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亨利·保尔森理所当然应该跻身美国历史上最为凄惨的财政部长行列。他是一出现实版连续剧的主要人物之一，在其中扮演着仅次于受害者的悲惨角色。某些时刻他甚至比那些受害者压力更大，因为他要提防不再出现下一个受害者，但是就在他为此担忧时，受害者的讯息已经传递到了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当他卸任财政部长、离开华盛顿时，他说：“我再也不想过那种早晨一睁眼就发现自己还是财政部长的日子。”

　　在他不到4年时间的短暂任期内，美国刚好经历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他则要在监管层面直接对这场危机负责；当美国在面对上一次危机时，财政部长等高官尚被视为英雄，《时代》杂志在封面上将格林斯潘、劳伦斯·萨默斯和罗伯特·鲁宾称为“拯救世界三人组”，但是轮到保尔森组合时，他们则倍受攻击，攻击者称他在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那些贪婪的银行家；雪上加霜的是，保尔森组合在试图拯救世界的同时，总统大选已经在进行，两位竞选人轮番对经济危机和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发表意见以赢得选票，这些意见往往和保尔森的努力并不相符；更为奇特的是，他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但是这件正确的事却又和他所在的党以及他坚信的自由资本主义理念相冲突。

　　通过他以编年体写作的自传 《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可以一窥刚刚过去的惊险时刻中，这位深处风暴中心的财政高官在当时的工作与心境。他内心深处的挣扎在他2008年11月20日前往里根图书馆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非常有趣的是，在一个被拉长了的危急时刻，并非我们外人所想的那样，对此负有责任的核心人物理所当然地要集中全部精力来应对危机。事实上，他们仍然要参加带有应酬性质的社交活动，某些人还得按照计划度假或者出国访问，同时要开各种早已安排好的、同目前应当集中注意力来应对的危机毫无关系的会议，在会议上讨论各种永远要讨论的问题。

　　前往以已故总统之名命名的图书馆，就属于这类社交活动之一。他想推掉这个活动，但是却早已答应了已故总统夫人，同时又担心如果自己不假装一切如常地列席这次活动，媒体会猜测目前的危机已经严重到了某种程度，以至于财政部长要推翻已经确定的日程留在华盛顿，在办公室内给金融大亨和国会议员们打电话。

　　在凌晨五点半，他痛苦地拨了一个电话给蒂姆·盖特纳——在保尔森任财政部长期间，盖特纳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奥巴马随后选择了盖特纳作为自己的财政部长，在电话中他对盖特纳说：“我觉得我对这场危机的处置负有责任。”这种念头徘徊在保尔森的头脑中，让他痛苦不堪：世界经济繁荣在他的手中毁掉。

　　在里根图书馆，“正当我准备向一群由保守主义者组成的观众致辞时，我忽然被自己所处的尴尬局面震撼住了。为了保护以自由企业制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我已经永远成了那位与政府干预和银行救援有关的财政部长。由于危机袭来的速度如此之快，让我别无选择，我已经放弃了严格的意识形态，完成拯救一个体系这个更高的目标，甚至包括它的所有缺陷，这比我所知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为重要，我正被迫用自己不信任的东西来拯救我一直信奉的事物。现在，我就要在这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圣殿里，向一群真正的保守派信徒发表一场演说，解释政府的紧急救援行动。如果这还不够讽刺的话，如果我们营救花旗的计划失败，我知道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

　　作为高盛的前任CEO和金融界的大亨，保尔森可以和众多金融界的老兵们一样，宣称自己是见惯了风浪的老水手，“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大金融机构倒闭，对我来说都已经不新鲜了”：1998年美国由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起和参与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陷入困境；1997年前后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和墨西哥经济危机，正是在这次风暴中，“拯救世界三人组”得名；2000年前后由互联网泡沫破裂引发危机……

　　但是在2006年7月出任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后，保尔森才明白身处危机之中的感觉，从2008年3月到9月，有8家大银行倒闭，其中6家是在9月一个月中倒闭的；而且如果不是政府及时伸出援手，会有更多貌似强大的金融机构经历同样的命运。

　　在接受了包括周小川在内的朋友的劝告之后，保尔森接受了财政部长的职务。他的第一役是接管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金融界著名的街头霸王，在国会山和华盛顿拥有数目庞大的支持者，甚至本身已经是权贵系统的一部分。保尔森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政府不接管两房，撤换它们的管理层，并且注入资本，两房会把整个金融体系拖垮。不过，他没有想到即使自己这样做了，金融体系还是面临灭顶之灾。

　　2008年3月13日，当布什总统就自己提振士气的演讲征求保尔森的意见时，保尔森建议说，不要在演讲中说出政府 “不会去救援谁”这样的字眼。布什的反应是：“我们确实不会去救援谁，不是吗？”

　　需要救援的对象马上就出现了。它是一个顽强而桀骜不驯的机构，曾经拒绝了政府金融机构参与联合救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建议，如今，贝尔斯登本身存在着被救援的需求。“贝尔斯登的人都是生存专家。他们似乎永远有办法摆脱麻烦。”可是现在麻烦紧追不舍，任谁都摆脱不了——因为麻烦已经成为自身的一部分。

