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研究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将导致干旱问题进一步恶化，我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受到威胁的“粮仓”

　　记者　董振国　陈钢　李钧德　北京报道

　　2009年和2010年春季，北方冬麦区和西南地区分别发生历史罕见的大旱，给粮食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了巨大威胁。《经济参考报》记者最近在我国部分粮食产区调查了解到，气候变暖极有可能导致未来极端气象灾害的范围、程度和频率加大，频发的旱灾将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

　　每年因旱灾损失粮食300多亿公斤

　　麦肯锡公司去年发布了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合开展的“从粮仓到旱地——中国华北、东北地区抗旱措施的经济影响评估”报告。这份研究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影响预计将导致干旱问题进一步恶化，中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受到威胁的“粮仓”。

　　去年冬季至今年春季，西南地区发生大旱，耕地受旱面积一度达9654万亩，作物受旱7097万亩，待播耕地缺水缺墒2557万亩。云南省今年小春作物因旱绝收超过1000万亩。2009年，华北主要省区冬春连旱，高峰时全国作物受旱面积达到1.61亿亩，国家防总首次发布了旱灾的红色预警，后来内蒙古和辽宁西北的伏旱和秋旱导致大面积粮食绝收。

　　“洪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陕、豫等省区一些水利部门干部认为，与我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全国性多年持续旱灾相比，北方近几年的旱灾只是区域性和季节性的干旱，但已暴露出旱灾对我国粮食和水源安全的严重威胁。陕西省防汛抗旱办副主任翟大明说，陕西“十年九旱”，旱灾损失占自然灾害损失量的50%以上，2009年全省因旱灾减收粮食100多万吨。陕西省以2007年为基本年进行评估，如果2020年出现特大旱情，将会有500万人出现吃水困难，粮食产量减少20%左右。

　　我国的干旱事件几乎年年出现。据《中国水旱灾害公报》公布的数据，1950年至2007年，全国农业平均每年因旱受灾3.26亿亩，年均因旱损失粮食158亿公斤，占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粮食损失的60%以上。与此同时，全国农作物年均因旱损失粮食由20世纪50年代的43.5亿公斤上升到90年代的209.4亿公斤，2000年以来高达300多亿公斤。

　　未来旱灾发生频率可能提高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认为，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受干旱影响的地区已经增加。对于今后旱灾发生规律的演变，目前一个较为广泛接受的结论是气候变暖极有可能导致未来极端气象灾害的范围、程度和频率加大。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副厅长王春林、陕西省防汛抗旱办副主任翟大明等水利专家分析，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年平均气温升高，区域降水和河川径流变化波动明显增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增强，干旱灾害呈现出加剧态势。旱灾的影响范围也不断从农村向城市和生态环境扩大，旱灾发生区域也从西部、北方扩展到东部、南方。

　　水利部部长陈雷指出，北方地区连续多年干旱，水资源短缺问题十分突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分析，受气候变暖及人类活动日益频繁的影响，长江流域年均气温有显著上升趋势，年径流减少趋势明显，径流年内分布更不均匀，未来这一流域洪涝与干旱灾害发生的频次将有所增加。

　　中国农业科学院林而达教授说，总体来说，气候变化这种负面影响已显端倪。比如过去20年，华北、西北、西南气温上升，对粮食生产有抑制作用。

　　水资源紧缺和农业用水总量刚性的矛盾，制约着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量2200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1%。专家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均水资源量将降到1750立方米，接近国际承认的1700立方米“用水紧张”标准。但是，人口增加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水来保证。

　　旱灾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威胁

　　据估算，在“中等”气候变化的情景下，2030年东北地区的旱灾损失会增加50%，东北和华北两个地区的损失将从140亿元扩大至180亿元。在“严重”气候变化的情景下，两个地区的农业损失最高可达370亿元。

　　麦肯锡公司与国内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的研究报告指出，东北和华北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两地粮食产量占到全国的1/4。气候变化预计将加大旱灾的发生次数和严重程度，如果不加大力度缓解干旱威胁，未来中国粮食主产区可能遭受重大农业损失。

　　这一报告认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多种防旱抗旱措施，但考虑到气候变化对旱灾的影响，有必要对现有措施进行巩固和加强。如果节水灌溉、保护性耕作、蓄水以及种子工程等抗旱措施能够全面实施，2030年中国因旱灾造成的农业损失可减少50%，相当于90亿元的农业产值。

