下的美国只能承认世界进入了多极时代。G20取代G7，成为世界问题的最重要平台。
　　说真的，任何老大帝国总难接受被人追赶和挑战的局面。面对今天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龙，美国就像好龙的叶公，表面上欢迎，说是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可心里着实有几分不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表达过，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导欧陆或亚洲，同时也防止出现欧亚国家的联盟，是欧亚大陆海岸以外的岛国--美国维持其全球首要地位的基本战略。
　　基辛格说：就地缘政治而言，美国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而已，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因为这样的组成会在经济上胜过美国，最后在军事上也凌驾美国之上。即使这个主宰的大国开明，也必须抵制此一危险；因为一旦这个大国改变意向，美国将会发现本身有效抵抗的力量已经大减、也逐渐没有能力影响事件发展。
　　为对付欧亚大陆新兴大国的挑战，实现对世界岛的控制，美国可选择的战略大致有四种：主导性支配战略、选择干预型战略、隔岸平衡型战略和孤立主义型战略。在力量全面占优的时期，美国往往选择主导性支配战略，小布什总统看错了时机，在美国实力开始下降时选择了这一霸权战略，结果遭受了重挫。
　　选择性干预战略不追求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只是选择关键点实施干预，克林顿时期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战略。作为处在帝国曲线顶峰正在下滑的国家，美国要继续延续主导性支配的霸权战略既不明智也难以成功。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实质上反对多极格局，防止美国盟国安全政策的重新国家化，会继续保持美国的安全负担，甚至会导致美国为信誉而战。
　　若要一步退到孤立主义型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放弃海外利益，这也是美国难以接受的选择。因此，奥巴马政府采取了隔岸平衡型战略，既适应美国实力正在下降的现状，也能够维护其全球首要国家的地位。
　　据美国战略家概括，美国要充当隔岸平衡手，其基本做法是两条：一是保持争端，二是两头下注。美国最近所为，就是要在亚太地区引发争端，并使冲突的任何一方都对美有所需求，像最近关于美日防卫区包括还是不包括钓鱼岛的问题，美国就是在中国、日本之间两头下注。
　　概括地说，由于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的格局，使老大帝国的全球地位受到了挑战，难免让美国产生焦虑感。
　　美元湖崩塌的可能性
　　目前环太平洋地区国家的经济与金融活动围绕在美元体系周围，太平洋就像一个美元湖。据统计，在世界10个最大外汇储备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在亚太地区。可以说，环太平洋地区是支撑美国金融霸权的关键所在。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地区继续保持着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为此，美国不仅想搭上亚洲发展的快车，而且还想着要主导亚洲事务，这就是奥巴马所谓要当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的原因。只是近年来，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步子加快。尽管现在远未到脱钩的时候，但已经让美国人感到了担心。对美国来说，防止环太平洋地区的美元湖的可能崩塌，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容不得半点闪失。美国之所以要急于重返亚洲，就是对亚洲目前的发展趋势感到担心，要赶快进行干预。
　　首先要控制分量最重的东北亚地区。因此，美国先是从扭转中、日、韩经济、金融领域合作势头入手。原本今年以来，中日韩三国关系进一步改善，高层正在商议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开展货币领域合作。如果不是天安[5.00 -0.60%]舰事件捣乱，应该会在短期就取得突破性进展。天安舰事件一出，朝鲜半岛一下子成为冲突焦点，安全问题压倒了发展问题，韩国交出了将到手的作战指挥权，又重新陷入到南北对峙的陷阱之中。朝鲜半岛目前形势的发展最为有利于美国--美国军队从边缘地带又重新横亘在了中日韩之间，成为三国进行经济金融整合的重大障碍。这或许是运用军事力量，影响区域经济和金融格局变化的新方式。
