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股指现货、期货交互行走这个意义上看,股市是一个阴、阳组合的辩证体。期货平台作为一个价格发现、风险转移的体系,在维持市场的整体稳定——动态的稳定。一个人如果阴阳失调,他会得病。如果一个市场体系（比如股市）,只有“阳”,没有“阴”,它能是健康和真正“稳定”的吗？利率市场、汇率市场亦然。

　　在碳市场方面同样如此。

　　经过近六年的讨论,美国东北部10几个州（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和缅因州等）的州政府于2009年1月1日,联合推出了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Cap and Trade（总量控制下的排放配额交易）的强制措施,即RGGI体系。这些州的GDP加起来大约3万亿美元。

　　2008年8月,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推出了RGGI的期货合约的交易。一个月后,州政府第一次拍卖了1260万吨的RGGI碳排放配额。当天,共有59个机构参与竞拍,包括电力企业和金融企业（流动性提供商）。

　　在中国,针对二氧化硫的Cap and Trade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尽管国家“十一五”计划中有明确的二氧化硫的Cap,但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二氧化硫配额的市场定价体系。

　　硫交易也好,碳交易也好,最终要有一个透明的价格信号和有深度流动性的二级市场。有了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排放企业就可以按照碳价格信号的引导,在市场上对冲企业的合规（compliance）风险-就如同企业利用金融工具来对冲自己的原材料（大宗商品）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价波动风险等一样。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国家在“十二五”计划中将会出现二氧化碳强度的指标。虽然加了分母,但依然是对分子（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对限制。有了限制,因而出现了稀缺性。此时,如果建立了一套相应的市场机制,碳价格便可以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

　　去年10月,我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发言时,提到按照中国政府已经宣布的政策措施,到2020年中国实现的二氧化碳的减排量,可能比一些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所以问题的真正核心,不完全在减排量,而在于减排成本。

　　对于中国的排放企业来说,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如果单靠行政手段,假设企业的合规成本可能是每吨减排成本是10元;如果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将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降到8元,或者7.5元。市场化的交易,不是为了惩罚排放企业,而是给他们一个激励机制（incentive）。

　　有些学者担心,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相对欧美国家不够发达,恐怕不能形成透明的碳价格信号并有效配置资源。

　　的确,中国的证券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都不到20年。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股市和期市,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例如,2009年3月,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了螺纹钢期货合约。上市短短8个月之后,日成交量就达到了300万手的业绩。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

　　在股指期货方面,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已于2006年9月揭牌。

　　在未来,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金融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市场及其参与者的国际化,一些重要的技术细节会慢慢浮出水面。

　　世界“碳交易之父”桑德尔（Sandor）博士,创建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而上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Sandor博士在美国最早发明了利率期货。当时,大部分专家学者都笑话他,认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利率,是不可以像石油、铜、大豆(资讯,行情)(资讯,行情)等商品进行期货的交易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按照 国际清算银行2009年数据,利率衍生品OTC交易的规模,达到了400多万亿美元。

　　上个月,我和Sandor博士在北京吃饭。席间,我们聊到了Cap and Trade碳交易的点子和金融创新。他引用了雨果的一句名言:“没有比恰逢其时的点子更有力量的东西了。”

　　（黄杰夫: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