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叱咤风云的富豪相继出事，仿佛在指向中国民营企业的宿命——在财富原罪上有着太多烙印。

　　诚然，这与其中部分富豪，或者说民营企业家过快追求企业发展速度，急功近利中盲目寻求资本运作有关，与惟利益最大化诉求为主导、为人性贪欲所捕获而不能自拔有关，但恐怕更重要的，是社会转折时期的价值紊乱。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个体户启蒙开始，到后来“绕着政策红灯走”的某些沿海民营企业发展模式，以及顶着国有或集体企业名号行民营之实的特殊年代经历，都使得许多民营企业始终徘徊在罪与非罪、黑与白的模糊地带摸索前行。

　　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脱胎于长期计划经济大一统的最初发展阶段，某些来自政府部门的过度管制、行政干预，介入到市场经济微观层面，以及经济发展规律受到强大既得利益的重重干扰，让民营企业或者在某些二元制歧视下的政策壁垒前吃尽苦头，有些善于“顺应”形势者转而寻求市场之外的权力之手支持，黄光裕案件涉及一批重量级官员，就是又一个现实佐证样本。

　　因此，黄光裕的倒下，能否终结“官商合谋”现象，或者更客观地说，对治理“官商合谋”现象会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是更为重要的指向。中国民营企业的“去黄光裕化”选择，其实就是究竟是走向符合市场规律的规范经营、公平竞争、产品与服务为主导，而非翻云覆雨的所谓“资本运作”，还是继续利用当下市场与法治不够成熟下的某些体制漏洞，与权力掌控者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垄断坐庄、非法交易获取暴利？

　　这个命题指向太大，当然远不是依靠审判一个黄光裕或一批“灰色富豪”所能解决的。黄光裕的悲剧根源，在于通过与权力合谋，将企业上市、对外扩张及经营资本化也变成了一种权力资源。他获得了权力的包庇而无所不为，这本身就是权力越界不受管制的结果。“官商合谋”现象的要害在于，一方面本应服务于公共服务的政府权力被少数人“挪用”，权力及受权力庇佑的资本轻易突破市场与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市场过度管制及干预又造成了对市场的结构性伤害。对这样重大的体制弊端，我们应有深刻反思与改进。

　　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的罪名惩处黄光裕，是事后的追惩。随着法官法槌的重重落下，如何将监督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依法经营化为日常的预防与威慑，让一度被低估的法治威严还原成社会的公正仲裁者，让看似强悍的权力与金钱联盟在公共监督下逐步被瓦解，是黄光裕案留给我们的深长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