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去年11月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由此，社会各方对今年两会有关低碳经济的政策讨论寄予厚望，尤其是中国如何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创新政策来积极应对低碳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这里，笔者也想从“新标准”市场导入的视角来分析一下，一旦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各国都为环境恶化所迫不得不接受 “低碳经济”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首先，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拿出追赶欧洲低碳技术的勇气，花大力气从产业结构、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等环节上脱胎换骨地引入低碳经济新标准，那么，中国现有的靠非低碳标准的市场打造出来的产业和企业的生产能力及市场竞争力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金以后，碳排放量才开始明显下降。而今天中国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先进的装备制造业的生产等都带来了对能源要素的巨大需求。无论是通过控制排放的产业政策（比如，产品准入标准、清洁技术激励、可再生能源的创造和保存等），还是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比如，碳税、碳交易等手段）来化解，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产业调整成本，而这些成本如果一味地让政府负担，财政支出的压力就会使其不可持续，如果一味让企业承担，则靠加工贸易赢得竞争优势的广大民营企业，是不可能自主地来转移新能源的高成本或由自身内部来消化成本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我们应对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保护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并担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全社会从现在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走进低碳社会，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由此而来的社会协调成本将会事倍功半，甚至不可持续。所以，在寻找到降低成本的有效机制之前，我们还是要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起设法阻止由欧洲国家按照他们的国情所设定的这一新标准的快速推进。

　　第二，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些形式上或概念上来“求变”，比如，不考虑市场需求和成本高低，各地去一味发展光伏电池产业，可中国完成的光伏电池作业环节，甚至可能比其他非新能源概念的产业更消耗能源，更产生损害环境的有害物排放，那么，笔者担心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谋求政绩，不顾产能过剩和实际高排放的后果，不切实际地搞“概念”工程，最终将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国家资源，而且，也会造成我们在发展新能源的产业中处于愈加被动的劣势地位。所以，笔者以为，从我们的现实出发，尽力挖掘中国自身内需的潜力，实际上也是一种为缓解低碳经济这一“新国际标准”对中国这样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兴市场所造成的负面冲击的应对之道。

　　第三，因为目前的低碳标准确实包含着欧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当成熟的战略和日益完善的技术，所以，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寻找和切实把握好在低碳经济财富链中有利的地位。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仅仅成为别人的加工厂，可能生产的虽然是低能耗的清洁产品，但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却是更加严峻的产能消耗和有害物质的排放后果，而这些产品给予中国消费者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会因为我们处于低端生产环节而越来越有限。这样，中国市场自身就无法享用相对自身收入代价还较高的新能源产品和低碳消费产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努力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技术转让的承诺，在接受他们新能源产品加工订单的同时，也要求对方把技术公开，否则我们一边大规模的生产给欧洲低碳标准的产品带来的价格下降的市场竞争力，另一边却无法转变成中国在这个领域的高竞争力。所以，在目前与欧美国家尚未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们还是应把重点放在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战略上，充分施展我们最擅长的“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而渐渐增加研发低碳技术的资金投入比例。不过，千万不能过快、过度地去推动最终消费市场上的低碳产品的生产。

　　总之，中国的财力、物力甚至人力，随着内需主导的经济战略实施显得越来越宝贵，找准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增长点”至关重要。千万不能打无准备之战。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一下美国，他们的低碳经济目前落后于欧洲，所以，他们对推广低碳经济，表现非常谨慎；但美国人在国内却十分重视低碳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在想方设法大力培育和发展与低碳产品相关的市场交易机制。换句话说，美国人今天在拼命联合新兴市场的“反对力量”，甚至把环境破坏的责任推给新兴市场，以此达到推迟进入低碳社会的最终目的，从而为其自身争取在未来低碳社会中发挥应有的财富创造能力赢得宝贵的准备时间。

　　在低碳经济问题上，笔者衷心希望，这次两会能够勾勒出中国未来更加明智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