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 于

　　随着近年来房价的飙升，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早就已经是赤裸裸的现实。高房价加深了中产的被剥夺感。

　　一个中产占主流的“橄榄型”社会，才能保持稳定的状态，而这也是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

　　中国要想进入中产社会，答案与方法似乎并不难以寻找。关键的关键，还是能否在实际的改革中，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于制度建设上实现突破。

　　“我是中产阶层？我自己从来没有觉得我会成为中产阶层。在北京，我还没达到中产阶层吧？”就职于北京中关村某网络公司的赵先生对记者说，“我的月工资在6500元，从来没想到我是中产阶层，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不仅是我，公司里收入差不多的同事都对此颇感意外。”

　　赵先生和他们的同事“被中产”是源自于日前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报告称，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按照收入状况，《报告》调查的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18元，中产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7.96元。

　　该报告引起舆论大哗的关键就是，把北京中产的标准拉到了月收入6000元。收入标准线下拉，自然中产的人数就大量增加了。这给人一种印象，中产似乎更多的是一个数字游戏。

　　无独有偶，这份报告引起争议之后，欧睿信息咨询公司也向人们报告了一个关于中产的“好消息”。他们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那么，再过十年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到时候中国人近半成为中产阶层。

　　在房价飙升的年代，一下子冒出来如此之多的中产，并且中产的远景如此美好，国人的确非常不太适应。大家仿佛一夜之间“被中产”，然后，又一夜之间在高房价面前“被消失”。

　　无论是中产“被消失”还是“被中产”，中产命运的跌宕起伏，只是说明了一个真相，中国的中产阶层很脆弱，中产也是被折腾得最厉害的一个阶层。

　　何谓中产

　　这次“中产阶层”何以再次引起社会舆论的波澜，乃是因为，《报告》对“中产阶层”的定义做出了有别于以往的界定。

　　这份报告首先以收入为依据，给中产划了一道月薪6000余元的底线。这也就是赵先生和他的一些同事成为中产阶层最根本的依据。事实上，这道收入线相对于北京的房租、物价、房价等等并不算高，与公众印象中的中产形象区别很大。另外，值得重视的是，这份报告又并非单纯从收入定义中产，而是引入了职业分析。《报告》称，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小私营企业主、企业部门经理人员、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

　　而处于中产阶层最上层位置的主要是领导干部，此外还包括大部分中小企业主和部分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而中下层中产阶层，占中产阶层总人数的68.5％。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位置。消费需要旺盛，用并不高的收入水平面对高房价、汽车等大宗消费，成为“房奴”、“车奴”。

　　事实上，就大部分北京中产来说，其实，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

　　“今年的3月份，我在房山买了一套面积90平米，总价99万元的期房，首付20万，剩余的80万分30年还清。这样下来，月均还款是3800元。我工资的一大半就这样没了。好在妻子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月收入在4000元。所以一家三口的日子还算能够维持。不过，再有两年儿子就要上小学了，如果那时候工资还不涨的话，估计生活就要拮据了。”从房山到北京市区的地铁还没有开通，赵先生每日上下班都要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扔在路上，“车买得起，可是油费实在有点消受不了。加上堵车的话，整个人就更加郁闷。不过这些与房价相比还算可以接受。最希望的就是地铁房山线能够尽快开通。”赵先生补充说。

　　如此状况的北京中产无论是从生活质量还是社会心态等等方面来看，均与公众印象中的中产形象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份报告也就给人以不真实之感。

　　其实，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下对中产阶层定义的混乱。何谓中产，划分中产的标准究竟又是什么？现在，不只是国际上标准混乱，而且，国内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之间也是各说各话。

　　有的学者和学术机构认为，中产阶层在国外实际上指的是中间阶层（middle class）。中间阶层就不单纯是一个财产性的概念，因此，构成中间阶层的人士往往成分复杂，包括来自不同职业与社会身份的成员。这样可能比较符合一个社会正常的状态。比如，有些小业主会比一些政客还有钱，但是，这些政客却又不可能属于中间阶层。当然，在国外还有大量的神职人员，他们或许没有收入，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不高。因此，中间阶层其实应该是处于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的一个阶层。其反映的是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的差别。

