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

　　浮躁时代，商学院能放几张安静的桌子？

　　王立伟

　　只有中午独自一人坐在会议室里，有十五分钟时间吃上一份简单的盒饭时，陆雄文才允许自己清空大脑中所有的信息，甚至稍稍流露出一点疲惫的神色。

　　比起四年前接任时，44岁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头发愈发花白，但在绝大多数场合，他声音洪亮沉稳，目光炯炯。

　　“很少有人有像他那样充沛的精力，随时进入工作状态。”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说。

　　国际公认的商学院认证ASSCSB和EQUIS，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从开始准备到完成认证，只用了2年，国外一家商学院院长和他交流时，毫不掩饰自己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要用5年，而你们只用2年？

　　“不是我比你聪明，比你有能力，我每天工作多你一倍时间，你工作8小时，我工作15小时；你周末休息，我不休息，一周工作的时间是你的2.5倍，算下来，恰好是我用2年，你用5年。”陆雄文的“时间账”算得一点也不含糊。

　　除了“时间账”，商学院的“价值观”账，陆雄文也愈加感到是个急迫的问题，近日在接受《sohu》采访时，他一反往日低调态度，痛斥浮躁变现的现状。

　　重压之下的中国商学院院长

　　2005年，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他要为著名的哈佛商学院寻找一个院长继承人，很快，新的院长浮出水面，64岁的商学院教授杰·莱特成为继任者。

　　莱特的强项，就是作为哈佛大学管理公司的董事，是292亿美元捐赠资金的管理者；作为奥斯顿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为查尔斯河南畔的土地开发计划提供建议。

　　总结而言，哈佛商学院的每一届院长的工作模式，都被当做是范本。第一，是能够找到和管理好捐赠（资源）；第二，是寻找最出色的教授。

　　世界上最有名的商学院院长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上述两项，其他的事情，则由其手下的7~8个副院长执行，副院长在其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进行轮岗，周而复始，保持着整个系统的良性运作。

　　“在中国，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不仅愁资源，还愁人才，除了人才，改革是否能够得到大学和教育部门的支持，改革是否会带来内部矛盾，也是我们发愁的问题，此外，我们还发愁兄弟院校的无序竞争，发愁海归教职工能否重新适应国情，发愁学生能不能找到工作。”陆雄文历数种种问题。

　　而作为一家商学院的院长，他身负的并非一职。“我是个院长，也是个学者，学者就要做教学和研究；同时还有行政级别，要按照政府和大学的行政命令行事；也是教育管理者，必须守护精神家园，守护价值观，维护教学与研究的标准；还是个‘企业家’，要面对外部竞争和内部改革——既像外资企业那样参与竞争，又要像民企那样开拓创新、寻找发展机会，还要像国企那样进行内部改革。”

　　这些巨大的压力，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挑战。陆雄文的感受是怎样的？在公开场合，他有条不紊，彬彬有礼地面对一切，从不流露出半点焦虑。

　　从四年前第一次面对《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开始，他始终坚称，商学院的发展必须遵循有机增长规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可持续地发展，而不能用一般企业采取的并购式的、跨越式的发展方式。

　　“我们要让所有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专心研究、安心教学。”他和他的团队把这样的商学院环境比作是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你在列车上会感觉很安静、平稳，可以打开电脑看新闻，读报纸，专心做自己的事，不会有剧烈晃动的感觉。”

　　没有底线的变现

　　但陆雄文能搞定一切吗？来看看中国管理学教育的现状，市场需求巨大——人们寄希望于管理学教育能够帮助中国企业的发展，提高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管理学院缺少资源，缺少经费——国立大学背景的商学院得不到政府充分支持，只能通过办MBA、EMBA教育获取收入；环境变化快速剧烈——所有的新思想新方法都会迅速折旧，所有的知识见解发现都会因时而异。

　　到处都是不安和失去耐心的人们，大学的管理层，商学院的管理层，教授们，讲师们，行政人员，还有学生，很多人都显得焦躁。

　　“整个社会的变化造成了整体社会的心理浮躁，自然影响到了商学院。”陆雄文忧心忡忡。

　　每个人都在怀疑：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奋斗和努力，却看不清或者看不到远处的未来。埋首做研究，呕心沥血，成果出来了，却发现研究结论已经过时；踏实稳步发展管理教育，结果发现其他商学院以非有机增长方式“超越”了自己，还有国外的竞争者也来了；教师的培养需要日积月累的磨砺，国外一个助理教授要经过6~7年才能升为副教授，但中国的年轻学者似乎不愿做这么漫长的等待。

　　追求短期功利的好处则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先上车后买票的研究生班，吸引大量的学生参与；EMBA学生多招一个就是几十万的学费……赚到这些钱，就能够迅速地改变商学院软硬件环境，甚至于能高薪聘请海外教授。

　　“大学能这么办吗？商学院能这么办吗？”陆雄文追问。柯林斯的经典著作《基业长青》，挑动了人们最迫切的那根神经，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企业能够百年不衰？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像大学和宗教组织那样，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陆雄文说，原因在于，大学和宗教组织有信仰，有耐心，可以忘记世俗，专心致志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那是一幅令人心动的画面，学者埋首学问，冷静、独立，以超然的观点看待现实，提供的理论见解方具有普遍性意义。

　　过去二十年，中国的不少大学和商学院恰恰失去了这样的思考和精神，“人们通过现实的选择，放弃自己的学术理想和教育理念，把教育研究的资源和大学的品牌资产变现。”陆雄文觉得痛苦和无奈，“所谓大学应该坚守的准则和学者应该坚守的底线都被打破了，这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情况。”

　　反思商学院现状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商学院还能放下几张安静的桌子？一向低调务实的陆雄文忍不住自问。

　　“必须要检讨商学院目前的状态。”他一一细数问题所在。

　　其一，人们对于商学院的发展规律没有充分认识，把商学院仅仅作为一个职业经理的生产单位。“它当然是一个人才生产单位，但它更是大学的一部分，同大学其他学科一样创造学术见解、培养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唯有此，才能展现商学院学术性、专业性的特征。

　　其二，人们没有意识到，商学院生产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包括人才），都具有公共价值。政府对大学财政拨款并进行必要的管制，社会和企业也承担起提供资源的义务，使得商学院同大学一样天然具有公共性，所以它要宣扬公共价值，这个价值必须符合并引领社会主流的诉求。商学院的价值观念和伦理主张很容易地通过其培养的商业精英溢出企业的边界，影响整个社会。

　　其三，商学院没有脱离行政体制。“由于理念上把商学院作为政府的衍生附属，同时又在财政上按照计划经济模式管控与拨款，不仅约束了其学术独立、自由和创造能力，同时使之易屈服于政治和长官意志。”

　　“有关部门依然计划着商学院的发展，比如学科设置、招生规模、重点学科评比等等，这些都是很落后的管理方式。”

　　希腊神话中，巨人西西弗斯每日吃力地把一块大石头推上山，晚上石头又滚下来，第二天他又再次推石头上山，石头再滚落下来。周而复始，西西弗斯屡败屡试，屡试屡败。

　　“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商学院的参与者，要抱着殉道者的精神，去承担这个时代赋予你的使命。”陆雄文说，中国会诞生世界一流的商学院，但绝不是五年、十年、二十年能够完成的，“我们可以把石头滚上山坡，交给下一拨人继续朝上滚，这才是真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