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为什么劳动收入占比难以提升
今天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变成了明天科技进步的障碍，拖中国经济长久竞争力的后腿。继续压低劳动力成本，让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必然意味全球制造业所产生的污染继续往中国集中，这会牺牲中国社会的长久利益。低劳动力优势保持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长久环境和资源破坏就越深。
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太低，这是公认的事实。《新京报》报道，该比值从1983年的56.5%，降至2005年的36.7%，22年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近20个百分点。《人民日报》报道的下降幅度少一些，从1993到2007年，劳动收入由GDP的49.49%降至39.74%。这种下降趋势始于1990年左右，之后基本在一直强化。如果还不扭转，劳资矛盾会带来沉重代价，甚至引发极端的社会报复行为。即使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角度讲，如果民间占国民收入比重不上升，居民消费就难以更快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就只能持续。
为什么劳动收入占比会不断走低？是因为企业主太贪，还是制度性因素制约？为了改变这一趋势，哪些改革是必需的？
工人权利受限直接压制工资增长
就以制造业为例，之所以工人收入难以增长，核心原因当然是工人谈价地位低、企业是劳动议价的强势方。那么，为什么工人议价地位这么低，差不多只能被动接受企业给出的工资，没有讨价还价实力？以往的答案是中国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工的供应几乎无限，所以，就业方没有选择弹性，企业方掌握完全的主动权。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多当然使单个工人的谈价地位低，但是也不至于低到几乎为零。
按照经济学道理，判断工资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工人的边际生产率，也就是，因为一个工人的努力让企业多增的产值。一般而言，工资应该跟工人的边际生产率相关，应该随着边际生产率的上升而增加。那么，这些年，劳动工资的上涨是否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呢？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峰教授的研究，从1995到2004年，制造业年均工资增速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大约低五个百分点。这基本说明，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在增长，但工资的增长速度没有跟上。
这就好像一个公司今年多赚了100万，其中有20万是因为1000个员工的贡献所致，每个员工的新增贡献为200元(亦即，工人的边际生产率上升200元)，但是企业方就是不给涨工资，或者只涨50元。这时，员工们又能怎样呢？靠什么机制能保障他们的所得增加值尽量接近200元？
一种可能是员工们自己跟雇主要求涨工资、谈判，但是在现代大型制造业企业的架构下，单个工人的谈价势力的确几乎为零。当然，在工业革命之前，雇工的谈价地位没有今天这么低，因为那时候的雇主企业规模不大，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享有寡头地位，因此，即使没有工会，在雇主与雇员之间，自由议价的地位相当，而且工资是老板与员工之间直接面对面谈，交易非常人格化。
但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特别是过去二十几年，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间并购重组，使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制造业公司在就业市场的寡头地位相对越来越明显，劳动价格的决定权越来越向雇主方倾斜。比如，富士康在深圳雇用42万员工，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就业贡献很大，但是另一方面，在员工数这么巨大的情况下，42万中任何单个员工对富士康的重要性会很有限。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和规模不仅是一个世纪前的人难以想象的，连30年前的世界人也难以想到。
在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不断扩大其地位的同时，员工的组织形式在美国等地也相应地演变，工会规模和地理范围在扩大。否则，在就业市场上，大型雇主公司跟员工之间的议价地位会越来越不对称，工资跟劳动边际生产率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但是，这中间的关键是工人和其他员工必须有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并通过工会代表自己去集体协商谈判。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并经由工会代表自己利益的权利，跟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强化自己地位的权利，是相配对称的两种权利。如果只允许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也允许不同企业自由组成行业协会等各类行业联盟，而不能同时给工人组织工会并通过工会集体行动的权利，那么，这不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交易自由原则，而且为剥削创造了空间。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工会到19世纪后期才兴起，而不是在那之前。
也就是说，工会集体行动权利等，不仅不违背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原则，而且是契约自由权利的延伸。当企业间可以并购结盟但员工间不能结盟时，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就可能是非自由、非自愿的。只有在选择自由、契约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下，发生的交易中才不存在剥削。但是，如果从法律上禁止自由工会、禁止任何非暴力形式的罢工权，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就包含了强制性，包含了非自愿的性质，剥削就成为可能。换言之，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给的工资远低于边际生产率，员工也无法不接受。
当工人方方面面的权利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时，当然就有了秦晖教授所说的低人权优势，而且成了低劳动力成本的核心原因。从经济学角度讲，一旦工人的一项选择权受到限制或禁止，那等同于把那项权利的显性价格压制到零，让侵犯那项权利的一方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所以，低人权优势等于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同样地，高人权的社会里，劳动力成本必然高，因为那些国家的工人权利的显性价格会高。
