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调控出重拳 中国经济能否避误伤？
　　嘉宾：
　　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桂浩明
　　根据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4月份中国经济各项指标均一路向好。然而，针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密集出台，近期一些外资行开始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顶。他们的理由在于，作为支柱性产业，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将严重影响一系列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经历此次房地产调控的考验？CPI数据的快速上扬是否意味着通胀压力日益加大？加息何日到来？本期金融圆桌邀请了三位专家对这些问题一一解析。

　　通胀指标是否可控？
　　上海证券报：国家统计局4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CPI同比增长2.8%，PPI同比涨6.8%。这距离此前设定的3%控制目标仅有一步之遥，有观点认为5月份CPI突破3%是大概率事件，而CPI将会在6、7月份创年内新高，您如何看待年内的通胀形势？
　　杨涛：一方面，从刚公布的4月份CPI数据来看，其特点一是CPI同比涨幅有所扩大，二是CPI环比呈现小幅正增长。造成4月份CPI环比止跌回升的主要因素是猪肉价格开始回稳，同时蔬菜价格涨幅较大，表现为食品价格上涨5.9%，非食品价格上涨1.3%。另一方面，4月PPI同比上涨6.8%，高于市场预期，除了采掘业的同比增速有所下降之外，几乎所有其他PPI的分类指标都有所上升，表明由上游到下游传导的价格压力也比较大。

　　我们认为CPI和PPI仍将保持上升的趋势。主要是由于：一是经济运行已进入上行周期，需求明显改善；二是全球经济复苏使得资源价格回到上升轨道，这将会对我国产生输入性成本压力，推动物价上涨；四是国内粮食价格、劳动力价格存在上涨趋势；四是市场通货膨胀预期进一步形成，尤其是4月份CPI及PPI都超出人们的预期；五是信贷控制近期有所弱化，如4月份的信贷投放超过了预期的政策目标，这种情况如继续出现，则会对物价上涨产生推动。

　　桂浩明：现在来看，要达到CPI控制在3%的目标困难还是比较大的。这是因为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不少。最近几个月物价指数的走高，主要与农产品涨价有关。另外，今年有个重要任务是进行资源品价格改革，特别是与居民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水、电、气等的价格存在很大的涨价可能。还有随着以后统计口径的变化，居住价格在消费者价格指数中的权重也会提高。再考虑到去年上半年物价指数比较低，5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突破3%的概率很高。但到了下半年，一方面是基期变化了，另外从年初开始的紧缩政策也逐渐见效，再加上季节因素，物价上涨势头有望得到控制，从不断走高变为慢慢趋稳。总体来说，全年平均物价指数有可能会超出3%，但偏离不会太大。

　　孙立坚：目前影响中国未来CPI高企的驱动力可能会发生一些质的变化：首先，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会影响到中国经济投资的节奏和规模，相关产品(比如家具、涂料、家电)的需求会有明显的下滑态势。如果农产品价格没有大幅上升的趋势，那么，扣除翘尾现象后的通胀率水平可能不一定会像目前预期的那么高。其次，希腊问题和欧元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会冲击欧美经济复苏的进程。当世界经济无法确立未来新一轮的增长点、国际金融市场无法驱除二次探底的忧虑的状况下，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挫、消费和投资能量的萎缩等现象，都会从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两个渠道对我国CPI和PPI的水平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第三，中国货币和信贷政策的紧缩再加上社会大众财富积累愿望的高涨，人们更多地会将自己的货币进入金融体系沉淀下来而不是通过消费去驱动CPI的上涨。所以，中国经济今后一两个月不会出现严重的通胀问题。

　　当然，这不等于通胀的压力今后不存在。如果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持续下去以支持政府主导的救市行为的模式，一旦全球经济开始企稳，资产价值明显修复，那么，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要素价格膨胀、商品市场通胀、资本市场泡沫的问题就会越发严重。所以，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激发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同时又要高度重视经济刺激过头所带来的通胀后遗症问题。

