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未来三年修养生息
　　6月29日，证券市场大跌。证券市场的胶着反映了实体经济转型的无力。
　　美国证券市场完整地诠释了股市是经济晴雨表的含义。道琼斯指数围绕1000点争夺了17年。1966年1月18日，道指盘中最高触及1000.50点，直到1982年12月，才成功翻越1000点，并一直保持。其中1972年和1976年，道指突破千点全部回落。
　　另一场惨烈的道指万点争夺战从1999年延续至今--自1999年3月16日首次盘中触及10000点以来，道指先后63次突破然后跌破这一关口；今年6月29日，道指报收于10138.52点，仍在万点之间打转，道琼斯指数的万点争夺战远未结束。
　　证券市场的点位争夺战是实体经济与货币找不到方向的标志。道指千点徘徊的时间段，面临一系列严峻的经济与货币转型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脱离黄金锚的美元开始寻找新的方向；金融生产力尚未发端，实体经济处于滞胀期，卡特总统离任时，美国CPI增长率是13%，失业率将近8%，利息率超过20％，美国数位总统不得不用行政手段控制物价，却一直无法收效。与此同时，几次石油、金融战争，油价扶摇直上，加剧了全球企业的成本压力，让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家摇摇欲坠。
　　万点争夺战的背景则是美国科网泡沫崩溃，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原有的强生、可口可乐等大笨象股守成有余，成长性不足，依靠金融股最终被证明依靠了冰山。到现在为止，美国依然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IT生产力与金融生产力逐渐消失，而绿色生产力远未跟上。因此，股市有时似乎找到了突破口，但很快被证明是概念炒作。
　　A股围绕3000点的争夺战将维持数年，因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将十分困难，维持数年。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与东亚、拉美一样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投资率极高，以出口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也即我们熟悉的倾全民之力发展经济的模式。这一模式并不特别，在欠发达经济体，如前苏联、上世纪的巴西、阿根廷等无不采用这一模式。这一模式的转折的标志是，出口空间急剧缩减，投资边际效率递减，政府财政负担增加。
　　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目前的投资与出口主导型经济已经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口成本增加、各国针对中国产品的壁垒有增无减。与此同时，我国的投资效率急剧下降，生产单位GDP的资金需求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3倍以上，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财政收入上升，而政府的财政平衡越来越差。
　　从1950年到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60年间增长接近千倍。2002年只有1.9万亿，去年达到6万多亿，今年又有望超过8万亿--今年前5个月的财政收入已达到35470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362亿，增长幅度高达30.8%，这一数字比去年前6个月的收入还要多2000亿。此时有必要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实体企业减负，以鼓励民间投资。但政府既不敢减息也不敢给企业减负，以往投资项目与急剧扩张的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地方债务与社会保障所需的资金缺口动辄以万亿计。
　　中国的生产效率增长下降，改革开放30年，我国GDP实际增长年均在9.8%，全要素生产率一度在2.5%，但据张军等人测算，在世纪之交为负值，此后上升乏力。无论是物联网、IT产业还是结构改进都促进了中国生产率的提高，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大型企业的生产率上升有限，而对资金的渴求无限。
　　以资本市场为例，地方财政、国企解困、权贵获利目标遮蔽了市场的成长前景。创业板中的中小企业被作为高科技与成长型企业的代表，获得了高额溢价，但资本市场无法筛选出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企业，也无法抵御类似于中石油、农行等巨无霸公司上市的冲击，导致整体估值重心下移。整个证券市场评价体系混乱不堪，成长型企业与高科技成为炒作的概念，昙花一现即告湮灭。
　　伴随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需要一场市场化的深入洗礼，而目前雷声大雨点小，我们能够做的是发布文件显示对于市场主体的尊重，却未真正落实到激励机制上。
　　对于A股市场未来，不需要过分悲观，但中国经济这辆马车的转型将非常缓慢，处于修养生息状态，如果3年能够转型成功、大型企业的融资需求被消化，已经是上上大吉。
　　从6000点下来后，中国证券市场进入回归之旅，将在2000点到3000点之间徘徊。

　　龚方雄：中国经济或迎痛苦期 房地产将逐渐熄火
　　未来两至三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可对中国的经济形势过分乐观。摩根大通证券(亚太)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龚方雄在2010恒生中国名家聚焦财富论坛上表示，中国必须布局未来5-10年经济发展的新格局，而未来两三年则是经济结构转型的起点，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龚方雄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前景一片光明，但是中短期而言，必须保持审慎态度。一方面，各项宏观经济政策能否进一步明朗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短期经济的局势。尽管前不久中国重启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这对市场带来了正面的刺激，但是显然这一刺激已明显不如2005年中国政府刚刚宣布进行汇改时来得强劲。龚方雄指出，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尽管我仍旧认为全球经济不会出现二次探底，但是探底的风险正在逐步加大。而在经济一体化的今日，这一形势也将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威胁。