　　而中产阶层这个概念则特别强调了收入与财产的因素，试图按照收入的标准给一个社会做出准确的划分。然而，这种划分貌似准确，其实，也往往不太符合国情。比如，在有关北京的这份报告中，处于中产阶层最上层位置的主要是领导干部。如果按照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即便是省部级干部工资水准或许也只能归入中产，但是，他们的地位无疑又属于上流社会。

　　如果以财产作为衡量的指标，实际上只是反映了这个中间人群的财富状况，并不能说明其社会地位及社会影响力，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不同社会内部的“力学”结构。况且，在一个权力与权利不匹配的社会中，公民的财产实际上缺乏有效的保障，因此，收入与财产本身就充满了不可预期性，以其为指标必然导致各方大玩中产缩水与注水的数字游戏。

　　中产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

　　目前，中国的中产普遍处于焦虑状态之中，这实际上也带来了人们对自己是否属于中产这一社会身份的质疑。

　　就如赵先生那样，不算妻子每月4000元的收入，自己6000多元的月收入再除去3000元左右的月供，抛去交通、日常生活开销之后就所剩无几。即便是家庭月收入上万元，如果再加上孩子的教育等支出，那么最终生活也是相当拮据的。赵先生最后跟记者说：“我们还算不错的，至少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是退休人员，一般情况下用在双方父母身上的钱并不算多。”

　　如果月收入6000元即可以成为北京的中产，那么，这个中产的生活可能并不那么美好。上述报告也显示，北京的下层中产大多数沦为“房奴”、“车奴”。

　　事实上，即便是中产的上层也未必生活得惬意。报告显示，北京中产最高收入群体是中小企业主群体，月平均收入达到9666.67元。即便是月入万元，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欠缺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实际上也缺乏稳定感和安全感。而相对来说，他们月供、汽车等负担要比下层中产更重，实际消费能力也并没有多高。

　　随着近年来房价的飙升，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早就已经是赤裸裸的现实。高房价加深了中产的被剥夺感。他们或许大多数人有房、有车，但是，房价上涨只能给他们带来纸面上的财富和虚幻的满足感，而当他们要改善居住条件时便会发现，如果要从现在的两室一厅在同样的地段换成三室一厅，他们的财力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除非继续增加房贷的额度和年限，让月供翻番。

　　而在房价之外，资本市场亦是让中产阶层底层化的重要推手。2007年，沪指站上6000点的高峰，其背后是全民炒股的狂热。然而，在各方的合力打击之下，股市崩盘，至今一蹶不振。这次股灾实质上把很多中产套牢，令他们的财富缩水。

　　这说明，中产阶层的财富一直没有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无恒产则无恒心。

　　而如果只把目光聚焦于财富和职业等外在性的特征上，恐怕永远也无法真正体会到什么才是中产的真正生活。

　　媒体试图跳出这些外在化的视野来看待中产。文章认为，中产“所处的社会位置让他们的精神比较理性，心态比较平和，心理比较保守。他们高度认同主流道德、伦理观念和社会、文化秩序，也高度认同政治、法律秩序。因此，他们普遍希望社会保持稳定，即便看到了不合理的现象，也希望渐进地、和平地改变，而不喜欢激进地、剧烈地变动”。

　　这说明，中产阶层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保守的人群。其崇尚理性与宽容而不喜欢走极端，这其实非常接近儒家所讲的中庸之道。无疑，这样的一种状态大而言之，可以使社会处于稳定的状态，小而言之，则可以使私人生活获得世俗的幸福。

　　不过，现今中国中产的状态普遍与平和、理性的心态相距甚远。他们一方面被焦虑情绪困扰，另一方面又对既存的秩序和体制存在着强烈的怀疑，甚至很多人陷入非理性的激进主义的狂躁之中。

　　当然，这并非完全是中产阶层的责任，实事求是地说，中产之所以陷入窘境，更重要的是制度原因。

　　中产阶层的主体必须要直面自身权利的尴尬。如今，中产阶层可以说是社会保障享受最少而社会负担最重的一个阶层。他们大多数人难以享受到社会住房福利保障。按照北京购买两限房的标准，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8.8万元。按照月薪6000元、家庭收入1万元的标准来衡量，绝大多数中产就被挡在了门外。尤其是下层中产怨言最大，他们既无法享受政策优惠，又无力购买价格高昂的商品房。另外，中产阶层实质上也构成了个税缴纳的主力。低收入阶层不够个税缴纳的标准，而高收入人群又能通过多种方式避税。

