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地产投资将达到极致后果
　　据国家电网公司的调查显示，中国660多个城市现有连续6个月以上电表读数为零的空置房6,540万套，足够2亿人居住。而这仅是房地产开发商已经交易了的居民持有的住房数据。如果加上房地产商已经盖好没有交易出去的住房，当前国内住房的空置率之高更是无可复加了。
　　一般来说，住房空置是指房地产开发商已经生产好了，一年没有交易出去的住房。由于中国住房销售是采取的住房预售制度，由于2009年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许多城市购买住房就如购买白菜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在政府的统计报表中住房空置是不存在的。但是，这里的住房空置仅是指住房的供应方而言，但住房的两栖性（既可投资也可消费），如果住房购买者购买住房主要是用作投资时，他们购买的住房更主要是用于出售获利，其空置同样是住房空置的主要方面。但是，由于没有较为全面的信息，国家统计数据往往无法对这种住房空置得出一个准确的数据。
　　这次国家电网公司的调查数据，尽管有人对数据质疑，但大量购买者进入房地产市场囤积住房任其空置，等待房价上涨赚取价差，已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意义上说，当前国内大中城市住房空置率并非仅是突破10%的国际警戒线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找不到哪个国家居民会如此普遍进入房地产市场投资，不会有城市居民手上持有多套住房的人会如此之多），也不是住房空置率过度影响住房资源的配置及影响其他居民住房福利条件改善的问题，而当大量的人都进入房地产投机炒作、当国人全民都把房地产炒作当作赚钱工具时，它不仅导致整个社会资源错配、价格扭曲、财富浪费，而且也改变了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及行为方式，让国家金融风险进一步放大、经济结构更是无法调整及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
　　可以说，当前国内居民购买住房投资性推到极致（或房地产市场投资性占支配地位）不仅表现为全国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因为其购买的住房都是为了卖出，在没有卖出前住房只能空置不使用，住房出租也不会，因为这样利之不大），而且表现为最近的住房销售全面停止后其价格则仍然处于高位、表现为2009年个人从银行借得的钱是2008年的4倍多和2010年第一季度也达到9202亿元（其中绝大多数钱都进入的房地产市场，只不过进入方式会有所不同）、表现为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到2010年第一季度不少一线城市的居民购买住房不是购买而是抢着购买、表现于2009年不少一线房价上涨了近一倍等。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国内房地产市场投资购买已经发展到极致。即当前国内房地产住房投资性不仅在全国十分普遍（也就是说，房地产投机炒作已经不光是大城市或一线城市的问题，而是发展到小县城了），而且在于广泛的房地产投资性完全是由政府优惠的信贷政策通过过高的金融杠杆导致的结果（即房地产投资的严重杠杆化），从而使得国内绝大多数地区的房价都表现为严重的泡沫性。正如国十条所指出的，如果这种过高的房价泡沫不挤出，它不仅是影响居民的民生问题，而且会影响国家金融安全及国家的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国内房地产投资性已经推到极致，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核心价格。如住房的投资价值代替了居住功能，住房是投资的工具，购买了住房一定会赚钱；住房是投资工具，因此谁拥有住房就拥有财富，这不仅让整个国人对住房趋之若鹜，而且也让官场把住房当作权力象征及更便利的寻租工具；由于住房是投资工具，它也成了这次国十条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最大障碍。因为，2009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在优惠信贷政策推动下，房地产价格快速飚升。由于房价快速飚升，从而使得以消费需求的购买者全部挤出，房地产泡沫越大，房地产市场也就成了以投资者为导到市场，国十条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就是要全面遏制这种过度房地产炒作与投机。因此，国十条的出台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过度投机炒作，让其投机炒作血本无归。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房地产投机炒作者一定寻求各种理由来保护其利益。比如他们会从反面说，房价下跌对GDP的负面影响，房价下跌对地方政府财政的负面影响，房价下跌对个人财富增长的负面影响等等；他们也会从正面说，因为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因为人民币升值房价不会下跌等，从而使得中央政府对国十条执行落实所产生的效果存在疑问而迟迟不愿推出。
　　总之，当前国内房地产投机炒作已经推到极致，从而使得在不少国人心目中形成一个特有概念即凡是投资性购买住房就是赚钱（特别是利用银行金融杠杆）。即使投资性购买住房就是赚钱，那么房价只能上涨而不能够下跌。而且这种房价上涨越快越好，其住房投机炒作者钱就会来越快越多。在这种观念引导下，国人一定会千军万马地进入投资性住房购买，房地产价格快速飚升及房地产泡沫吹大也是必然，中国金融及经济面临潜在风险也增大。而这个完全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及住房的基本功能相悖的住房投机炒作的市场，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肯定是无可复加的！因为，任何吹大房地产泡沫一定会破灭，任何房地产泡沫破灭一定会导致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而任何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也一定会能整个社会及人民带来严重创伤（最近的美国金融危机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也）。对此中央政府岂有不挤出房地产泡沫之理由？

　　叶檀：收入分配不会带来恶性通胀
