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在中国分别于2005年、2009年出现过短暂的讨论。2010年8月15日的一则新闻，再次引发人们担忧。
根据报道，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浙江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中国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城乡间出现。
在担心之前，最好还是看清楚这一所谓“逆城市化”的真伪。
要注意的是，目前比较明显的“逆城市化”还只出现在富裕的省份，比如浙江省、广东省。
中国城市化自征地始，无论是北宋开封、清朝北京这两大百万级的城市，还是现在的大大小小城市部落。城市的圈层在向外扩展，带来对土地的需求。征地当然从城乡边缘带开始，更遑论中国有严格的耕地“红线”控制。故而，近郊农民能够获得征地收益。
城郊土地价格近年来暴涨，农民的土地和房屋将纳入拆迁的范围。因此，农村户籍可以在拆迁补偿上获得收益，尤其是在村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本村户口还能分享集体经济的收益。
富裕地区的城市郊区化会更容易。是的，你会联想起早期的东莞和深圳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分红的故事。事实上，如今广州郊区新塘等地，拥有农民户口的部分年青人即使在广州市区工作，亦不愿农转非，正是要保留这一潜在利益的追诉权。这是为自身利益，并非逆城市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目前中国的逆城市化更应称为城市发展的郊区化（大江守之2003年划分的城市化之路第二阶段）。此现象背后是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原则在起作用，消费者正是以级差地租为成本在消费城市设施过程中进行反复比较而做出的居民点布局结论。
不过，担忧大量人口回流农村的人也大可松口气。中国暂时还没出现大规模的城市人口自发地出城回村现象。
对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乡差距是难以回避的事实。即便是那些已经实现“非转农”的人口，他们还是在城市里生活和就业——他们需要的只是农村户籍的红利。
何况，中国的农村不是日本的农村。日本农村比城市富裕。据日本《白皮书》记载，1973年，日本农村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其后，这样的态势一直延续下来，年收入千万日元的农民很多。
二十世纪，日本发生泡沫经济，导致“倒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日本农民收入高于城市人，生活舒适度更大大高于城市人。匪夷所思的是，农民的平均劳动强度亦低于城市人（比城市人工作时间短）。日本没有强制性户籍制度，想在城市落户，15分钟可以办理完全部手续，而且免费，但并未发生农民拥向城市的现象。
日本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了真正的逆城市化。如今，若你从东京乘坐新干线到京都，一路下来可能看不出“农村”。因为日本已经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城市与乡村外观没有区别，从建筑样式到公共设施，从生活习惯到精神面貌，都无二致。东京每天白天在那里上班的人口多达千万，但晚上城市里仅剩下七八百万人，其余的人都回周边的卫星城市去住了。
中国一手抓城市化，一手抓新农村建设。比较闻名的如江苏张家港市的韩山村、浙江绍兴县的新未庄村、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旗忠村，富裕安适程度让村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
确实，我们要肯定社会主义新农村旧貌换了新颜，解放了许多劳动力。统计局2009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把2.3亿农民变成了农民工。他们的生存状况是：进城，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土地，房价居高不下，买不起房子。无城市户口，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得不到一体化待遇。
是的，逆城市化的本质是严重的分配失衡。户籍制度加速了这一严重性，抑制了消费，增强了农民工谨慎性、预防性的储蓄心理，对消费几乎没有刺激作用，确实不利于扩大内需。
至于出现部分农民工离开城市，回乡发展；京沪穗深等大都市的白领转战中小城市，大学生就业不再“奔向北上广”等现象，反而是一个城市化过程带动的良性效应。城市聚合逐渐形成大都市圈，辐射带动二三线城市的生机与商机；城市壮大也带动了城乡边缘带的发展，乡村收入提高使得部分农民工可以选择回乡谋生。
逆城市化是对过度城市化的自然矫正。但要说到真正的逆城市化，恐怕中国还没到这个阶段。
真正的逆城市化还会伴随着剧烈的通货膨胀、大萧条等副作用。届时，受到严重伤害的将不仅仅是因为城市化征地而入城的农民工，被城市化绑架了的中产阶级将会更受伤，很有可能大规模破产，沦为城市贫民。 对中国来说，以征地为特点的城市化如果被逆城市化纠正，或许我们终将醒悟，一切苦难来自对房地产的迷恋。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苏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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