　　其次，要扭转东盟与中国自贸区发展的势头。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占世界贸易13%的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促进作用。本来这次东盟会议主要以经济合作议题为主，7月下旬希拉里的南海发言，搅乱了会议，也搅乱了东南亚地区的人心。随后美国军舰进入南海，美越举行联合军演，给中越之间也打入了大楔子。
　　其三，关键是要重掌亚洲地区的主导权。平心而论，美国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亚洲。重返亚洲只是在委婉表达必须重新掌握亚洲的主导权。中国的快速发展，原本在中日之间的瑜亮情结正在化解，使美国担心失去对亚洲地区的主导权。
　　不论是10＋1，还是10＋3，亚洲各国积极推进的自由贸易和金融合作，都在冲击目前以美国为轴心的经济体系。由于亚太地区的实物产品和金融资本的净流入是保持美元体系运行的最重要支柱，担心会失去环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金融霸权的最后根据地。这是直接导致美国政客亚太焦虑症的重要诱因。
　　由于亚洲国家在经济合作上已然成型，这迫使美国只能在防务和安全问题上做文章。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早就道破：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任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它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
　　折射美国国内不佳境况
　　对奥巴马政府来说，当选之初的无限风光已经不再，民调支持率经常在最低线下徘徊。虽然在金融管制和医疗卫生的立法上有所斩获，但美国经济基本面却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失业率居高不下，就像诺奖得主克鲁格曼最近在博客上写的那样：美国未来漆黑一片。
　　糟糕的经济，给民主党的中期选举带来极大压力。奥巴马曾经一改历届美国政府对华关系低开高走的惯例，实现了与中国关系的高开。但在国内政治、经济压力面前，对中国的政策还是难逃美国政坛出气筒的命运。最初的甜言蜜语都已随风逝去，在美国政客眼里，向中国表示强硬，依然是维持硬汉形象的最便捷途径。
　　必须指出，美国的亚洲焦虑症还是处在表症的状态，尚未进入歇斯底里。政府官员在亚太事务上虽已不刻意维护有理的形象，但总体上还保持有利和有节。但是美国军方的表现则要严重许多，除了频频组织军演之外，军方高官或是要亚太国家购买美国军火，或是谋求设立新的军事基地，还有对中国发出核威胁的恐吓。借势口出狂言，其背后有军事-工业利益集团的考虑。要知道在占美国GDP比例13%的制造业中，有相当比例是军事工业。对美国来说，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从来都是一种选项。制造一个敌人，对一些利益集团来说具有巨大利益。对此，更值得人们警惕。
　　但需要强调的是，美国虽然希望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希望能主导亚洲事务，但目前并不希望与中国全面对抗，也不希望亚洲地区立马陷入彻底的混乱。那样一来，亚太地区的美元湖也就瓦解了，这无疑会危及美国的战略利益，使美元在与欧元的战略竞争中处于下风。在亚洲，美国需要的是可控的争端，而不需要打成一锅粥。
　　亚洲不要 被焦虑
　　经过简要分析，人们不难发现，美国的亚洲焦虑症，既有全球格局的因素，也有区域变化的原因，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矛盾，因此这是一个综合征。
　　所以，亚洲人应该按照自己的目标，根据自己的章法和节奏去做。
　　培养亚洲主体意识。美国在亚洲的所作所为说明，美国与我们不同--利益上不同、发展模式上不同，处理分歧的方式也不同。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可以有大量的合作，但这不妨碍亚洲要逐步树立主体意识。亚洲不能永远作为美国经济的附庸，确立亚洲主体这是亚洲崛起的内在条件。
　　尊重现状。现状可能合理，也可能不合理，但如果试图改变现状，就一定会引起冲突，破坏合作大局。因此，维持亚洲地区的现状，符合亚洲各国的基本利益。
　　努力寻求共识。现在亚洲国家间的领土领海争端，多为西方殖民历史的遗留问题。亚洲国家在这片土地和海洋上生活了数千年，形成了共同的历史文化--大国仁、小国智、和睦相处，我们应在共同历史文化中寻求共处之道。
　　发展多样化的协商机制。亚洲地区已经建立了多种促进国家间经济合作的组织机制，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安全合作框架，作为国家间沟通信息、化解矛盾、协商解决问题的平台，有话好好说，有事商量着办，避免爆发严重的国家间冲突。
