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极左极右都可笑 做个坚定的市场改良派

　　在当下，不少无法分享改革红利的人迁怒于市场，认为市场打发了公平，就像富人在大门口轻蔑地打发了一个乞讨者。
　　张维迎是市场派经济学家，近日连发数文为市场呼吁。他在《政府干预扭曲了中国企业家的能力》一文中指出，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利润，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责任的回报。但是政府干预使得企业家的行为发生扭曲。企业家不再把心思放在创新和创造利润上，而是放在和官员搞好关系上。因为你政府的权力干预之后，包括救市的政策，你控制资源，只要你控制资源，就有人来捣鼓你，有人动这个心思，这样就使得企业家的能力、配置发生了错误。
　　张维迎指出了一个事实：在权贵市场，权力与财富之间可以获得交换，一些企业家以金钱借用权力，而某些政府官员以权力换取金钱。政府官员以权力换金钱不算奇闻，被双规的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左手房产、右手上市公司，据报其家族坐拥财产20亿元。
　　但张维迎没有指出另一个事实：在煤老板产权的争议之中，有不少人士对当地政府抱持同情态度，甚至连市场派的吴晓波先生都撰文认为，那是煤老板的报应。所谓报应说，往往是对商业伦理极度失望之后的痛极之语。
　　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目前所处的仍是初级市场阶段，诚信并未真正成为公认准则，法律常常成为外在力量的奴仆，市场往往被权贵所左右。市场不仅受到权力的羞辱，也受到普遍失信与行贿的羞辱。
　　我们可以轻松地把一切归咎于权力对市场的渗透，但这无助于改变以下事实：当民众遭遇不公之时，他们最先呼吁的不是法律而是清官；当市场遭遇瓶颈，企业主呼唤行政力量破除瓶颈。中国市场经济因此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权力加紧对市场渗透，权力的市场溢价就会上升，腐败的土壤更趋肥沃；一旦实行急流勇进的私有化，大量权贵将成为资产的攫取者，如同前苏联产权交易过程中的不公与可怕的贫富差距。
　　客观现实是，在市场化过程中，权贵攫取社会财富一直没有终止，通过反腐进行的抗争艰苦卓绝，只要中国市场化未获成功，这一过程就不会停止。在不同的时期，主要矛盾有所不同：在国进民退的过程中，大型企业可以借助于垄断获得高额溢价；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国资成为权贵者的钱箱。
　　处于如此复杂的阶段，极左与极右都是可笑的--我们怎么可能不同情低收入阶层对于公平的呼吁，又怎么能够无视低效率国企对资源的浪费、对社会财富的隐性剥夺？
　　良知与理性会让大部分人选择成为坚定的改良者。
　　经历过中国经济数次变迁的吴敬琏先生对此有深刻了解。在题为《左右极端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的文章中，吴敬琏先生以《西班牙旅行笔记》提供的史料为佐证，表明西班牙19世纪末期的历史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西班牙的近代历史表明，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震荡，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
　　西班牙的复兴是因为民族和解，因为理性的回归。占了主导地位的右派温和派和左派温和派都能够采取理性态度进行协商和博弈，为共同的利益达成妥协，使西班牙得以度过重重风波，踏上复兴的道路。
　　同理，目前的中国，对权力自改革的幻想也好，对市场化前景的企望也罢，应落实到共同的立足点：公平的市场需要独立的法律护航，需要公平理性的博弈平台让各方利益有通畅交流的渠道。只有拥有独立的法律，才可能有社会的规则与伦理底线，官员与企业主都能在法律的约束之下行事，而拥有公平理性的博弈渠道，政府与规则代表各方利益，沉默的大多数才不至于将愤懑积攒到反社会的程度。