因此，人口多、农民工多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而更主要是因为员工的工会权、集体议价权等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制度上的不清晰削弱了制造企业员工的谈价地位。恢复工人的权利是扭转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趋势的必要一步。
为什么农民工没有更多选择？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在富士康跟其42万员工之间，是一种自愿的就业交易，因为如果员工张三对工资和待遇不满意，他完全可以不接受或者选择辞职。这不是一种没有强制的自由交易吗？虽然因为上面谈到的工会权等没有完全得到保障而使交易不满足充分选择自由条件，
但就富士康单个企业而言，员工的确有相当的选择自由，离纯粹的市场交易只差一点，可是，这仅仅是局部的小自由。也就是说，如果富士康的报酬太低、待遇不好，可以选择去李四公司；如果李四公司不行，还可去王五公司；等等。
但问题是，对于农民工来说，只要城乡户口差、城市间户口差仍然存在，只要农村土地流转受限、民间金融受阻等等还继续，那么，选来选去，也跳不出那些报酬低、待遇差的就业机构，只能在那些户口身份更好因而权利更高的人不要的工作之间局部地自由选择。户口自由迁徙受制、土地流转权限制、金融从业权限制、教育机会歧视，这些都是对公民特别是农民的权利限制，每多一种权利限制，就又使农民工、社会底层人的就业议价地位降一筹，让他们的就业交易自由又少一度，平均收入又低一等。最终，他们的边际生产率跟实际能得到的工资之间的差值，既可看成是大自由缺失所带来的制度成本，也可理解为宏观选择不自由的代价。
如何理解这种制度成本？最好的故事就是近几年，随着惠农政策、农民免税政策的深入，民工荒跟着加剧。如果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土地使用权抵押权都能进一步放开，不仅农民工不至于都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而且让他们还可选择将土地权转变成创业资本，自己去独资或合伙创业；如果城乡户口限制能取消，那也能改变他们自己和子女的生活、就业选择空间。一旦这些对权利的限制能解除，农民工即使去制造业打工，其工资议价地位显然不会像今天这么低。
从这个意义讲，或许富士康的待遇确实比其它制造企业好，但那种局部的小自由难以对冲社会制度所包含的宏观选择不自由。在大自由权利缺失的情况下，哪怕在具体企业之间有局部选择的小自由，农民工还是在被迫接受一些不情愿的雇用交易，这当然就不是基于自由选择的市场交易。
不能为维持增长模式而限制权利
一旦更多的工人权利得到保障、农村经济自由度得到提高，权利的显性价格必然会上升，亦即劳动力成本会增加。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这是否好事？是否意味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将要终结，更多农民工要失业？笔者认为，许多担忧要么过时，要么站不住脚。
第一，在30年前中国人缺饭吃、产能严重短缺的时候，老百姓或许不得不接受低人权、低劳动收入，让经济靠投资扩大产能、靠出口制造优势快速发展。但是，今天产能严重过剩，如果还压低工人权利、把更多利润留给企业，只会让民间劳动收入继续相对下降，使居民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促使产能过剩局面恶化。还工人以权利是扭转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要改革之一。低人权优势在过去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今天不再。
第二，继续压低劳动力成本，让中国进一步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必然意味着全球制造业所产生的污染继续往中国集中，这会牺牲中国社会的长久利益。低劳动力优势保持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长久环境和资源破坏就越深。
第三，从长远看，基于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只会抑制科技创新的动力。就像笔者在一些制造业企业看到的，因为人工成本低于自动化组装设备，他们宁可用工人站在生产流水线旁安装，而不会去在自动化技术上下功夫。当苦劳能更便宜地代替巧干的时候，今天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变成了明天科技进步的障碍，拖中国经济长久竞争力的后腿。经济史学者说，中国历来人口多而且勤劳又价格低廉，所以，通过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创造了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而西方因为人口少、劳动力太昂贵，所以，逼着他们创造出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保留住低人权、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会增加继续勤劳革命、抑制工业革命的动力。
第四，提升工人权利必然使制造业劳动收入增加，短期内或许抑制制造业就业的增长。但是，农民工、普通城市工人收入的增加，会带动城镇以及农村的消费增长，扩大服务业就业空间。我们不能只看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给制造业就业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而忽视由此带来的服务业增长前景。更何况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空间远高于制造业。
实际上，不管我们愿意、喜欢与否，劳动收入因为权利受限而难以更快增长的局面必须改变，因为如果不主动改，劳工事件、极端的反社会行为也会逼着我们改革。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的确有制度体系所隐含的内在原因，劳动力权利受限、契约自由受限就是其一。
花荣：股市实战的两大流派
永动机的风格是：不问敌人有多少，只问敌人在哪里？
老狐狸的风格是：非底勿扰，不打无把握之仗！
沪深股市最经典的实战方法是：
初跌（10％以内）--正常调整，没什么。
小跌（20％以内）--不怕，庄家洗盘。
中跌（30％以内）--反弹出局（预期的反弹没出现）。
大跌（40％以内）--死牛不怕开水烫（伴随着下跌一路补仓）。
暴跌（50％以上）--钱没了、无言了，不敢再判断大盘走势。
惨跌（60％以后）--受不了，赶紧割肉，大盘已经崩盘，见底尚远。
大盘下跌60％以后，大盘真正见底，撕心裂肺的大反弹（或反转），包括专家在内的多数股民坚定的认为，底部远远不到，反弹出局。结果股市一去不回头，全都傻眼了。
股市就是这样，一波大跌不光淘汰一帮散户，同时淘汰一批机构大户。
之后，又造就了一批把握住低点机会的人！
股市的天气是老天爷给的，它就是老天爷的表情。生活在老天爷的怀抱里，你就得学会欣赏和顺应老天爷的各种表情。
世间有很多东西令我们觉得无趣，不要在意它们的发生和发展，股市中的老人懂得人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周前几天股市值得注意的一个事情是，深市的成交量超过了沪市，创业板和中小板的活跃性要高于主板。1994年市场曾经出现过市场总筹码扩容，投资者炒作筹码缩容的现象。但是今天下午银行股的崛起，不知是否会改变前几天的这种现象。
今天下午的市场强势为投资者带来了一些希望，这种希望能否变成持续性的强势，要看明天市场的成交量能否放大。从大环境上看，指数短期内可能大涨不可能，大跌也不会。
操作策略，关注一下指数期货、低位强势股的超短线娱乐机会也不能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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