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特大山洪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仍在上升。截至《华夏时报》记者发稿时，遇难人数已经超过了1100人。

　　在灾难现场，抢救生命依然是主旋律。医疗防疫专家紧急赶赴灾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紧急援助，解放军、武警和公安力量迅速驰援，中央财政紧急下拨补助金，应急响应等级提升至二级……在汶川、玉树抗震救灾中经受过考验的政府救援机制高效地运转起来。

　　灾害发生后，国土部也及时启动地质灾害应急一级响应机制，初步查明了约180万立方米的泥石流灾害规模，国土部徐绍史部长和汪民副部长赶赴现场指导工作。

　　“我们正在开展应急排查和应急处置。”8月12日，国土部系统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国土系统专家组在现场重点做好三项工作：包括对周边地区进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协助前方指挥部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对群众安置点和救援现场开展调查，防止次生灾害危及抢险救灾人员和群众安全。

　　然而，在对这些事后的高效应急救援机制感到欣慰的同时，有质疑者开始追问：这场灾难能否避免？我们到底需要一套什么样的灾害预警机制？

　　天灾还是人祸

　　在8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司长关凤峻给出的官方说法并不服众：“舟曲泥石流是一场自然灾害，这次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是由特殊地情地貌遭遇强降雨而导致。”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关凤峻表示，地质灾害的发生，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但到目前为止，前方工作组的专家研究认为，舟曲灾害还是这种特殊地情地貌遭遇强降雨导致的一场自然灾害。

　　国土部地质环境司副司长陶庆法8月10日给出的解释称，舟曲县是“5·12”地震重灾区之一，受地震影响，岩石裂隙增加，山体松动、破碎程度加大。但四川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称，舟曲县泥石流久已成患，近年来屡次出现规模较大的泥石流，“最近一次是1992年。”

　　实际上，该地区属半干旱地区，2009年入秋以来至今，持续干旱了差不多一年。受此影响，干裂岩土遇水后很容易形成崩塌、滑坡，增加了泥石流的可能性。

　　舟曲处于甘肃的南部，曾有“陇上江南”的说法。据当地文献记载，“舟曲山地，万山皆翠——50年代县境森林覆盖面大，空气清新、山清水秀、生态环境平衡。”

　　然而，从“陇上江南”到泥石流多发地，其间不过40年的时间，当地采伐森林累计189.75万亩，“贡献”了上百亿立方的木材，且全县森林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面积减少，植被破坏相当严重。

　　　 与此同时，由于2000年后，当地陆续开发搞水电工程，仅舟曲县白龙江就规划了七个，对环境破坏非常严重。此后数十年间，当地群众伐木、采薪、挖坡种地，使当地植被覆盖率大大降低。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教授马东涛曾预测，舟曲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然而，这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有媒体报道称，国土部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曾派出专门调查小组对舟曲等地进行勘验，并最终建议舟曲搬迁。但时至今日，搬迁却迟迟启动不起来，而与此相反，舟曲的扩建却日盛一日。

　　尚需完善预警系统

　　尽管舟曲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早在两年前就被国土部提出，但此次的泥石流在发生之前却没有任何的预警。

　　1991年，舟曲设立了“长江上游滑坡泥石流预警系统舟曲二级站”，并建立县乡村三级群测群防网络。但在此次灾难发生前，舟曲的两个预警站没能发出预警。“预警点周围的降水量较小，事发地段特大暴雨却持续40多分钟，降雨量97毫米。”长江委水土保持局局长廖纯艳给出的解释是，预警点的辐射范围有限。

　　在灾害严重地区，本报记者采访获得的情况是，由于地方资金紧张，提高预警系统监测预报能力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比如，长江上游滑坡泥石流预警系统的大部分设备仍然属1990年系统建设之初购置，严重老化。

　　此外，范晓认为，舟曲县泥石流的发生并非完全不可预见和预防。事实上，舟曲泥石流也并非突如其来。本报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前，当地已出现许多小规模的山体滑坡，但未及时向公众发布预警信息。”此外，范晓还表示：“除了警戒之外，首先要对该地泥石流作出专门规划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和减少灾害危险。”

　　值得一提的是，国土部曾预测全国有10万多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700个县(市)的208万平方公里，随时都有发生灾害的可能。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工程师曾表示：“隐患点都已初步建立群防群测网络，得到有效控制，全国共安装了10万余套裂缝报警器和滑坡预警伸缩仪。”

　　然而，此话说出还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舟曲泥石流。截至本报记者完稿时，有关部门仍没给出解释——舟曲是不是10万多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