　　保尔森的策略仍然是鼓励私人机构来提供救援，而政府则可以协助这种有助于大局的救援。正如政府在历史上曾经做的那样，政府会出手相助，但是不会直接出手相助；政府会促使私人机构出钱，但是政府不会自己出钱注资。华尔街上在危机中仍然强大的摩根大通担任了这个角色。在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帮助下，摩根大通收购了贝尔斯登。尽管有许多人认为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占尽了便宜，保尔森仍然坚持说：“能有摩根大通这样一个买家，而且能让它同意在交易结束之前通过担保贝尔斯登的交易负债来保护公司的经济价值，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知道必须卖掉贝尔斯登，因为政府无权直接向一家投资银行注资来确保它的偿付能力。”

　　但是当雷曼兄弟出现同样的问题时，保尔森却未能成功找到一位仗义出手者。在此之前，保尔森就在鼓励这些华尔街大亨们为各自寻找新的融资渠道。他们中的一些也真的在做。比如贝尔斯登寻求了中国中信证券的投资——这桩投资因为中国监管层的审查而一直推迟，直到贝尔斯登覆灭；摩根斯坦利获得了中国国家投资公司中投的入股；美林银行和淡马锡在谈判。但是时局的发展让这些寻求外部注资的努力显得缓慢和微不足道。雷曼和韩国开发银行的谈判破裂；紧接着，美国银行收购雷曼的意向被证明为不靠谱之举，美国银行仅仅想寻求来自美联储的优惠政策——不过，美国银行还是随后收购了美林；但是，当来自英国的巴克莱坚定地表明自己希望且能够收购雷曼时，英国财政部却对保尔森说，它绝对不会批准此项交易……雷曼只能破产。当雷曼的CEO，曾经的华尔街明星人物迪克·富尔德再打电话给他在华盛顿的朋友们时，已经只有保尔森接听他的电话了。

　　雷曼破产的唯一好处在于，它让那些政治家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尽管在AIG碰到同样的问题时，仍然有政治家们用一种轻松的口气对保尔森说：“难道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让它破产吗？”从拯救两房时期开始，保尔森就在寻求政府直接对金融机构注资的权力，而且，“我们不想让这一权力受到任何金额上的限制，因为这会让人误以为我们已经算清了潜在损失的规模”。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参议院面前强调说，权力越大，用到权力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你口袋里有一把玩具手枪，你可能早晚会把它掏出来。但如果你有一支火箭筒，而且人们也知道你有火箭筒，你也许就不会用到它了。”

　　AIG和摩根斯坦利接下来的困境让保尔森更加意识到，政府必须获得能够直接给华尔街注资的权力，尽管“不管是自由市场的拥趸还是民粹主义的信徒，这么做都很难向他们交代。可是不这么做，它就会演变成所有人的灾难”，“我们已过了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可以自行解决问题的阶段。”

　　两方面的努力在同时进行。岌岌可危的金融机构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寻求新的资本注入；与此同时政府要获得更大的权力，以直接注资金融机构，挽救它们。保尔森和中国副总理王岐山通电话，甚至还说服布什总统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话，希望中投能够扩大在摩根斯坦利的投资，同时，蒂姆·盖特纳试图启动高盛和花旗的合并谈判，而摩根大通能否收购摩根斯坦利呢？

　　但即使对华尔街并不熟悉的人也会明白，庞大的救市计划能够同时推动私人资本对金融机构的注入。如果没有政府为未来做背书，谁会傻到在这种时刻进入？正是基于对政府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预期，巴菲特投资了高盛。因此，显然问题的关键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美国必须变换一种经济哲学，无论多么反对国有化，对自由市场经济多么推崇，此时需要的是政府救助。

　　这是个政治问题，而正在进行的大选又让这个政治问题格外敏感。保尔森所服务的共和党政府一向反对的正是政府权力的扩大。因此，在参议院中出现了共和党议员大规模反对共和党政府议案的现象。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对保尔森说：“汉克，你的那些家伙们要把事情搞砸。”任何不谨慎的言论都可能毁掉救市计划，说一些反对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华尔街大亨们的话会深得选民的欢迎。奥巴马和麦凯恩都会乐意这么去说。保尔森几乎每天都会同这两位总统候选人通话，确保他们在接受采访或者发表演讲时，要谨慎地对待这项庞大的计划。

　　这项7000亿美元计划的通过终于让保尔森可以宣称，政府可以承诺不会让任何一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无论是不争气的AIG还是过于大和脆弱的花旗集团。不过，新的问题重新出现，不仅仅是那些华尔街上的巨头，遍布美国的工业巨头们也都在翘首等待来自政府的救助。当伊梅尔特第一次对保尔森说通用电气的短期债券碰到了一点问题时，保尔森就已经感觉到了巨大压力：如果这家美国商业偶像级的公司都会碰到资本流通的问题，那么显然所有公司都可能会碰到。而在这些问题公司中，尤其以那些底特律的汽车公司们为甚。民主党的参议员们已经在说，为什么政府可以救助那些华尔街上奢侈的金融大亨，却对普通的工人们置之不理？

　　2009年1月16日保尔森离开财政部时，这部连续剧仍未结束。接下来，人们开始对那些接受救助的金融机构们迸发出怒火，因为它们的高管仍然维持着奢侈的生活方式，并且拿到高额的奖金。对救助本身的质疑也不断出现，保尔森说，“我理解我的很多同胞对紧急援助充满怨恨和愤怒”，但是，“危机并没有动摇我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信仰。”不仅如此，他认为自己的团队已经替美国赢得了对危机的胜利。“我们曾濒临崩溃边缘，但是没有倒下。”保尔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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