　　不引入外部势力。美国作为地处欧亚大陆边缘的岛国，其理想的局面就是亚洲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普遍对抗和捉对厮杀：中、日、韩保持对峙，东盟与中国存在争端。只有争端难以消弭，才使处于实力下降中的美国可以四两拨千斤，继续保持对欧亚大陆及边缘地带的控制，坐收渔翁之利。因此，亚洲国家应该保持警惕，在处理自身事物时不谋求引入外部势力，避免美国渔翁在相争的蚌鹬间充当隔岸平衡手，把大家都捏在手心里。
　　对摆脱金融风暴不久、尚未深陷全球金融危机的亚洲地区来说，目前实在是区域发展的大好时机。最重要的是，亚洲人不能受美国焦虑症的传染，而应该气静心平，从容应对各种问题。因为，我们才是亚洲的共同主人。

　　
汪涛：中国转变增长方式进展缓慢

　　中国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许多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需要时间和坚定的政治决心
　　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国内外对于确切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必要的调整观点不一，但人们普遍赞同中国应该更多地依靠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近期的争论大多集中在短期增长轨道及政策前景上。但中国的增长方式是否正在转变？答案是肯定的，但这种转变是缓慢的。
　　从近期国内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局已经认识到在后危机时代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政府已经找出了关键问题所在，并表达了推进相关改革的决心。但是，对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担忧依然存在，而且改革的推进困难重重，这意味着转变的进程比较缓慢。
　　已经取得的成效
　　一些短期刺激消费的措施诸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基本上已经延长至明年。今年养老金再度上调，最低工资也有所调整。这些措施的宏观影响相对较小而且正在减弱。
　　医保及养老改革正在按去年的方案推进。修建学校及诊所的支出正在增加，而且政府已把对农村医疗保险的贡献提高了一倍，同时还扩大了农村养老试点范围。我们预计这或将导致今明两年养老和医疗支出规模每年各增加GDP的0.5%。但要看到社保体系改善使得居民改变其消费行为的情况，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政府正在通过投资建设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并给予内陆地区和部分沿海地区之前所获得的相似优惠政策来推动内陆地区加快增长。政府积极推动的另一项主要结构性调整是，帮助国内工业通过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虽然这些政策是维持增长所必要的，但这些政策的初步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投资上、而非消费上。
　　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鼓励民间部门发展及进一步开放服务业的政策指导，并在7月底要求各部委研究出台具体措施。这些政策的潜在影响可能很深远--有助于刺激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是消费持续增长的关键。但我们需要看到具体措施出台才能评估其影响。
　　进展比较缓慢的方面
　　调整要素价格以降低或消除目前对工业的偏好，尤其是对重工业的偏好，对于改变中国增长方式至关重要。这方面的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工业电价在去年底小幅上调，但进一步的资源价格改革却因对通胀的担忧、最有可能是对下游工业企业及地方政府利益的顾虑而停滞。政府仍不愿意加息，并继续依赖于数量型工具及行政措施来控制信贷增长。另外，目前看来政府并没有计划改革农村与城市土地市场、改变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供给中的垄断地位。
　　国有企业向财政上缴分红的试点推广也陷入停滞。这一改革将提升国有企业的资金成本，进而抑制其投资冲动，同时也提供了资源来改善社保体系，这些均应有助于提振居民消费。
　　6月底时中国调整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允许人民币升值。迄今为止升值的幅度非常温和，但汇率的进一步走强应有助于转变增长方式。
　　对于另一个重要的要素价格，政府已经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并对工资的上涨压力显比较宽容。但长期看，我们认为提高工资收入的关键在于培育可持续的城镇就业增长--比如更积极地发展私人部门和服务业等。
　　结论
