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西方企业界和境外媒体竞相提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3月下旬，某西方国家驻京商会在其调查结果中提出，“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将外资企业排除在中国一些蓬勃发展的市场领域之外，在华跨国公司的不满情绪日益抬头。”比如，有利于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新规定，以及使外资企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政府采购政策。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向《瞭望》新闻周刊解读说，“一些政策的调整是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力求让企业在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下竞争，是对吸引外资政策的进一步改善。这是改善外资的综合政策环境，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根据9号文规定，中国对高科技产业、服务业、节能和环保产业的海外投资表示欢迎，但对重污染和高能耗及产能过剩的产业的投资则受到限制。合格的外资公司甚至可以在华上市，发行公司债券或开展中期票据业务。

　　“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很正常。”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指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好的，只要是在中国规范投资，不是靠以前‘超国民待遇’生存的外资企业都不会有太大问题，已经规范的企业不会把这当作一个很大的负担。”

　　事实上，外资内部也有相当的肯定意见。例如，还是上述某西方国家，其驻沪商会同时发布的调查报告则显示，约90%的会员表示，过去6个月内，自己的企业在此期间经营状况持稳或有所改善；近2/3会员表示，其在华业务计划没有改变；即使改变，也是在增资而非减资。这与其驻京商会公布的结果形成鲜明对照。

　　“不过，外企针对国内投资环境的抱怨，也并不全无道理。”在黄卫平看来，作为政策制定部门，对于外企的抱怨都应该认真倾听，“被投资国有责任有义务为投资者创造好的投资环境。何况国内市场本身不完善之处还非常多，比如市场公平和政策透明等。要多听外资的抱怨也要善听抱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关乎国家信用的大事。”

　　投资环境转变乃全球大趋势

　　对于9号文的出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为《瞭望》新闻周刊解读说，“这实际上是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更加重视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作用，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的需要。”

　　因此，在黄卫平看来，外资在华投资环境当然会有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必须的，“但这种变化不是恶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待此次外资新策不能误读，外资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不可持续，应该站在发展的立场来看待政策的着力点。”

　　具体到9号文，从利用外资目标上来看，主要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

　　“改革开放30年后，适应新的形势，就会有一些新的要求、新的变化”。张燕生举例说，2009年重庆成为引资的热点地区。除了传统的沿海地区比较吸引外资以外，现在外资开始看重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前景。重庆大量吸引外资很大程度上与此因素有关，此次利用外资政策也是适应这个变化，鼓励外资更多地走向中西部。

　　至于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等内容，张燕生认为，这不仅仅是跟我国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是全球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大势所趋。就中国来讲需要节能减排，这就需要国内的企业节能减排，而外资在中国投资也理所应当承担减排的责任。

　　“这些政策变化也是全球性的，不只是为了切合中国的需要，全球都需要可持续发展。”张燕生表示，中国抑制“两高一资”的政策并不是只针对外资企业，国内企业也一样受限，实际上是一个公平的政策调整。

　　黄卫平解释说，在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中，最缺的是资本，“当时甚至是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也引进到中国，对维护劳工利益和环境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现在，在经济发展由追求快转向提高质量的情况下，一些口子肯定会收紧。他指出，这不是中国独家个案，而是世界经济向着更高水平发展的客观需要。”

　　“现在，随着政策的出台，一些外资存在着被挤的可能，但这恰恰说明这些外资在污染环境上存在问题。”他告诉本刊记者，就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看，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在国内不会有光明的前景，“这对已经规范的外资没有太大影响，而那些有问题的外资、靠着超国民待遇活着的外资，可能有很大的生存压力。”

　　“同一起跑线”是市场完善需要

　　9号文的另一着力点是创造更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而享受惯了超国民待遇的部分外资企业当然会一时不适应。黄卫平曾就此回应欧洲和美国驻京商会人士，“这不是要限制谁，而是把平台搭得更大一点，取消超国民待遇也是希望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这是中国完善市场经济的举措。”在其看来，“对于规范的跨国企业来说，其自身也明白，长期实行双重标准是不可能的。”

　　张燕生进一步指出，过去我国对国企的税收平均是30%左右，民企是20%左右，而外企平均下来是12%左右，如果在同一个行业经营的话，对于国企和民企来说是不公平的。从市场竞争原则来看，要市场化就需要进行调整。一些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化的结果。

　　“现在有些企业会认为，你过去对我这么好，现在怎么不好了？难道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条件不应该吗？为什么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如此成熟的条件下，不能跟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呢？”张燕生强调，看待政策不能有偏颇。

　　例如，针对外界对政府采购的质疑，黄卫平指出，“美国的救市提出要买美国货，英国的救市提出雇英国人，这些都和政府采购没有什么两样。在此方面，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存在着双重标准。部分国家甚至到现在为止还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两税合一等政策进一步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了条件，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晋平也表示，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包括一些国有企业也通过改制、上市等方式实现重组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已经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结构，公平竞争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涨，“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

　　继续优化对外开放国策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份，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设立企业近6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近40%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吸收外资仍保持在900亿美元的高位，仅下降2.6%，居全球第二。

　　在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中，外资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技术以及管理技巧和观念的冲击，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其功绩不能抹杀。张燕生表示，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鼓励和欢迎外商来华投资的社会环境没有变，也不会变，“30年来，外资在中国的获利情况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而且向好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强。”

　　现在，我国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需要花钱”和“有钱可花”的地方并不匹配，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仍旧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外资企业的落户，在创造税收和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因此，张燕生认为，招商引资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非常重要。

　　这个背景下，对于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尤其是那些针对我国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意见，也要高度重视。比如，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政策和行为不稳定导致市场环境不可预期。坦率地说，这个问题也并非只有外企才感受到，内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感受深刻，一直是影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障碍。对此，黄卫平认为，政策主管者应该接受这种“抱怨”，倾力消除这种“抱怨”。

　　更具体的案例还包括针对汽车领域对外资并购的限制，不准外企直接在中国设厂造车。中央党校学者邓聿文指出这没有必要，“政府这样做原本是为了保护弱小的汽车工业在开放后免受冲击，但十几年下来汽车合资的结果表明这种限制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外企在和国内车企的合资中，照样大赚利润，而国内车企所希望的核心技术并未得到，自主研发水平不高，竞争力不强。”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任何时候中国都需要外资，“但需要外资的理由，不是其技术、管理经验和治理机制比国内的企业先进，这方面的差距随着中资企业的发展，终究会缩小和赶上的。很简单，需要外资来‘搅局’，即需要外企来促进和激活国内的市场竞争。”

　　就当前而言，在国有企业垄断市场，民营企业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情况下，邓聿文认为外企作为管理相对规范，技术相对成熟的企业，比民企更有实力去撼动乃至打破国企的垄断地位，“即使将来民企主导中国的市场，也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去和民企竞争以保持市场的活力。”

　　“所有这些，需要有雄心、有远见的外资和中国政府一起共同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深化开放政策，营造更加稳定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黄卫平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