　　我国70%的粮食来自灌溉农业，从资源的角度看，水源不足将使旱灾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威胁，主要表现为南北粮食生产和水资源的结构性失衡。

　　农业经济专家曹利群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粮食生产重心持续地从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向缺水的北方转移，这一趋势自2000年后表现尤其突出。北方很多低产田由于灌溉设施的改善变成了高产田，而南方很多省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下降，粮食总产量减少。传统的“南粮北运”变为“北粮南调”，很大程度是以牺牲北方的水资源，尤其是地下水资源为代价的。在华北平原粮食产区，由于常年超采地下水，出现大量地下漏斗区。

　　曹利群指出，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以前，因为缺乏对地下水资源的认识而在旱期无水可用，那么在将来，可能会因为长期的无节制开采地下水而在旱灾面前出现无水可抽的局面。若不提早扭转目前存在的南北粮食生产和水资源的结构性失衡趋势，极端旱灾的应急措施会因资源的枯竭而变得无能为力。

　　我国部分粮食产区抗旱能力薄弱令人担忧

　　灌溉设施“带病运行”　抗旱应急能力“透支”

　　近些年频发的旱灾正在对我国粮食和水源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对河南、陕西等多个粮食产区抗旱能力的调查却发现，地表水调蓄能力普遍不足、地下水资源过度开发、灌溉设施老化失修“带病运行”……目前我国粮食产区的抗旱能力之薄弱，让人担忧。

　　调蓄能力不足　守着黄河缺水“吃”

　　在粮食产量占全国1/10、有“中国粮仓”之称的河南省，因为调蓄能力低下，“守着黄河难用水”。河南省防汛抗旱办副主任魏振峰说，全省沿黄粮食产区只有5座平原水库具有调蓄能力，由此出现的结果是：守着黄河缺水“吃”——用水的时候没有水、不用的时候水又白白流走。

　　河南省在开发利用黄河水资源方面曾有过惊人之举。早在上世纪50年代，河南就开始较正规地发展引黄，灌溉面积达30万亩的人民胜利渠就是当时的杰作。后来十年，河南引黄灌溉得到快速发展，相继建成郑州东风渠、兰考三义寨人民跃进渠、新乡共产主义渠、封丘红旗渠四处大型引黄灌溉工程和濮阳渠村引黄灌区。与山东省相比，当时河南引黄工程规划设计规模超过山东省一半还多，但到如今，河南实际引黄灌溉面积不足山东的一半，年均引水量也只有山东的1/3。根据黄河水量分配方案，河南省黄河干流每年可用水资源35.67亿立方米，但2000至2007年年均引黄水量只有17亿立方米左右，不足一半。

　　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的洛惠渠灌区，设计灌溉面积77万亩，但目前实际灌溉面积只有47万亩，一个原因就是渠首加坝加闸工程一直未能实施，没有调蓄能力。灌区管理局局长张公民说，目前洛惠渠渠首蓄水能力仅有60万立方米，倘能实施加坝、加闸工程，蓄水能力可提高到600万立方米。近年来洛河年均径流量6亿立方米左右，灌区年需灌溉引水2.8亿立方米，但实际引水量只有1.5亿立方米左右。

　　咸阳市是陕西易受干旱影响的粮食产区之一。咸阳市防汛抗旱办主任王晓健说，咸阳抗旱能力不足，除了水资源量较少之外，主要是控制性工程缺乏。咸阳境内有泾河、渭河两条河流，全市66座水库总库容只有2.88亿立方米，占水资源总量的25.5%，对水资源的调蓄能力严重不足。

　　设施老化失修　抗旱能力呈萎缩之势

　　《经济参考报》记者最近在河南、陕西一些大型灌区走访看到，大多建设于30年前的灌溉设施普遍老化失修，干支渠道破损、淤积和田间工程损毁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造成输水损失严重，而且使实际灌溉面积大大低于设计灌溉面积。

　　河南省安阳县共有耕地107万亩，曾经有5个自流灌区，设计灌溉面积70万亩。安阳县水务局局长谢宣海无奈地说：“由于多年来渠道破损失修，目前全县灌区覆盖面积仅剩15万亩左右。上个世纪70年代修建的洹南灌区，设计灌溉面积30万亩，目前只能灌溉7万亩。近6年来全县粮食连续丰收，主要依靠的是井灌，每年新打机井数量在400眼以上。”