　　中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初级阶段，许多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需要时间和坚定的政治决心。无论如何，实际消费增长仍可达每年8%-10%，与实际收入的增速一致或略高。别指望中国的外贸顺差眨眼间便消失、或回到鼎盛时期占GDP8%-10%这样的规模。
　　未来资源和能源价格会上调，但具体的时间并不确定。整体上，这应该对重工业利润和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但如果(当)政府更积极拉动私人部门及服务行业，那么新的投资机会将显现。

　　
谢作诗：人民币贬值正当时

　　8月10日至16日，人民币连续贬值。此番贬值对于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意义重大。
　　自2005年7·21汇改以来，由于人民币对美元几乎完全处于升值态势，即使在中国出口大幅萎缩的2009年，也只是收窄了中间价的波幅，加之危机后西方政客施压，而部分学者也认为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这在客观上强化了人民币的单边升值预期，致使大量投机资本涌入我国，既增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还促成了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进一步自我加强。
　　我是不承认长期中实际汇率存在高估或者低估之说的。只要一个国家没有实行价格和工资管制，即使名义汇率可能高估或者低估，实际汇率也总是会得到调整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存在汇率单边升值预期，情况就会大有不同。且不说那无从统计的热钱流入，单是经常项目(出口)和资本项目(资本流入)，又有多少不是变着法子进来套汇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以贸易收支或者国际收支平衡来决定什么均衡汇率，岂不是刻舟求剑？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抑制国内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怎会不南辕北辙呢？
　　汇率是资产之价，资产之价主要由预期决定。在单边升值预期下，均衡汇率无从说起。我们的很多宏观经济困难，例如外汇占款过多以及与此相关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恰恰不是名义汇率低估所造成的，而是长期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造成的。打破这种预期至关重要。
　　固定汇率(至少不能简单地以市场来决定汇率)本来对大家都好，但有人就是不让你做这样的正确选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稳定汇率(坚持不贬值)被认为对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再次坚持稳定汇率(不贬值)也被认为对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但是危机一过就没人认账了，还有人跳出来叫嚷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
　　市场决定汇率，必然会升来贬去。2008年三季度至2009年1季度，避险资金推动美元大幅升值，同期韩元、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等货币大幅贬值，最大贬值幅度分别高达46%、19%和35%。随着整体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上述三国货币从2009年2季度开始缓步升值，目前累计升值幅度分别约为33%、11%和18%。这样短的时间，如此大起大落到底有什么好处？
　　既然不让我们选择固定汇率，那就要实现人民币双向波动。总之是一定要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我们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实现人民币双向波动。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由于我国出口急剧萎缩，NDF市场人民币兑美元出现了长达6个月的贬值预期，2008年12月份人民币贬值预期最强时，NDF市场3月期贬值预期曾高达4%，12月期贬值预期更是高达7%。如果当时人民币中间价能够顺势贬值，即使只是较小幅度的贬值，市场力量也很可能自发推动人民币贬值，从而使得打破单边升值预期、实现人民币双向浮动成为可能。
