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暖还寒之间，倏忽已是晚春。尽管欧洲经济寒潮阵阵，中国经济大势仍是热气逼人。当前国际上一些经济向好的国家已在绸缪“退出”刺激政策，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大国更是在澳大利亚之后，加入了收紧货币的行列。相比之下，中国的宏观政策仍然显得颇为滞后。我们认为，现在该是加息的时候了。

　　其实，在回收流动性、抑制资产泡沫方面，中国政府近来已经有所举措。不久前的“地产新政”，确实令高烧中的房地产市场大为降温。而5月2日央行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使大型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达到17％，已接近2008年6月的历史最高值17.5％；今年三次上调准备金率，据专业人士测算，央行在货币市场上冻结资金量将超过1.7万亿元，货币政策适度紧缩的取向已经显现出来。

　　令人担心的仍然是价格性政策工具的缺席。无疑，在对资产价格泡沫的调控以及通胀预期管理中，利率与汇率是最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影响调控成效。中国面对复杂的经济治理格局，重启汇率改革早已进入议程，但时机选择关乎多方，其实施对收紧流动性的短期影响也相当有限。就国内宏观走势而言，更让人关注的还是利率调整。相较于通胀指数，人民币实际利率已经呈负值。适时加息，正是抑制资产泡沫、使资金回归正常价格的基本措施。

　　然而，决策者似对加息迟疑不决。在政府官员近期的宏观政策表述中，多强调当前经济发展环境“仍极为复杂”，经济回升向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和困难”；中国所面临的外来风险或不确定性也被反复提及。央行连续使用发行央票、提高准备金率这些数量工具，更使市场猜测加息可能延后推出。

　　应当承认现实中“外患”犹在，特别是外需在可见的将来已经难以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会形成影响。然而，外需阴影不应成为宏观决策的主要依据。

　　度过去年最为困难的时期后，中国经济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在以我为主、扩大内需的方向上寻求发展。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数量上已经全面回升，问题在于增长的质量令人难以放心。

　　一季度GDP季环比增速达到2007年来的最高；官方统计的CPI虽在3％以下，最新公布的4月采购经理指数（PMI）中，出口订单指数为54.5％，保持在23个月以来的高位，而购进价格指数大幅攀升至72.6％。央行在分析一季度经济形势时也提出，3月工业增加值产出缺口“为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都预示着未来通胀水平仍会走高。资产价格、特别是房价的过快上涨，更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所在。

　　泡沫之本在于流动性过剩。倘仅以房贷等微观手段进行管控，即使泡沫暂时从房地产市场挤出，却仍可能在其他领域形成资金潮涌。当前的“内忧”，就在于刺激政策的后遗症—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

　　纵使谈及“外患”，更直接的外部冲击也不在于外需减少，而在于国际资金市场上强大的流动性溢出。目前希腊债务危机已经波及整个欧洲，欧洲央行的惟一选择就是继续放松货币，美联储则仍将继续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超低利率水平。

　　如此，美、日、英和欧元区的零利率及量化宽松政策，会产生巨大的负外部性。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这两个不同高度的平台之间，资金潮涌正在积聚、漫滩，不但推高了大宗商品及部分金融资产价格，更有可能直接冲击新兴经济体内的通胀水平和资产市场。在中国，挥之不去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更增添了一层资本套利的诱因。

　　复杂格局之中，泡沫威胁之下，收紧流动性需要实质性动作。诚然，在央行的政策工具选择中，数量型工具可直接回收流动性，其运用也较得心应手。然而这一工具后续空间相当有限，且只能满足一时之需，并不能解决资金价格扭曲。而资金成本过低不但在短期内成为集聚泡沫的强大动力，更为大量低效的项目得以持续提供绝好的温床。目前担心影响经济复苏而迟迟不加息，反而会在长期内影响结构调整和经济整体质量。

　　果断决策，适时加息，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若自缚手脚、贻误治理的最佳时机，致使日后不得不大幅猛烈加息，对经济造成的冲击会更大，所付代价只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