　　另一方面，中产阶层的主体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社会参与程度不高。他们掌握的社会资源有限，缺乏对社会和政策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对社会政策被动承受的阶层。

　　由此，我们才能够发现中产阶层的秘密，并找到如何使中产阶层壮大并成为主流社会阶层的方法。

　　如何让中产阶层

　　成为主流阶层

　　关于中产阶层的共识是，一个中产占主流的“橄榄型”社会，才能保持稳定的状态。而这也是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无疑，这是目前我们梦寐以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然而，焦虑的中产与中产“底层化”的事实，又令这一梦想非常尴尬。如何令中产阶层成为主流社会阶层，中国能否迈入全民中产的社会，这些问题仍然充满悬疑。

　　对于中产社会的形成，我们实际上应该抛弃一个误区，即中产社会必然随着经济增长到来。从东亚地区中产社会的形成来看，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台湾，均与东亚地区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经济腾飞相关。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从日本最先开始，一直延续到韩国和中国台湾，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中国台湾等地承接了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的浪潮，而成为“亚洲四小龙”。这轮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就是促成了这些地区和国家内部中产阶层的形成。中国台湾的中产社会崛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其主体是以中小企业主。这显示了中国台湾中产与经济腾飞和产业转移之间的密切关系。

　　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融入全球市场，开始创造又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余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却并没有壮大起来，中产社会也远没有形成。这说明，经济增长之于中产社会的出现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

　　而如果从世界范围内考察，我们也可以发现，经济增长和中产社会脱节，在拉美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和中国类似的现象。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地区也曾出现了一度的经济繁荣。然而，拉美地区政治与经济的寡头化导致了其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其并未创造出健康的财富增长模式，其经济支柱不是本土的中小企业而是跨国公司以及靠裙带关系建立起来的特权企业。因此，一旦债务危机爆发，外资撤离，那么长期被掩盖的贫富分化等等社会矛盾就全部爆发了出来。

　　事实上，拉美曾经被喻为学习美国制度的模范地区。在墨西哥等国，对美国制度的借鉴与模仿已经达到了非常相似的地步。然而，结果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这些事例都促使我们有必要考察中产社会繁荣的真正原因。

　　美国现在被看做是世界上最大的中产社会国家。大家其实忽略了一点，就是美国还是世界上最早的中产社会国家。中产社会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前。

　　当美国建国数十年之后，法国贵族的后裔托克维尔踏上了新大陆的土地。通过长时间的游历与考察，他发现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是既非特别富裕，也非特别贫穷。而大多数美国人相对于欧洲人都过着更加富足的生活。其实，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我们给200年以前的美国贴上“中产社会”的标签，一点都不过分。

　　同样是从欧洲的旧世界走出来的人，荷兰人的后裔在南非甚至退化到了奴隶社会的状态，西班牙人的后裔在南美大发横财，却又陷入混乱，而英国人的后裔则在新大陆创造出了人类文明的新秩序和新奇迹。其原因究竟为何？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尽管一直不断地有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移民加入，而最早到达美国的新英格兰一代的移民才是美国的立国理念之本。

　　新英格兰最早的移民并没有因为失去了国王及其法律的约束，而回归到丛林法则的原始状态，而是从一踏上新大陆开始，就着手制定一个基于个体本位的自治秩序，即试图在没有国王和军队等国家机器的制约之下，探索人类社会自治的新文明。因为没有政府的外在约束，所以，他们信奉个体是自身利益的最好裁判。在个体的基础之上，才形成了由镇到县乃至到州的自治体系，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国家级的民主制度。

　　因此，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是个体，以及镇级的自治。因此，这个制度也始终把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防止其受到公权和他人的侵害放在第一位。

　　另一方面，沉睡的新大陆给了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无限空间。这可以看做是与东亚地区经济腾飞相类似的外在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在新大陆，因为文化和制度的不同，导致了南美与北美的后来发展出现了天壤之别。

　　从美国到东亚的经验表明，中产社会的繁荣根基乃是在于：其文化和制度能否有效保障任何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实现社会财富的自然增长，就不会出现财富分配的失衡。财富最终将回到每个创造财富的人手中，而不是流入政府和权贵的口袋。这样，中产社会的出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也说明，中产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与制度现象。

　　中国要想进入中产社会，答案与方法似乎并不难以寻找。关键的关键，还是能否在实际的改革中，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于制度建设上实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