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11家上市银行09年财报显示，累计实现利润4027.75亿元，同比增长16.15%，占已发布年报的1272家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9248.58亿元的43.55%，接近半壁江山，银行业可谓“利润奶牛”。

　　目前“利润奶牛”的银行业却面临巨额资本缺口。综合目前业已披露需要再融资银 行的融资规模，目前银行系统存在6000余亿元的融资缺口。最近工行行长杨凯生表示，未来五年不考虑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对资本的占用，仅测算贷款增长对资本的占用，四大国有上市银行面临至少4800亿元的资本缺口。如果再核算农行和其他股份制银行等金融机构，未来五年的资本缺口肯定将超过万亿元。

　　当前绝大部分银行都是新近几年才从市场补充巨额资本金，特别是四大国有上市银行，何以这么快就又出现资本缺口？

　　2008年四季度来，商业银行信贷井喷是导致银行资本缺口最显见的理据，当然银监会不断提高商业银行法定资本充足率也增加了银行的资本缺口。为何银监会在银行信贷井喷、资本短缺的情况下还继续提高商业银行的法定资本充足率。其背后隐含着银监会对银行在信贷井喷下风险管控能力不足的担忧。

　　按照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4%，整体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当前银监会要求国内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1.5%，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0.5%；显然高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一般地讲，法定资本充足率越高，商业银行的资本杠杆就低，同等风险资产所需要的资本就多。高法定资本充足率虽然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烈度和风险敞口，但法定资本充足率越高，资本杠杆率就低，等量资本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收益也低。因此，从银行经济资本的角度看，资本充足率并非越高越好。

　　在去年银行系统不良贷款余额首次降至5000亿元以下、坏账率降至1.58%，且银行风险准备金拨备覆盖率达到130%，部分银行甚至达到150%的情况下，银监会对国内商业银行执行显著高于巴塞尔协议的法定资本金要求，反映的恰恰是对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的担忧。即银监会希望通过执行较高的法定资本充足率，以降低银行资本杠杆的手段试图降低银行的风险敞口和风险烈度。

　　事实上，起始于2005年的国有商银行改革，把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作为银行业引进先进管理制度和风险管控经验的重要战略。然而，近年来的银行实践显示，效果并不明显。当前商业银行再次狮子大开口的市场融资表明银行依然没有改善过度依赖周期性较强的存贷业务，依旧摆脱不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窘境。当前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的敞口结构也与改革前有着惊人的相似：短存长贷的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风险、贷款集中度风险等相当突出。商业银行虽执行了更为细化的风险资产的五级分类的风险识别体系，但风险识别水平依然不高，并存在大量以新换旧隐藏存量资产风险的道德和操作风险。而这些便于识别和管控的风险成为当前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敞口，恰恰反映出了国内商业银行基础风险管控水平的薄弱。 银行资本金缺口显示，当前日益倾向拼信贷的低层次银行竞争格局不仅是对资本的低效率使用，还增加了陷入过去那种信贷扩张期利润高增、随后债务高筑的固有陷阱的担忧。而一旦发生“缺口”，银行又轻率地向市场“圈钱”。

　　毋庸置疑，银行巨额资本缺口背后则是政府刺激计划对资金的饥渴式需求。虽然银行通过补充资本金是维持政府刺激计划有效推进而不至于中断缺粮必不可少的环节；但这种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支持的经济刺激计划实际上把风险更多地集中于银行系统。我们认为，银行面对的是刺激性政策撬动“天量信贷”的系统性风险，银行的“资本缺口”主要因为猛烈的信贷投放形成的，而猛烈的信贷投放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宏观经济刺激方案。所以，银行除了提高自身管控水平来保持合理的资本金水平和存贷比水平（而不是用“疯拉存款”方式来控制存贷比），同时，政府“过猛”的宏观刺激政策也应当有序、逐渐弱化，降低对银行的信贷需求，从而降低银行“循环式”的融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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