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善用加息促转型 中国制造10年应无忧
如果某种供给是无限量的，它就毫无经济价值。
一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劳动力就是这样的供给。当产业劳动力少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能改变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因此劳动力也无权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
但是，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则变为有限供给。如果某行业想雇佣更多工人，就必须开出比其他岗位更具诱惑力的条件，即支付更高的工资。发展经济学理论把前者和后者之间的临界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近期劳动力短缺现象，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拐点的形成和到来是一个过程。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起薪低，似乎暗示中国市场的劳动力仍是无限量供应。蓝领劳动力市场情况参差不齐：青年蓝领工人资源已经枯竭，但很多中年劳动力长期处于待业状态。
出口型产业过去一两年常抱怨劳动力短缺，其中暗含玄机。它们大多建立在青年蓝领劳动力基础上，生活成本低，劳动力具流动性，对住房的要求有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劳动力的医疗成本呈指数增长。
产品紧缺意味着定价有误。因此产品价格应当上涨，遏制需求、增加供给，达到新的供求平衡。劳动力短缺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价格过低。
不过，遭遇劳动力短缺或经历罢工的企业也无需过度担忧。薪酬的要求并非无底洞，只要工资水平以每年15％-20％的幅度增长，劳动力关系就能达到供求平衡。薪酬上调，劳动力需求就会增加，雇佣中年劳动力就有商业价值。劳动生产力随之增加，并能抵消工资成本增加的一半。工资成本增加的另一半可以通过通货膨胀转嫁给买家。
让买家承担价格上涨貌似非常荒谬。中国出口商向来惧怕买家，因为买家总可以转与另一家工厂购货。但是，如果中国生产成本上涨，这种选择在理论上就不存在。当所有工厂要求支付同样的薪酬，买家就无法找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工厂。因此，虽然中国工厂不拥有定价权，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却掌握着一定程度的定价权。
随着经济全球化，生产基地也可能从中国转移到别的国家，但生产基地转移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规模、成本和基础设施上超越中国。转移生产基地，则必消磨掉其成本优势。另外，工厂不能离供应商和买家太远，转移将极大地增加物流成本。移动整个供应链将会极其困难。
因此，中国可以在某一幅度内提高劳动力薪酬，而不必付出失去全球贸易市场份额的代价。这一时间可能是10年左右。在此期间，依赖价格上涨及出口量的增加，中国出口额每年将以7％-10％的幅度提高，并在10年后翻番，达到3万亿美元。
出口价格的增长令更多劳动力转向服务业，劳动力市场则必定产生非常大的通胀压力。过去10年中，中国劳动力收入总额占整体经济比例大幅缩水，目前不足40％。今后10年，劳动力收入占整体经济比例将增至55％-60％。劳动力收入占整体经济比例的正常化将带来5％甚至更高的通胀率。
调高利率有利于防范危机。正确的利率则应该比现状高出5个百分点，保持现状将使通胀进一步恶化，恶性循环引发危机。因此，中国必须加息。
作为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反对提高利息可能延缓中国经济转型，进一步推高通胀率。现在很难预测通胀率最终将被推向什么水平。油价作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指导价格的变数非常多。考虑到英国石油公司(BP)目前的处境，石油价格未来数年只会升，不会降。因此，中国的通胀率很有可能突破两位数大关。
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转型时很难不伴生危机。但是，危机不是注定的。中国应当尽快以合适的速度开始加息。如果今年加息1.5个百分点，明年再加息2个百分点，2012年再次加息，中国即可实现经济软着陆，尽管房地产市场可能硬着陆。
当今，时代变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会导致通货膨胀。宏观层面，中国必须提高利率，避免过度通胀。微观层面，政府应当容忍通过罢工提出增加薪酬的合理要求。（IT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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