　　
魏杰：前30年解决了国富 未来30年必须解决民富问题

　　9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与广州市社科联共同主办了珠江论坛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魏杰教授在内的多位专家各抒己见，为推动广东广州的科学发展献计献策。
　　魏杰认为，这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有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是从以成本优势增长方式转为以技术优势增长的方式。我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际是依赖低成本的优势，但是这种成本优势在2004年开始逐渐丧失，现在要转为以技术优势增长的方式。因此，技术创新是这次转变经济方式的重要机制。
　　大飞机起落架为何花落长沙？这就是实验室经济，既然技术在这里，生产就在这里。
　　实现技术创新必须要有强大的技术体系，我国之所以缺乏核心技术，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强大的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体系的支撑点有两个：一个是实验室经济，这是技术创新的基础。美国之所以是技术大国，是因为美国有强大的实验室经济体系。
　　如果没有强大的实验室经济体系，就无法把知识转为技术，无法获得核心技术，就无法进行结构调整。中国不缺乏资金，但是缺乏核心技术，所以我们技术创新的关键是要形成强大的实验室经济。
　　现在的制造基地也是围绕技术创新转变的。比如，中国搞大飞机，有媒体报道起落架在长沙生产，有人很奇怪为什么放到长沙？就是因为长沙有一个起落架的研究所，这就是实验室经济，既然技术在这里，生产就在这里。
　　技术创新体系的第二个支撑点是高效的人才制度，人才制度是技术创新重要体制基础。没有人才就谈不上技术创新的问题，而且技术创新人才是短缺的，不是所有人都能进行技术创新。一般人才叫人力资源，高端人才叫人力资本。从这个角度上说，人是有差别，人才制度的设计也必须以此为指导思想。在西方国家技术创新人才的收入是普通人的几百倍。现在高校以年薪几百万元引进国外教授，大家要理解，因为真正能进行技术创新的人才是短缺的。
　　转变方式第二个层面内容，是从以高消耗资源、高污染为代价的增长方式转变为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高消耗资源、高污染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能维系下去，不仅中国的国情不允许，国际也不允许。
　　如何转？转变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五个行业，分别是新能源、新材料、信息产业、生命工程产业和环境产业。能源是传统产业，但是新能源是新兴产业，传统能源就是化石燃料。化石燃料在人类历史中有着巨大的影响。首先是英国发现了煤炭，在全世界率先实现工业化，然后是美国发现了石油，成为新的世界强国。如今美国要摆脱因能源问题导致的困境，也必须发展新能源。所以，奥巴马上台之后大力发展新兴能源。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传统能源我们也不够，石油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已经突破50%了，所以中国必须发展新能源。
　　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二个特点是产业的升级换代。比如，从制造业来看，制造业分为五个行业，分别是消费品制造、装备制造、汽车制造、船舶制造和飞机制造，一般把消费品制造业叫传统制造业，而装备制造、飞机制造、船舶制造为现代制造业。我们要把以传统制造业为基础转为以现代制造业为基础。
　　传统制造业是食草动物，现代制造业是食肉动物。我们现在要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变食草为食肉。
　　西方有一种理论，传统制造业是食草动物，现代制造业是食肉动物。我们现在要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变食草为食肉，原因是中国已到了这个发展阶段，而且中国是现代制造业主要的消费市场，我们不能把市场让给别人。
　　从汽车制造来看，中国去年是汽车最大消费国，以前我们热衷于中外合资，虽然控股权在我们手里，但是财务和技术权都不在我们手里。我们等于把市场给别人，还替别人打工。技术是换不来，因此我们要下工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们的船舶生产也在给韩国人打工，钢板和焊接在中国完成后，核心技术的组装都在韩国，我们实际上只赚了一点点的工资，我们不能再这么干，要大力发展现代的船舶制造业。飞机制造业更明显，大飞机对中小企业的带动能力很强，一个波音公司背后有四五万家中小企业。我们成立中国大飞机制造公司，实际就是要大力发展大飞机。
　　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个特征是大力发展服务业。现在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必须把农业人口转移出来，转移多少？中国每年必须提供新增岗位1千万个，不大力发展服务业就无法提供这么多岗位。服务业分为四个行业，第一是传统服务业，就是餐饮和商贸，第二是现代服务业，也叫机构服务业，像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培训公司等等。第三是生产性服务业，第四是精神产品服务业。传媒业、出版业都应该属于精神产品服务业。人富有之后，精神享受需求越来越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享受就没有弹性了，钱都花在精神享受上了。比如广州人每天早上喝早茶习惯首先拿起报纸看，说明精神享受和富裕程度有联系。
　　老百姓没钱就拉动不了内需，唯一的办法是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
　　转变方式第三个层面的内容是把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以前我们主要靠出口拉动，中国目前遇到两个问题，国际市场支持中国出口，则导致中国双顺差：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外汇流入中国但不能在中国流通，要求中央银行为了收购外汇大量发行人民币，必然会有很大的通胀压力。当国外接纳不了中国出口时，因为出口占的比例非常高，企业一下子没了市场，中国生产过剩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中国不能再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必须转为内需拉动型。
　　现在的国民收入分配有问题，国民收入向国家财政、向企业利润倾斜，而没有向老百姓倾斜。老百姓没钱，就拉动不了内需。唯一的办法是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现在老百姓还不富裕，改革开放30年时间，过去30年主要是国富，未来30年必须解决民富的问题了。要提高居民收入，第一是给老百姓减税，第二是退税，第三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第四是社会保障资金募集上，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此外，还需要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虽然现状是企业利润增长太快，劳动工资增长太慢，但在调整问题上，争议很大。我建议暂时先主要调整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关系，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关系可以暂缓一下，因为中小企业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收入分配结构必须调整，这是必然的。目前调整方案还没有出台，我估计会在十月份之后，因为收入分配调整涉及到深层次改革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