　　加息时点或延后
　　上海证券报：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判断加息时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通胀，在CPI即将突破3%这个红线的趋势下，加息时机是否已经临近？您判断央行将会何时加息？
　　杨涛：央行的利率政策主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即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就业、资产价格。就近期的情况来看，则主要是关注于资产价格问题，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调控问题。通过综合考虑，我们认为首次加息时机暂时还未来临，首先是由于当局还在观察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效果，二是由于欧洲债务危机造成的外部不确定性还有很多。当然，如果CPI突破3%，就会促进加息压力变成现实，这种情况在第三季度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桂浩明：央行是否提高利率，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其中通胀是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来说，如果连续3个月以上出现负利率，那么进行升息操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从今年2月份起，我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已经连续3月超过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应该说升息的条件是具备的。但通常央行还会再观察一段时间，特别是要考察一下年初的紧缩政策是否在通胀预期管理方面见效。因此，估计近期它还不会考虑升息，比较有可能的时间点是在7月份，那时上半年的通胀数据已成定局，数量调控的影响也可能得到全面评估，此时再进行升息也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

　　孙立坚：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欧元区不一样，不是盯住通胀的单一目标制，而是要考虑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等多项指标的影响。综合上述因素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我们认为近期不会轻易加息。具体而言：
　　首先，中国经济虚火过旺，实体经济的繁荣还没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模式。所以，现在加息、一刀切地去增加资金成本，有可能不但没有压下房地产市场的虚火，反而，会更使得市场因为实体经济成长的势头受到抑制而不得不将更多资金转向金融市场。

　　其次，加息已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单纯的货币政策手段。它已被市场解读为采取加息的国家所释放的一个明确退市信号。如果此时本国经济活力还没有完全形成，那么，市场过度的恐慌，以及由此引起的投资和消费的萎缩现象，使得原先救市组合拳所带来的经济复苏绩效都会付诸东流
　　第三，欧美经济的发展格局与亚洲和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美国和欧洲，核心通货膨胀率尚未大幅上升。实际上，由于失业率和闲置产能依然很高，再加上希腊的新问题和华尔街的旧账未了，通货紧缩仍是他们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相反，没有采取加息的东亚各国，比如韩国、泰国、印尼的通胀水平都出现了大幅上涨。很多迹象表明国际游资已经进入了这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明显的泡沫现象。所以，中国政府选择数量调整的做法(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而不是采用会导致海外游资进一步流入的加息方式，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表现。

　　政策难言退出
　　上海证券报：鉴于中国目前正面临着通胀压力，有观点认为中国刺激经济的扩张性政策预期将于下半年退出。您怎么认为？
　　杨涛：所谓的退出，对货币、财政政策这主要的两大政策工具来说，具有不同的内涵。

　　一方面，就货币政策来看，退出就是指适当紧缩，我们看到央行货币政策事实上已经呈现缓慢退出的趋势，主要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大央票发行量来吸收过量的流动性并配以窗口指导，尤其是窗口指导对于商业银行信贷收紧的影响力度还是非常大。就下半年的情况来看，只要不发生剧烈的环境变化，预计这种退出的节奏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的退出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所谓退出，并非是指财政投资性政策的迅速弱化，而是如何在保障前期公共投资后续支持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与财政状况变化，动态地改革以财政投资为主的政策运行方式。二是更加重视财政政策的结构效果。与保增长相比较，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可能需要更加关注解决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

　　桂浩明：如果升息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利率走势在时隔两年后再度回到上升通道之中，但这并不一定表明已经彻底放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实施全方位的退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固然存在流动性宽裕、经济略显过热的局面，但同时也存在经济两次探底的风险。毕竟，局部的经济过热不能掩盖复苏基础还不扎实的现状，另外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已经展开，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停下来，所以要全面紧缩，完全弃用经济刺激计划，并不现实。中国现在要回归常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如果升息的话，只是表明这个过程在加快。另外，近期欧元危机的爆发，将导致世界经济复苏的放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中国退出机制的实施。