　　汇市波动，主要货币汇率震荡幅度巨大，这为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双向波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次人民币贬值恰逢国际汇市美元反弹，可谓正当其时。实现人民币双向波动，打破单边升值预期，这不仅是破解当前宏观经济困局的关键之一，而且可以让那些主张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的人们看清楚人民币是不是真的严重低估了，低估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同时也让西方的政客们看一看，人民币汇率低估到底怎样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

　　
任志强：房价收入比的无奈

　　许多人，特别是自称为经济专家的外行们常常喜欢用房价收入比这个词来证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但却仍然不见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反而只看到价格的上涨，这使社会对此颇多疑虑。
　　国际上大多用两个指数来衡量住房的价格，并以此来判断资产价格的合理性。一个是住房可支付性指数，这个计算起来比较合理，但大多数自称为专家的人们不会用，或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通用的指数，于是就只好用另一个至少可以让多数人能看明白的房价收入比作为衡量的标准。
　　但遗憾的是国际上对房价收入比所应采取的计算数据有严格的定义，如必须采用全部收入的中位数而非平均数，全部住房套面积的中位数而非平均数，全部住房交易价格的中位数而非平均数，尤其是不能仅用一手商品房的市场平均价，而不计算经济适用住房、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住房、二手房等价格的中位数或平均数。而中国目前大多数所谓专家们的计算几乎全部都违背或根本不知道上升中位数的基本定义与计算原则，所以许多人会用 100平方米作为计算标准，而实际全国住房套面积的中位数仅为76平方米，上海仅为66.1平方米，天津仅为65.1平方米。
　　按王小鲁计算的收入情况看，中国尚无严格的个人收入统计，而更多的是工薪为主的工资收入统计，包括中位数统计也几乎没有各种可交易住房价格的中位数。这些大多要靠多项统计综合计算的，而我们的各种所谓专家们则根本不去计算，而只简单的用各种平均数来估测，自然差距离现实巨大，且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也很大。
　　而作为开发商又是如何利用这些数据或如何进行市场定价的呢？
　　这大约和房价收入比是个完全不同的或完全相悖的概念，而与可支付性指数越高的房价上涨的潜力越大、房价越低。而房价越高的地区则住房的可支付性指数则越低。
　　开发商的房屋定价则与房价收入比的计算无关，也许是反相关。
　　一般而言，开发商的房价越低越是对房价收入比的倍数高；房价越高的则房价收入比的倍数越低，而绝不是1:4-1:8的平均概念。房价收入比可以用于宏观判断，但绝不能针对于个性选择。
　　通常百万元级的住房是30-40岁之间的年龄群，这个年龄群恰恰是收入增长较快的群层，因此也是相对房价收入比较高的群层。但是由于其增长变化快，属收入上升期，因此倍数高、贷款周期长，可在不影响家庭体面生活的条件下承受较高的还贷压力，几年后随着收入的增长则房价倍数比会快速下降。
　　而30-50万元的购买人群则相对收入增长潜力会在一个较长周期体现，所以倍数太高则日常生活会受到还贷压力的影响，故反而收入比倍数会低于上一层次。
　　但百万元以上或更高收入的房子则不是完全按收入比来确定的，这些财产性的拥有或生活奢侈性的享受则大多与日常开支无关了。越高级的房子越是与市场的平均价格无关，不再是衡量资产价格的标志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应用平均价格而应用价格的中位数来衡量资产价格与房价收入比的原因。而中国错误的将高端价格的房屋计算为平均价再与收入进行比较，并没有任何的示范效应，也并不反映市场资产价格的真实情况。
　　中国的人口处于高速的流动期，而收入两端的人群是流动量最集中的人群。一是，高收入的人群携带着大量的财富向流动的城市中转移，于是就改变了这个城市或地区的收入比，但却在资金与财富的大量流入时并无法列入统计之中。二是，低收入的打工一族的流动，这些流动人群的GDP在当地体现，一部分收入在当地体现，但大量财富的消费却可能回流至户籍所在城市，如养老养小，如宅基地上的建房。于是这就造成了统计数据的收入与房价的反向差距拉大，而只有中位数的统计才能排除这些移动的高收入与流动的低收入，得出相对合理的评价。
　　于是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在没有准确的中位数收入统计中和没有中位数的房价统计中变成了一种误导市场与民众的工具，不但不能对该市场有个清楚的认识，反而让市场更加混乱，成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不如放弃这个只有专业计算才能正确得出结论的指标，而转用住房可支付性指数，反而更容易让决策层有个正确判断市场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