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紫金成三聚氰胺
　　投资者为紫金矿业延后公布污染事件义愤填膺。紫金矿业对投资者的傲慢来源于致命的自信。
　　紫金矿业的自信来源有三。
　　第一， 对于官场资源的赎买。
　　由于下述名单如此重要，请让我转载一份冗长的清单。
　　副董事长刘晓初曾任福建省经济体制改委员会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总裁黄晓东曾任福建省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程师，福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处长，处长；副总裁李四德是国家首批黄金投资高级分析师，曾就职于原国家黄金管理局、冶金工业部黄金管理局、国家经贸委黄金管理局，历任副处长、处长，投资部主任、咨询委主任、局副总工程师，2003年至2005年就职于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任总工程师和投资决策、安全和预算考核委员会副主任。
　　紫金矿业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林水清此前为上杭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去年11月加入该公司；监事林新喜曾任上杭县纪委副书记、常委，于去年11月加入该公司。原上杭县人大主任林锦添曾担任紫金矿业的党委副书记，如今改任党委常委；至今仍未退位的县政协主席温文标兼任该公司党委副书记，据知情者透露，温即将从政协退休，在退休之前为自己谋得该职位；原县人大副主任范志喜退休后任该公司党委常委；原县党校校长郭文生任该公司总裁办主任。
　　该公司多位独立董事也拥有政府部门工作背景。独立董事陈毓川曾任地矿部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独立董事林永经曾任福建省资产评估中心主任，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
　　紫金矿业搭了一座桥，让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董事、监事、股东之间畅行无阻。典型的是公司监事郑锦兴2006年8月，郑锦兴辞职下海，到紫金矿业做监事，去年6月18日，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公司监事郑锦兴因工作变动请辞，就任武平县人大常委会任命郑锦兴为武平县副县长。看看，来去随意，想当官当官、想发财发财。谁能够把监管之眼装到自己的钱袋子里？
　　第二， 对于当地经济的扛鼎作用。
　　官员认为是在为地区经济着想。紫金矿业2009年年报显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是代表福建上杭县国资委的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持有28.96%股权。2009年，紫金矿业对上杭全部财政收入贡献达到近60%，而上杭县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去年上杭县财政收入6.8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1.7%。如果没有紫金矿业，上杭县会是到处求告的贫困县，如今县财政与个人的钱袋子都鼓了。在惟GDP与财政收入的背景下，紫金矿业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第三，对于规则的蔑视。紫金矿业没有付出什么经济代价，对当地受污染渔民的经济赔偿聊胜于无，连道歉都很难得。
　　紫金矿业对当地环境构成风险并非始于今日。
　　公司人员承认，去年11月份环保部华东环保督查中心督查人员的确来到上杭县对矿区进行督查，只是口头提出了整改措施。今年5月14日，环保部发布《关于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情况的通报》，11家存在严重环保问题的上市企业被批评，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存在7项未按期完成整改的环保问题而名列榜首。环保部责成紫金矿业在6月25日前拿出整改方案，地方环保部门也应严加督查并上报相关情况。然后是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染。接下来就是好消息，紫金矿业16日、17日成功拦截了污水池渗透。
　　按紫金矿业的实力推想，可以买断环保部门的官员充当自己的内线。而地方环保部门，哪个不看地方行政长官的眼色行事？
　　紫金矿业的能力非同一般，在A股市场中，只有紫金矿业独树一帜以一毛钱一股发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直指为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不过，要是以为紫金矿业的傲慢独此一家就大错特错了。上市公司中有太多的企业非同一般，这些企业大多傲慢，大到垄断巨头，小到某家纺织厂。笔者到某厂，发现其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紧密共建关系。当时年轻不懂事，难免大吃一惊，后来看到小庙里的富和尚，已经见怪不怪。这样的企业大多娘胎里带来了三聚氰胺，走到哪里就把恶劣的理念散播到哪里。
　　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次紫金矿业被彻查，很难看作是制度的胜利，更难以看成对于环保的重视。固然，负有环保监管主要责任上杭县环保局局长陈军安引咎辞职，包括紫金山矿业铜矿湿法厂厂长林文贤在内的3人已被刑事拘留，但围绕着紫金矿业以及其他与紫金矿业类似的上市公司的保护膜，并没有被刺破。
　　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对民营企业主不是件好事，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加深了公众对于民营企业主们为富不仁的烙印。事实已经证明，紫金矿业并不是民营企业的刺青，而是官商结合企业的红字。

　　任志强：80后幸福指数的实现路径
　　中国改革之后的快速发展已让全世界瞩目，世界各国都在赞叹中国的进步与富强、敬佩中国的城市发展与面貌改变、羡慕中国人民的生活迅速的从贫穷走向了富裕，不但惊叹中国城市的成功改造与经济发展，也在惊讶中国农村的脱贫与改善。许多在哈佛读书的美国人都在梦想着到中国来看看，或者在中国就业安家。但遗憾的是生活在中国的年轻人却不但漠视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着生其养其的祖国。
　　从网上、博客的留言与的交流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问题与留言，更看到了年轻人心中的迷茫、彷徨、无奈、抱怨、仇恨和对生不逢时的不满等等。原来在外国人眼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在他们的心中都是一片黑暗，似乎这个社会中充满着腐败、伪装，似乎这个社会只有对他们一代的不公，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中最被剥削、压迫和虐待的一代和社会最底层的一代。