　　孙立坚：政府下半年退出与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到位的程度或世界经济复苏的程度。我认为目前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要提高救市的质量--要从简单追求量的扩张尽快转变成为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资本提供更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机会和收入增长的空间，为社会大众丢下后顾之忧的包袱提供切实可行的公共服务机制，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从而释放出中国巨大市场中所潜在的有效需求提供富有智慧和胆略的改革尝试这样三位一体的质的追求上。

　　二是取决于欧美政府退市的实际进展。跟同步降息救市一样，同步升息退市的做法对中国来讲也是成本最小的政策转换方式。如果我们率先退出，不仅会加剧短期资本大量流入中国而使我们单一的退市行动起不到收缩流动性的效果，而且也会因为这一错误的信号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负荷急剧增加。

　　三是取决于实际通胀率和资产泡沫的恶化程度。我不排除在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中国通胀问题和资产泡沫恶性膨胀不利状况的凸现，可以预计，那时央行会不得不通过加息和加快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步伐(价格调整组合拳)来应对经济可能出现的硬着陆风险。因为那时经济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实体经济的复苏快慢的问题，而是来自于通胀、资产泡沫和社会稳定等问题方面更大的挑战！
　　上海证券报：年初以来，央行通过调节数量型货币工具的方式收紧流动性，而金融监管部门也通过对商业银行进行行政调控的方式控制信贷投放的数量和节奏。不过11日央行公布的4月份信贷数据显示，当月人民币新增贷款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而在加息预期之下，市场对未来流动性趋紧的担忧不断加剧，这也造成了近期资本市场的大幅下跌，您如何看待年内的流动性问题？
　　杨涛：今年以来，在央行实施一系列政策后，货币市场资金面虽总体宽松，但已不如此前的极度宽松。近期，央行在公开市场上采取了春节之后的首次资金净投放，但这并不意味央行对流动性的态度已从收缩转向放松。一方面，考虑到外汇占款高增对流动性的推升等因素，另一方面，考虑到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需要，预计年内央行适当收紧流动性的趋势还会延续。

　　桂浩明：毫无疑问，今年金融市场中流动性是存在问题的。如果说去年确实是相当宽松的话，那么从今年年初开始，央行就在回收流动性，如今已经连续三次提高准备金率，同时在公开市场上净回笼资金的力度也很大。这种强势操作，已经初步改变了去年流动性十分宽裕的局面，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流动性偏紧的格局。对投资者来说，已经形成了流动性还将进一步收紧的明确预期。今年4月份，商业银行新增贷款7000多亿元，根据去年均衡投放的安排，二季度的投放增量是20000亿元，因此4月份的7000多亿元并没有大规模超额投放，之所以一些人会觉得超出了预期，主要还是与人们对紧缩的认识有关。

　　孙立坚：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市场的流动性会出现萎缩。这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紧缩的货币和信贷政策，会影响金融体系信用创造的能力，从而对市场的流动性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二是经济基本面的不明朗造成人们对投资和消费的信心不足以及增加对未来市场和政策走势判断的难度，这会造成社会流动性周转速度降低，从而最终影响到市场的流动性规模。三是如果银监会提高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和拨备率等审慎性监管的要求，那么，银行业为充实资本金的融资压力也会对股市流动性产生影响。四是如果股指期货的做空力量对市场指数有非常明显的下压能量，那么，对中国这样以散户为主的市场而言，风险厌恶情绪的放大也会造成市场流动性的骤然萎缩，从而拖累中国股市的良好表现。

　　经济增长无忧
　　上海证券报：随着近期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一些外资机构认为这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或已见顶，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涛：我们认为，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是符合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或许短期内这回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影响，但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所必须经历的。

　　一方面，单就房地产行业增加值的规模来观察，其占GDP的比重不到5%，但从地产的杠杆作用来看，一是可以拉动的钢铁、有色等行业，二是通过土地财政而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未来土地财政的不断弱化，房地产相关的拉动作用会下降。另外，房价泡沫的积累，也影响到经济金融体系稳定性，带来的潜在风险和负面作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增长的拉动效应。

　　另一方面，从国际经验观察来看，房地产投资具有高度的周期性特点，很难成为一个中长期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我国的经济转型也将符合这一趋势。