　　过去10年，中国出口每年的增长率达20%-30%。而房地产占GDP的比重从10年前的3%增长到了14%。不过，龚方雄认为，这两驾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马车将逐渐熄火。一方面，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将直接导致中国出口增长放缓；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不会再允许房价如此前那般疯涨。因此，未来中国经济仍要保持每年8%的增长，就必须找到新的引擎。
　　龚方雄认为：零售等消费行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增长点，但是对于如何真正启动中国的内需，我们尚不得而知，中国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马红漫：财政收入猛增是减税富民契机
　　财政收入比例过高，国人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落后，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必然制约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从国外经验看，减税是必要之举。
　　今年1到5月，我国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元。而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年财政收入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的财政收入数量将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表明国富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富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同样不应忽视。如果将8万亿元的天量规模作为转折点，那么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再调整已势在必行。
　　国富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集中全社会资源去应对突发性危机。从2008年开始高达4万亿的资金投入，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在金融危机之下，率先实现企稳复苏，并最终保持高速增长。当下，欧洲经济体陷入财政压力之中不可脱身，美国也不过是在靠印刷钞票度日。对比之下，在全球担忧经济二次探底之时，中国充足的财政弹药显示了威力。
　　当然，强调国富的优势并非意味着财政收入应该最大化。恰恰相反，以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而言，8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规模已经是过犹不及，已到了分配体制改革的转折点。事实上，国家财政收入的高与低不应该追求绝对数值，而应看相对数值以及公众对于财政资金使用的评价。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美国当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9%，日本当年GDP为52900亿美元，财政收入8019亿美元，所占比重约为15%。中国2008年GDP为33700亿美元，财政收入为8837亿美元，所占比重约为26%。数字对比可以看出，如果以GDP作为当年全部新增社会财富的话，那么中国行政部门所占的比例要远远超过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
　　财政收入比例过高，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的税费开支较高；但与此同时，国人所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一现象必须引起警惕和反省。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必然制约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由于财政收入占据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导致企业和公众自身财富积累缺少、对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所以面对危机就不得不依赖于行政救济。就此进一步强化了财政收入增长的必要性，遏制市场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升，最终导致市场自救宛若扶不起的阿斗，形成恶性循环。
　　事实上，国富远超民富的问题近年来一直被社会各界热议，也早已达成共识，即要实现财政、企业和公众间的合理分配，削减前者、补贴后二者，实现藏富于民。但讨论至今，当下最大问题其实在于执行推进，而绝不应该再因讨论而有所迟滞了。
　　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看，减税是必要之举。但是针对企业和公众的减税，特别是针对个税起征点的改革建议，却止于学界的呼吁而已，很难见到相关部门的积极响应，甚至有官员认为减税会导致赤字而反对实施。事实上，中央财政可以赤字运行恰恰为减税让利提供了制度空间，因为财政可通过发行国债度过转折期。
　　之前有媒体报道，预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年内就将出台。笔者同样热盼这一方案尽早出台，但更期望方案本身能更具可执行性，特别要对既得利益群体采取约束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