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的探讨屡现报端，而股市却呈上涨势头，与此前整体经济形势向好股市却“跌跌不休”恰成鲜明对比。

　　有人将这一轮股市涨跌与实体经济走势的相反总结为新政策市。这一论断主要是从资金面出发来解释股市涨跌——宏观经济向好时政府忧心经济过热必然紧缩信贷，而经济趋冷时则会打开信贷闸门，所以股市才会每每逆潮流而动。此番宏观经济有二次探底之虞，预示着宏观调控可能会有所放松，银根应该比上半年更为宽松，此一预期即足以给股市注入一剂强心针。

　　也因此，虽然受三部委发布房地产政策不会松动的消息影响，房地产行业及其上下游相关板块领跌大市，但市场并没有陷入恐慌情绪。不少人认定这是大政策里的“小政策”，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松动，并不预示着整体调控力度不会放松，甚至还可能预示着个别行业和领域的补偿性松绑。

　　从资金供给的角度来解码中国股市的表现似乎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路数。比如２００１年的股市大跌是因为国有股减持导致股票供大于求或者说淹没了资金的供给，此后的几次涨跌或多或少也可以从ＩＰＯ推出的频率和“大小非”解禁的集中度找到答案——从历史到现实，一个颇具逻辑自洽性的推论大体可以就此完成。

　　但如此一来，另一个巨大的矛盾也随之产生了。考虑到政府是最大的资金供应商，同时政府还能通过种种宏观调控手段影响民间资本投向，这样的一个“政策市”是不应该有着过山车般的表现。更为吊诡的是，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调控手段的日趋成熟，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已基本杜绝了大起大落局面的出现。为什么股市会频频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呢？

　　笔者认为，本土优质企业的缺乏，或许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解释中国特色“有限政策市”的新视角。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整体绩效毋庸置疑。然而，当人们去检验这一绩效有多少是由本土企业创造的，其中又有多少来自本土上市企业时，相关图景则要黯淡许多。这与印度的情形恰好相反。

　　在国际投行界看来，中国各地普遍有着比印度远为优良的基础设施和更为亲商的政经环境，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绩效也优于印度。然而印度有着许多本土生成的国际级大企业，这些企业的竞争力更多地来自于创新能力，而不是依靠资产或资源垄断而形成的竞争力。这一点，中国的大型企业明显难望项背。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不少地方政府依然对招商引资青睐有加，甚至仍陷入不同程度的外资依赖症中。各地政府最擅长的还是在给定资本和给定技术的条件下强力汇集土地等市场要素，并通过金融和税收等优惠的让渡来打造一块块经济飞地。这种政经赛局保障了整体经济的不断向前，但对本土企业的培育却是一个短板。

　　本土优质企业本来就相对匮乏，再加上上市名额的长期计划性分配，从根本上奠定了股市相对于宏观经济整体表现的脱节。这种脱节反过来使得针对经济整体的宏观调控对于股市而言总是动作过大，股市在资金过剩与资金饥渴间疲于奔命。

　　（作者系北京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