　　目前中国的幸福指数很低，也因此成为了对上述现象的证明。但幸福指数是根据预期来判断的。为什么改革之前中国极度的贫困，但幸福指数却比今天还高，而中国改革之后高速发展了、生活改善了，但幸福指数却变得更低了呢？因为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预期，尤其是改变了未经历过改革之前的痛苦的一代的预期。新的一代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预期过度的提高了。
　　预期是随着政府的承诺而改变和提高的。当一个政府过多的许诺能给以人民更好的生活时；当一个政府过度的承诺能在短周期内向人民提供更多的保障与福利时；当一个政府过多的描述近期可能达到或实现更高的目标时，人民的幸福预期也随之而快速的增长与提高了。而现实生活中当政府并未在短期内兑现或实现这些承诺、这些保障，或未能像预期的计划而实现这些目标时，被过度抬高的幸福预期就变成了一种失望、变成了对幸福指数的负面影响，变成了幸福指数不高的一种记录。
　　于是疑惑、迷茫、抱怨等等就随之而来，让一个原本在增长、改革中的国家陷入了言论自由，但却被少数人操纵的混乱之中。当政府为了弥补这些漏洞而一味的牵就这些并不健康的思想与言论，不断的承诺与许愿时，当政策被这些不适合于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所影响时，政策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难道我们不应该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让年轻人失去方向的现象的原因吗？难道不应该针对这些造成年轻的一代过度贪图幸福指数提高的预期进行合理的教育与批评吗？也许问题正出在现有的宣传与教育体系的缺失和扭曲。
　　粉碎四人帮的战役，是一场在党内已失去正常制度约束下的武装革命。解决了名义上代表毛继承人概念的代权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用党的合法会议纠正了毛的历史错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改革。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毛在神坛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国庆逢十的大典之前总会有系列的将毛塑造成神的宣传，不断的维护与巩固着毛思想的统治地位。正因为这种原因，让改革前的三十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空白。也许八零后的一代变成了失去记忆的一代。中国几乎已没有任何文艺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经让整个社会都喘不过气来的发展历程，也是一段恰恰对今天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个阶段。
　　我们并不想否定毛的历史价值与地位(如果要有否定的一天也是历史的后人的事了)，但绝不能因为要维护毛的作用、威信与神的权威，就不能批评其的错误或不能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因为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断裂的代沟，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国贫穷的对比与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上一代人比八零后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呢？
　　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武斗批林批孔上山下乡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运动。不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与政治管制的差别。他们今天可以公开的骂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到当年会因为不小心弄脏了一张毛主席像就会株连九族，甚至倾家荡产。更不用说公开的表达对党的不满和对社会的抱怨了。从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拥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们同龄的生长期中所没有的自由。
　　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的灾难。当然也无法体会凭票证购买食品、衣物的经济短缺时代的艰难，当然更不会知道有钱没票也吃不上饭的尴尬了。他们在为今天无钱消费而抱怨时，他们以为是市场经济让他们在竞争中无法提高收入而失去了消费的自由，却不知道有钱无证而寸步难行才是真的失去了自由。
　　改革开放重新确定了臭老九的社会地位，知识救国、技术创新的奇迹让八零后的一代不知道中国曾有过知识无用复课闹革命接受再教育白卷革命等等一系列的风雨。当他们自己不努力学习而痛恨高考制度时，并不知道1840年后英国学习了清朝的科举制度后创造了人才辈出的进步。当他们痛恨大学教育制度的无能，并对毕业之后的选择迷茫时，并不知道当年有多少人在渴望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机会时，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当他们大骂这些缺少了上学机会的人们成为了改革的受贿利益群体时，却不知道这代人要为没机会学习而付出多少倍的努力。不知道被剥夺了读书(哪怕是非课本的读物与音乐等)的权利，失去读书的自由的痛苦。
　　改革开放恢复了人性的本能，让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意的寻找异性的感情归宿、坦露表达这种愉悦的内心世界，因此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锁线。消灭小资情调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整个社会的头上。当他们为爱情的失败而哭泣时、为能终身厮守而欢笑时，并不知道一个没有爱情的音乐、歌曲；没有爱情的文艺作品与戏剧；没有酒吧与咖啡厅；没有舞厅与歌厅；没有任何空间可以容纳与释放爱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没有谈情说爱的权利和自由，会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毁灭性灾难。
　　改革开放让劳动力资源可以自由的选择和流动了，就业可以人尽其才的进入自己喜爱、有兴趣或能发挥特长的领域。让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国曾有过消灭资产阶级生存的土壤，名义上又有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当家做主的传统观念，除了组织分配任何人都没有就业的机会与选择，而组织的分配则用一次决定一生的方式将人们的自由锁在了一根无法用个人力量斩断的铁链上。而个人创业则不但是一种梦想也是一种要被坚决镇压的违法行为。当八零后在抱怨就业中的艰难时、抱怨对就业推荐的不满时、抱怨工资收入的不高时，却无法理解当年只能听天由命从十几元的学徒工开始而几年爬一台阶的攀登，甚至连靠个人的努力去创造的机会都被扼杀在摇篮与梦幻之中，而人就业的选择权岂不比就业的难易更为重要吗？
