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笔者看来,所谓的“二次刺激”计划只不过是有关媒体的臆想,没有深刻体会两难的实质在哪里。简单从字面理解,两难即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放在经济政策上,则可以理解为如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相关刺激政策过早退出,则经济二次探底风险将加大;若这些政策退出不及时,则将加大通胀压力。这才是两难的实质所在。

　　从具体层面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主要有五个两难问题:人民币汇改与就业、出口与经济增长、提高劳动者收入与企业成本增加、房地产调控与上下游产业的关系、价格改革与通胀压力。

　　首先,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但升值过快会面临出口恶化、就业困难等压力。

　　6月19日,在央行新闻发言人宣布汇改再次启动的同时也强调,进一步推进汇改,要确保汇率波动幅度可控,防止市场力量引起人民币汇率超调的可能性,并指出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波动和变化的基础。

　　从我国2005年汇改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恶化前的实际情况看,出口年均增长达23.4%,包括纺织、轻工在内的汇率敏感行业仍保持增长,并未出现显著亏损和关停。

　　因此,汇率浮动会促使出口从简单加工转向深加工和精加工,拉长了生产链条,细化了分工,增加了就业岗位。特别是汇率有利于优化资源在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间的配置,有助于就业向服务业的转移。专家判断,在确保汇率波动幅度可控的条件下进一步推进汇改对出口和就业的影响利大于弊。

　　其次,既要增强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也不能对外需过度依赖。

　　2009年,相关部门连续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取消或降低部分产品出口关税;建立了中小外贸企业融资担保制度;进一步扩大优惠出口信贷规模;完善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政策。这些措施帮助相关企业保住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提高的出口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今年以来,在出口逐步稳定的前提下,央行随即宣布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财政部、税务总局又宣布对406种商品取消出口退税。

　　这些政策的调整出台体现了国家对出口的态度:既要让出口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又不能让经济增长过度的依赖外需。

　　第三,既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又不能使企业成本大幅增加。

　　2009年我国GDP增长达到8.7%（国家统计局最新核算是9.1%）。据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增长90%以上靠投资拉动,而投资中又主要靠政府投资,因为缺乏消费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的矛盾日益显现。现在扩大内需已经成为国策,所以及时提高劳动者收入就成为当务之急。

　　专家认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必然会带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解决,通过增加广大劳动者的收入,经济增长才会更健康。但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人力成本的增加对企业发展的制约。只有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实现双赢,保证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第四,房地产调控不会半途而废,但房地产过度调控也必然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近日表示,到目前为止,在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作用下,内地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量跌价滞的态势,预期再过一个季度左右,部分地区房地产市场将面临全面调整,房价会有所下降,但不同城市表现不一,下降到什么程度不好预测。

　　相关部委负责人的这种表态让市场各方认识到了房地产调控绝不会有所松动,从近期各地陆续出台的配套政策来看也是如此。

　　然而,房地产调控力度过重将会导致整个行业大幅度的萎缩,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将对中国经济构成伤害。因为这个行业牵涉的上下游产业众多,比如钢铁、水泥、建材、化工、家电等。尽管如此,在房地产调控政策未达预期之前,对房地产调控的力度不会减弱,在这一点,我们应该认清楚。

　　第五,资源价格改革是落实节能减排的必要途径,但当前通胀压力又需要进行缓解。

　　央行5月上旬发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重点警示了价格压力,其中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势在必行。随后,5月末,发改委宣布降油提气,汽、柴油出厂价格降幅均为3%左右,天然气价格涨幅则达到了23%。再结合发改委公布的《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提出的“稳步推进水价改革,在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推进农业节水与农业水价的综合改革”,以及新疆资源税试点的启动。这些都说明中国的资源价格改革已经向纵深发展。

　　从正面作用来看,资源价格改革,使得上下游整个产业链协协同效应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将得到进一步落实;从负面情况来看,资源产品价改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推高资产价格,同时也一定会对通胀产生一定的压力。价改必进,通胀必控,如何协调,考验政策制定者的智慧。

　　正是基于以上五个两难问题,决策层才一再强调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也是现阶段宏观政策的最优选择。尽管目前经济企稳向好的形势已经形成且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这并不能说明已经完全走出危机,相反由于上述五个问题的存在,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变得更加突出。因此,宏观调控政策既要着眼当前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又要谋划长远为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简单寄望于政策的二次刺激来解决矛盾是非常不理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