　　所以说，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都在寻找转型道路，房地产已经不适合作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柱，这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中国经济不会因此轻言见顶，更主要的是要看我们能否真正实现转型，并抓住新型的、高附加值的现代化产业方向。

　　桂浩明：4月份多项经济指标继续向好，这是宏观经济复苏并走向恢复性增长的结果，同时也与去年同期基数比较低有关。但是，这种局面的确很难维持下去。4月份以来，对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十分惊人，这不可能不影响到经济的整体表现。毕竟，房地产行业现在还是支柱产业之一，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很高，其产业链也很长。这个行业的降温，无疑会导致经济增速的下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深入，中国经济的增速也会有所回落，一季度11.9%的GDP增速，的确有可能是全年的一个高点。当然考虑到经济运行的惯性以及房地产调控中的结构性因素，全年GDP实现10%增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上证）

　　新华社：楼市成交量暴跌 当心地方融资平台资金断裂
　　需要让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为减轻地方财政压力、避免地方融资平台资金链断裂，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延续相当长时间，资金成本将继续保持低水平，这可能会带来过剩产能的继续累积及资产价格的继续爬升，成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又一大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从雷曼兄弟到冰岛、希腊，但凡出现危机的机构和国家，无一不是债务偿还能力出现了问题，债务风险贯穿金融危机始末，成为足以让业内人士高度警惕的词汇。

　　在希腊主权债务偿还能力不断恶化之时，一些经济学家将注意力投向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率和偿债能力上来，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贷违约风险再度进入人们的观察视野。

　　所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发起设立的融资工具，它以土地等国有资源和资产作为抵押，以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方式，达到向银行借贷实现融资目的。因其增加的是政府的隐性赤字，因此最初并未被人们察觉。

　　然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正快速增加。据监管部门的统计数据，去年此时全国共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3800家左右，总负债规模5.26万亿元。而新近中金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截至去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约为7.2万亿元，其中去年新增额为3万亿元。

　　考虑到今后两年地方政府后续贷款2万亿到3万亿元，到2011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恐将达到10万亿元左右。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测算认为，如果不加重视，保守估计，不出三年融资平台负债总规模将可能翻番。(编注：海外也有观点认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已高达12万亿元。)
　　如果说很多国家刺激政策的代价是狂飙的主权债务问题，在中国则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台高筑。发达国家付出的代价是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激增，而中国的代价可能是一些地方政府负债和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认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风险不容小视。

　　随着过去两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和规模的飞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担心，由于一些地方特别是县级以下政府融资平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责任主体不清晰，操作程序不规范，一旦融资平台的项目投资不能收回成本，这些隐性债务就必然显性化，给这些地方的财政造成巨大压力，甚至最后不得不由中央财政和商业银行埋单。

　　高盛经济学家宋宇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债务违约的总体风险仍然有限，但近期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规模的扩张不对称地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风险。

　　而近期楼市成交量的暴跌加大了这种担心。在一些地方，融资平台还款过度依靠土地出让收入，在当前楼市低迷的情况下，如果土地出让收益出现缩水，这些信贷资产的质量有可能打折扣。沈明高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为减轻地方财政压力、避免地方融资平台资金链断裂，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延续相当长时间，资金成本将继续保持低水平，这可能会带来过剩产能的继续累积及资产价格的继续爬升，成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又一大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引起央行和银监会等部门的高度关注。

　　一方面要规范银行的放贷行为，另一方面还要增强地方政府负债行为的透明度。要将地方政府隐形债务明晰，列入预算中，加强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内外部约束，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要通过规范准入、规范融资、规范担保等强化融资平台自身管理。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孙工声说。

　　此外，要破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问题，追根溯源还需从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上入手。专家指出，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出现，主要是缘于长期形成的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配套。

　　自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呈现出财权上移、事权下移趋势，出现了让地方政府感慨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地方财力不足问题。在城市建设、医疗和教育方面加大开支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融资平台等隐性赤字方式解决用钱问题。

　　对此，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指出，当前财政体制不完善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债务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需要对财政体制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让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相统一。(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