　　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出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的收入差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成为了被社会夸耀的排行效应。于是更引发了许多尚未富起来的人们的不满，包括八零后的一代，他们并不知道平均分配时的结果时所有人都贫穷。旧的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定义和对私有制的没收与改造的均贫富，实质是让所有人都只能成为穷人，而绝不会有富的存在。因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刚刚开始时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许多人以为达到土豪、分田地，没有了地主穷人就可以变成富人的痴梦在中国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没有出现一样。均贫富是永远也没有出路的。这中间最重要的则是私有产权的确立与保护，是凭能力与本事、凭努力与刻苦、凭知识与创造的竞争机制，能者多得而非能者多劳的激励机制才能制止懒汉式的大锅饭，让人们在社会进步与财富增长中受益。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建立人权与财权保护的自由。
　　改革开放实现了住房制度的福利分配向市场化供给方式的转移，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让许多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而八零后的一代并不知道这种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中的痛苦生活历程。当他们高呼买不起商品房并大骂政府与开发商试图进行二次房价而退回到分配制度时，他们只看到了房改房产生的增值收益，却不知道中国落后的住房现状，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为了福利分房而付出的代价。住房的福利分配一是压低了所有人的工资收入(工资中没有住房含量)，但实际他们要等几十年才能实现这个福利的分配梦，并且是一个并不理想的长期过渡。大多数人四十多岁、工作二十多年才能有一间平房，或一个与他们人合住的单元。只是改革之后或最后一次晚餐才让大多数老一代的人真正改善了住房。当八零后大骂开发商与政府让他们成为了房奴时，却不知道分配时代几十年的劳动不是一种奴隶的生活状态吗？而他们又有居住条件的选择权利吗？没有。单位不分也仍要做奴隶，而今天的房奴至少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与条件中，至少是拥有了私有财产与财富。当年为了单位分房而苦苦等待与煎熬的房奴们才是真正的奴隶。因为住房他们只有拿低工资，因为住房他们无法实现人才的流动，因为住房他们必须努力工作、积极表现，因为住房他们必须服从分配而不敢违反纪律，这才是真正的房奴。而今天的房奴一边在骂娘，一边在享受着房价上涨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场化的真正含义则是将人从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来。让住房私有化的同时，还给了人民一个可以迁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点，从事不同工作的条件，不再只成为单位奴隶的一种自由。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许多的腐败，用权钱交易的方式让一部分人因此而拥有了大量的不明财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并且这种不公平蔓延到了平民社会的人情、关系，似乎无偿的帮助也变成了腐败的不公平。八零后一代的抱怨与愤怒大多来自于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从来不思考自己是否曾经做出了努力。他们甚至想要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公平时代去。但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最大的不公平恰恰是改革之前的平均分配。改革前从表面看来在国内是一种平均分配的公平时，却在高喊着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穷人的口号之下发现，中国原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而最大的不公平恰恰在于从国内看是人人平等的公平，放在世界的环境之中就发现中国为了表面的公平而造就了世界社会中的最大不公平。那时的中国人不但在国内寸步难行(没有全国粮票和钱)，在世界中更是寸步难行(没有世界性货币)。让中国人在改革之前的几十年中都无法抬头挺胸的在向世界、跨出国门。而今天的中国人却成为了在全球境外消费中的佼佼者，难道是因为不公平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强吗？中国人要改善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惩治腐败、合理的收入分配、低收入的全民保障等等。但并不等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可以否定中国改革的成功与进步，不能为追求表面的公平而退回到平均分配的假公平时代。当这个社会有人有了电脑、有了手机时，因为一些人还没有电脑和手机就必须退回到都点煤油灯的平均都贫穷的时代去吗？正是效率优先才解放了中国的劳动生产力，才给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权利和自由。而打开窗户时飞进的几只苍蝇并不能否定打开窗户而带来的更多收益。
　　改革让社会与民众富有之后，更多的人会用自己的财富去帮助那些受到自然灾难伤害和其他原因而贫穷的人。因此慈善被当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社会责任。于是八零后的一代就误以为只有社会的捐助才能实现救助与贫富的平衡。其实八零后一代并不知道唐山大地震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灾难都是在无奈的没有任何社会资金的援助中自我奋斗和挣扎的，而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战与解放战争的总和。不是慈善不重要，而是指望施舍才能升天和依赖于救助才能出头的思想会蚕食了人民的灵魂，失去自我奋斗与努力的精神。当人们奉献爱心时，恰恰最不想看到的正是那些自身有能力而伸手等待救助的懒人，而正是改革才让社会有了献出爱而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