　　河南横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水系，入过境水量较丰富，河灌条件较好，先后建起万亩以上灌区243处，设计灌溉面积4438万亩。然而近20年来，在井灌迅速发展的同时，河灌不断萎缩。据河南省水利厅统计，目前全省大中型灌区有效灌溉面积为2460万亩，仅占设计能力的55.4%。黄河在河南境内总长达到700多公里，其中仅30万亩以上灌区就达17处，设计灌溉面积1977万亩，但有效灌溉面积约为67%。

　　在陕西省粮食产区，灌区老化失修的问题同样导致灌区抗旱能力萎缩。据陕西省水利厅农水处副处长李少毅介绍，陕西全省设计灌溉面积2300多万亩，但实际灌溉面积仅有1600多万亩。

　　去年10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指出：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多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一些地方在干旱面前束手无策，水利设施不堪重负；大型灌区工程设施的完好率不足50%，中小型灌区工程设施的完好率不足40%。由于水利设施跟不上，我国有一半以上的农田得不到有效灌溉，仍然“靠天吃饭”。

　　地下水“透支”　带来水安全隐患

　　提高农业抗旱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了引水灌溉、调整种植结构、保护性耕作等手段。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地在抗旱过程中，过度依赖灌溉，特别是井灌，造成抗旱应急能力的“透支”。

　　2009年春天尽管发生了罕见的大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陕西省合阳县甘井镇使用留茬免耕、秸秆全程覆盖技术种植的小麦仍然获得丰收，亩产达到250至300公斤，比当地传统耕作的小麦增产1倍左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旱作农业专家李立科认为，保护性耕作技术是提高粮食生产抗旱能力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利用得还不够。

　　我国大部分旱作地区一直沿袭传统的以铧式犁翻耕土壤、裸露耕作法，容易破坏土壤结构、降低水肥含量、加剧水土流失，最终降低抗旱能力。实施保护性耕作，具有显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然而推广应用并不理想。在“十年九旱”的陕西省，目前开展保护性耕作技术示范的面积仅有260万亩。

　　如同保护性耕作技术一样，喷洒抗旱生物制剂、种植抗旱作物都是农业抗旱的长效手段，但在实际生产中，这些手段的使用远不如对灌溉条件的依赖。

　　地下水资源是农业抗旱能力的应急保证，但在一些粮食产区，地下水正在成为抗旱的主要手段，带来了水安全隐患。2008年冬至2009年春，河南省出现了连续108天的冬春连旱，但2009年全省粮食产量仍达到了539亿公斤，比2008年增产2.5亿公斤，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是大量开采地下水。目前河南省有机井120万眼，全省7500万亩有效灌溉面积中，“井灌”面积高达5000万亩。

　　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副局长王有振说，河南浅层地下水资源量为196亿立方米，根据测算，每年可采最大额度在100亿立方米，而实际年开采量在110亿至120亿立方米。

　　观点

　　用水资源安全保证粮食安全

　　河南省水利厅农水处调研员　李斌成：

　　根据河南省水利部门编制的2009年至2020年大型灌区骨干工程的改造规划，需要总投资204亿元，年均需要投资17亿元，但近几年的年均投资只能达到2亿多元，完成投资需要上百年，但水利设施的使用年限平均只有15年，也就是说，旧的没修完，新的又要修了。

　　陕西省防汛抗旱办副主任　翟大明：

　　目前很多地方没有建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抗旱投入机制，许多市县均无财政专项抗旱资金，严重影响抗旱减灾措施的有效落实。此外，提高抗旱能力还应加强干旱管理的立法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后，更具体的条款尚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规，形成自上而下的完整法规体系。

　　河南省水利厅农水处干部　周月红：

　　近年来农田水利建设投入不足的一大原因是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取消后形成的巨大欠账。河南省2004年全面取消“两工”以前，每年“两工”投入折合资金30至40亿元，这项亏空有待弥补。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郑风田：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的投入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全国农民兴修农田水利的投工量，1998年超过100亿个工日，2003年减少到47亿个，2004年不到30亿个，即使每个工日只按10元计算，今后我国每年仅农田水利建设投入的缺口都要超过700亿元，而如果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折算，则至少5倍于此。

　　河南省防汛抗旱办副主任　魏振峰：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我们需要重视“水安全”，“水安全”需要更多的“软件”支持。比如，应该加强信息化预警技术研发。目前我国干旱的信息化管理及预警能力十分薄弱，尚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干旱管理数据库，旱情监测信息和指标体系很不健全。需要制定数据共享法规，打破多年来形成的行业信息不共享局面，建立统一的数据库，研究综合的旱情指标体系和预警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