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岩鹏 李雍君 湖南报道

　　2003年4月28日，这个日子让股东程进铭记在心，因为从那天起，京程实业已经连续7年没有开过股东会了。

　　时隔7年之后，6月10日，《华夏时报》再次向朱法明核实情况时，朱以“有领导在喊他过去”为由匆匆挂断电话。

　　“当 年改制时的权力过度介入分配，再加上监管约束机制没有跟上，势必造成经营者滥用权力的现象。”国资专家江跃龙经调查后对本报记者如是说。

　　本报记者多方采访发现，类似漠视股东知情权的现象同样发生在长沙电机厂和梦洁家纺改制过程中。

　　漠视股东知情权

　　对朱法明向公司借款入股的质疑，一直延伸到了京程实业的股东会上。

　　据程进介绍，2001年8月的首届股东会上，朱法明的认股只有29万元，但在朱法明主持起草的《京程公司章程》中，列入朱法明名下的股权数却为129万元。

　　“当天在会上，股东刘福初、旷青和等人提出了质疑，朱法明却避开100万元虚数的实质问题，大讲自己如何有成绩，痛哭流泪，蒙混过关。”程进回忆说。

　　而此后，股东们一直揪着这事不放，逢会便谈，在2003年4月28日第三次股东会上，未经股东会同意，朱法明干脆通知决定股东会休会，“至今仍没有恢复2003年股东会。”对此，朱法明没作任何解释。

　　长沙电机厂的维权职工也指责改制企业漠视广大职工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利益分享权。

　　维权职工公推代表宋国强告诉记者：“整个改制过程从未向职工宣示有关文件、方案、资料，内退职工中的当届职工代表和当届厂工会委员都被蓄意排斥在职代会外。”

　　有意思的是，直到2009年改制企业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了开发商，原电机厂的职工们仍认为，“这是擅自变卖国有资产，改制企业没有告诉我们国有资产退出了。”

　　梦洁家纺也被质疑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员工转让股权：“2004年10月，公司开始运作股权内部转让，在既不公布公司真实经营情况也没出示反映公司经营成果的审计报告的情况下，象征性地召开一次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以每股1.26元的价格收购职工股，公司净资产被严重低估了，股价严重偏离真实价值。”

　　对此，梦洁家纺的证券事务代表陈书龙解释称：“公司绝对不可能强制买卖的，而且，不同时期企业的净资产不一样，所以回购股的价值也不一样。”

　　约束机制缺失

　　深入调研长沙数十家改制企业后，江跃龙表示，权力过度介入分配，在企业内部造成了实质上的不公平。

　　当年长沙“两个置换”要求经营者持大股，规定其募集不少于总股本的10%，且原则上需缴清认购款的20%，其余部分在报有关部门批准后可采取融资持股的方式，具体数额由上级有关部门认定。凭此，经营者的大部分购股资金是通过企业担保，再将经营者股票质押于银行取得的。

　　资料显示，朱法明股权占比22%，长沙电机厂的唐朝晖占20%，梦洁的姜天武占到了30%以上。

　　江跃龙认为，从长沙市“两个置换”后的企业情况看，只是把原来企业经营者变成了企业大股东加经营者角色，所有权与经营权不仅没有分离，反而更加混同了。改制后，再加上企业监督约束机制的缺失，势必会出现一些经营者滥用权力的现象。

　　为此，江跃龙建议，要尽快建立企业内部员工持股的监督约束机制。具体来说，内部监督机制主要是尽快建立法人督导约束机制，正确处理“新三会”与“老三会”关系，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职代会”、“党委会”、“工会”关系；外部监督机制主要是运用好市场中介机构监督机制，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市场中介组织作用。

　　还有，政府职能部门也要从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出发，加强对企业员工持股的宏观监控，使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健康、有序发展。长沙市国资委副主任陈军也表示，深化完善企业法人治理机构将是下一步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