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三专家入阁 货币政策是否会微调
　　后危机时代各国货币政策陆续退出之际，人民币汇率与利率面临巨大压力之际，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扩容，外部经济专家由一人扩充到三人。樊纲先生卸任，周其仁、夏斌、李稻葵三位进入。
　　这是我国行政体系改变的又一迹象，就是在体制中引入越来越多专家。从卫生部、科技部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进入行政体系。卫生部、科技部等行政部门是一流专家直接担任官员，等同于正式进入行政序列，如卫生部部长陈竺、科技部部长万纲，那么，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专家具有建言权。专家入阁必须转变身份，从科学家或者专家主要成为政治家，而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专家依然坚守自己的专家身份，他们的作用是建言献策。
　　由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的增加，无法得出我国的货币政策将由专家决定的结论。
　　首先，设立于1997年7月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个咨询议事机构，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的重大事项，提出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建议。
　　其次，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选，除了专家之外，还有国务院分管金融业务的副秘书长、发改委、财政部、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等各个重要经济部门的官员，每个部门将从本部门掌握的情况、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对货币政策发表观点。货币政策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把握，我国的货币政策要兼顾经济发展、就业与物价水平，是平衡体制下的产物。目前人民币的汇率与利率政策，已经上升到政治、外交等层面，而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第三，三个专家三种观点，专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围绕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如何升值等问题，各派观点已经打破头。
　　周其仁先生对制度经济学着墨颇多，是个坚定的市场派人士。他一直认为，中国管制的汇率制度扭曲了价格，导致资源错配，死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在今年2月份的岭南商道论坛上，周其仁先生表示，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不是农产品、资源等个别商品价格上涨带动的，而是货币供应过大造成的。周教授表示，目前解决的根本办法在于釜底抽薪收紧货币发行，允许人民币一次性升值。
　　而夏斌先生对于人民币汇率则要审慎得多。3月2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人民币汇率应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要尽快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的浮动汇率。他同时指出，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问题，也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不断发债需要全球各地的资金注入，此时美国汇率上升是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的。对于中国而言，既要改革，又要稳妥，应关注资产价格，以防泡沫产生；同时增加黄金储备，为未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打下基础。
　　夏斌先生一直坚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不应过于激进的观点。2007年港股直通车推出之际，夏斌先生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认为，港股直通车有许多弊端，过于激进，因此提出三限制，就是限市场、限渠道、限额度，把人民币资本项下的流通控制在政府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这个建议阻挡住了激进的角度，避免当时港股直通车推出，使内地投资客像B股市场一样在高位接盘。
　　而李稻葵先生则视时势不同，有不同的货币见解。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主张政府应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但考虑到今年中国经济将会有一个较高的增长率，通胀形势也比较严峻，如果CPI超过3%，再考虑到未来的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当局会通过加息来进行调整。
　　这样的三种观点在大多数时候无法达成一致。虽然程度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目前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周其仁先生表示，过度扩张政策带来的成功是有代价的，现在已经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了。而夏斌先生则认为，2009年货币政策整体描述是过于宽松，而不是适度宽松，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是回归正常状态下的适度宽松，以应对依然复杂的经济形势。李稻葵先生则暗示了如果CPI超过3%有加息的可能性。因此，理论界的共同结论是，目前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这一声音将与央行内部的声音互相激荡，越传越响。
　　最后，三位专家能否增加央行的独立性？准确地说，三位专家的存在会让央行听到更多的见解，听到更多的声音，却未必能增加央行的独立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的独立性在下降，至于中国央行，从未获得过独立性，又何来增加独立性之说？

　　金岩石：撤退令或意味调控重拳将至
　　房地产就是房地产，是民企还是央企其实并不重要。最近被冠名为央企地产新闻的有二：其一是央企地王，其二是央企退出，这两条新闻足以说明央企在中国房地产业举足轻重，进入时有王者风范，退出时则令行禁止。
　　国资委对78家非房地产业的央企发出了撤退令，有人说是迫于舆论压力，有人怀疑央企退而不出。在我看来，若把进入房地产的央企区分为正规军和游击队，16家专业央企是正规军，78家非专业央企是游击队，此时命令游击队撤退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游击队可能碍事，其二是房地产风险过高，前者为大战前夜的清场，后者为减少伤亡的保护。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是后者，即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性风险上升了。2009年，广义货币增长了27.59%，今年央行的货币增速目标为17%，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干预，房价快速上涨的趋势很难遏制，此时此刻，国资委的撤退令可能意味着房地产调控的重拳将至！
　　接下来的问题是：调控政策的重拳将是什么？答案之一是：房地产物业税的开征！
　　关于物业税的法理之争各执一词，一时难有定论，我是不赞成开征物业税的。还记得中国改革的一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其实，硬道理就是先不理论，干起来再说，错了再纠正。中国经济决策中不理论就干的事情有很多，也就不在乎又多一个中国特色的物业税。由于各省市地区的情况不同，自上而下一刀切的物业税政策很难落实，所以物业税的改革可能会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让地方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阻力小就扩大试点范围，阻力大就宣告失败，另辟蹊径。今日中国，一方面是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另一方面是贫富悬殊的扩大化，两大不稳定因素目前都被舆论聚焦在城市房价的未来走势之上，所以政府很可能祭出物业税作为稳定房价的杀手锏，这也许才是国资委撤退令的政策背景。
　　自下而上的物业税改革试点如果开始，对房地产的近期走势将有重大影响，却不会发生一些人担忧的楼市崩盘。因为政策调控的目标是稳定，在求稳的目标之下，用任何形式的不稳定来化解可能的不稳定，都会被中央政府判定为改革失败。又要重拳打击，又要稳定市场，两难之中如何决策？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和决断。
　　楼市不会暴跌的理由主要有二：第一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了狂飙突进的阶段，第二是因为楼市暴跌的风险甚至比暴涨更高。房价上涨会扩大两极分化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却未必提高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因为，资产泡沫来自于房产的投资性需求，而在中国，投资性购房的主流群体是富人而非低收入群体，富人购房或者是现金付款，或者是优质贷款，所以不会对银行体系带来坏账。特别是由于银行的房产贷款(homeequityloan)尚未推开，房价上涨的结果不是负债率上升，而是负债率下降，所以用存量房的负债率来衡量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房价越涨风险越低，因为房价上涨降低了存量房产的实际负债率。
　　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并非来自于居民的住宅市场，而主要潜伏于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或者是用存量地产的估值为基础，或者依靠未来的土地出让金来兑付，因此，风险能够潜伏的条件之一是房产价格的居高不下。
　　重拳求稳定，高价藏风险，物业税的改革试点既要遏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又要防范楼市的恐慌抛售，所以只能是自下而上的多样化试点。这时，法理不清的物业税恰恰是一个借口，真能说清楚就不能有多样化试点了。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稳定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