　　此次经济模式的转变，其重要性、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不亚于1978年的改革。此次分配体制改革的完成过程，将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的大致完成，而收入分配体制逐渐从权贵主导的收入分配体制从既得利益主导，转向正确的激励机制主导。
　　中国经济转型始于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被打断，2010年接续。经济结构调整已到关键时刻，以往的低薪与低资源价格对应的是出口与主导为主的经济模式，而目前内需与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需要收入分配机制、资源分配方式的大变革，需要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与全民信用体制。
　　无论是国际市场遭遇的贸易壁垒还是2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都在印证，就外部环境而言，低价品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硬币的另一面是，国内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压力，中低收入者对于仅能维持自身生存的薪酬、无法提高生存质量的生活境遇日益不满，环境污染越治越屡糟。经济社会如同多棱镜，折射的每个角度都印照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矛盾画面。
　　目前，对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存在两大担忧，第一是有均贫富嫌疑，第二是可能降低效率引发通胀。
　　这两大担忧经不起实证的检验。
　　建立正确的分配体制绝不等同于均贫富。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靠合法的税收体制支撑，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与基尼系数显示收入分配过于悬殊。政府与企业存款上升而居民所占比例每况愈下，说明我国的税收体制存在漏池，高收入者并未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低收入者未能享受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成果，导致社会运转成本增加。这从每年投入的数千亿元稳定成本就可见一斑。
　　收入分配悬殊的负面影响业已体现在方方面面，最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在初期工业时代过早培育了一批食利阶层，沉重打击了实体从业者。
　　我国对资本市场的高收入者税负较为温柔，但中小企业税负较重，在产能过剩没有成为主要矛盾的时代，实体经济从业者还能维持一定的利润率，随着产能过剩日益突出、行业壁垒有增无减，从2007年开始有大量民间资金从产业资金变身为投资资金，所谓的温州炒房团、炒股团，事实上是进入投资品市场的民间资金的称谓。
　　如果不改变这一错误的激励机制，我们将会看到20多万亿居民存款进入投资品市场，实体从业者成为专业投资者。从事专业投资并不是错误，但一家较好的公司有十几家风险投资公司追逐，说明了整个社会激励机制的错误。这对于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投资率仍在35%以上的国度，并非幸事。
　　另一层严重的质疑是国民收入分配计划是否会带来可怕的通胀？
　　日本与俄罗斯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带来些许安慰，不改革分配体制、不对货币发行负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通胀的同义词，反之，负责任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则是劳动生产率提升、民富时代的标志。
　　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奠定了日本从1960年到1990年的经济二次腾飞基础，到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行的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超低水平，日本经济迎来黄金期却没有迎来通货膨胀恶化期，让所有痛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人哑口无言。其中并无诀窍，日本政府不是通过滥发货币、而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民间投资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从1952年到1970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10倍。
　　另据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俄罗斯国民收入增加并未引发恶性通胀。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期间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加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两倍。
　　回顾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通胀时代，均经历了数年的高货币发行与高投资期，而后才是收入小幅上升，最后物价上涨或者资产品价格狂涨。所谓的收入推高通胀是倒果为因，通胀是货币滥发下的蛋，在一个劳动力供应充分、博弈平台不充分的国家，普遍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可能带来通胀的压力，但从来不是通胀的主因。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是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期间，货币失控、行业壁垒无法打破，企业效率下降。如果我们不改革分配体制，所谓国民收入倍增不过是垄断企业、权贵企业高管百万年薪、千万年薪翻番的借口，是打着普通劳动者的幌子，进行的一场资本与既得利益者的盛宴。
　　中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未来三十年带来了些许曙光，只能坚持，不能动摇；应该完善，没有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