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海洲:印花税两年半一调? 这个说法不靠谱
3月24日,印花税恢复双边征收的传闻再次袭击股市。有记者就此向国税部门核实,国税总局一位负责人未对印花税调整的时间和计划予以置评,只表示,从历史看,印花税调整的节奏通常是每隔两年半进行一次,但并不绝对。
印花税通常是每隔两年半调整一次,但并不绝对,这句话的另一种解读就是,印花税的调整是绝对的,但什么时候调整则并不绝对。这就难怪25日的股市走得格外低调、阴沉。实际上,笔者以为,这次印花税恢复双边征收的传闻,是不靠谱的。传闻称,由于4月中旬将推出股指期货,为公平公正交易,势必恢复双边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问题是,股指期货的推出关印花税何事?
不过,更不靠谱的是这位国税总局负责人关于印花税两年半调整一次的说法。以最近的三次印花税调整为例,2007年5月30日,印花税税率由1‰调整为3‰;2008年4月24日,印花税税率由3‰降至1‰;2008年9月19日,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1‰。这三次调整的间隔均没有两年半,尤其是2008年9月19日的调整,与前次只有5个月的时间。可见,两年半调整一次印花税的相对规律并不存在。
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相对规律。一直以来,印花税的调整都是用来作为调控股市工具使用的。股市过于火爆了,管理层就上调印花税,如5·30那次半夜鸡叫就是如此。而2008年的两次印花税下跌,又正好与此相反,面对当时股市的一蹶不振,管理层采取调低印花税来救市,而且一次救市没有奏效,就继续降低印花税,并采取了单边征收印花税的狠招。正因为印花税的调整是用来调控股市的,那么印花税调整与否得由股市行情来决定,因此,不存在两年半调整一次印花税的相对规律。目前的行情犹如温吞水一般,就没有必要拿恢复印花税双边征收的利空来打压股市了。更重要的是,2010年的股市将要承担积极扩大直接融资的历史使命。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扩大股权和债券融资规模,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如果还要对目前这种温吞水行情继续追杀,股市的融资功能难免要受到影响。
最近几年,我国政府部门一直都在淡化A股市场是政策市的形象,甚至在涉及各方利益得失的新股发行环节取消了窗口指导,而实行新股市场化发行。如果还拿印花税来调控股市,甚至每隔两年半调整一次,这岂不是股市的一种倒退?
也是在最近几年,我国股市一直都在追求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从世界范围来看,降低交易成本,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这是国际潮流。如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都已废止了印花税,如果我国股市还要每隔两年半调整一次印花税,这不是与国际股市背道而驰吗?
丁志杰:美方骑虎难下 人民币汇改应去美元化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美双方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唇枪舌剑,在美国的压力下,原本即将重启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出现了更多不确定的因素。那么,中国应怎样应对此次汇率冲突?在建立国际货币新秩序中,中国应如何发挥作用?昨日,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就以上问题接受了 《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
汇率撬开贸易市场
NBD:中美双方就汇率问题陷入僵持,您怎么看待现在中美汇率冲突?冲突的根源是什么?
丁志杰:美国把汇率问题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失业等问题联系在一起,以此来批评中国,这是站不住脚的。目前,双方都在一种感性的层面去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以致出现对峙。其实,人民币汇率应该和美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分开,美国的经济问题需要美国根据自身的现状调整,人民币升值并不可能解决美国国内问题。美国拿中国汇率当作由头,只是在为国内的经济问题找一个替罪羊,以此平息国内民众情绪;再加上美国大选将近,民意正在左右美国的政治。
自70年代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美国不断充当汇率霸主,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其他国家做出妥协、调整、让步。这背后是美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开发。美国希望用汇率问题作为杠杆,来撬开中国对美国商品和企业的市场开放。事实上,美国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打贸易战,打贸易战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奥巴马已经说了,年内出口要增加一倍,如果打贸易战,就无法增加美国贸易出口,美国最终希望商品销往世界,特别是中国。
在汇率问题上,美国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在中国的市场,未来也将如此。至于人民币汇率本身调不调整,不是关键所在。如此说来,我认为中国包括政府和民众都反应过度,这就让美国看到中国对汇率问题很敏感、很谨慎,美国就会越发利用这个筹码来对中国施压。我认为,现在中国需要回归理性,美国更需要回归理性,因为这种局面双方都很难获益。
汇率改革重启或将延迟
NBD:面对目前的状况,中国方面应该如何正确应对汇率冲突?
丁志杰:目前这种状态,双方都骑虎难下。对于美国而言,它已经把汇率问题挑起来,并且得到了美国民众和各界大力支持,如果美国就此罢手的话,那么政府将威严扫地。至于中国,本应该重启汇率改革,但中国政府表示并不会因为美国的压力而调整汇率。如果作出了调整,即使是出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国内民众也接受不了。所以,双方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我建议中美双方都应该退一步海阔天空。
就现阶段情况而言,美国或许会进一步对中国施压,甚至把中国列为汇率操作国,但我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方面也很忌讳加重贸易摩擦。事实上,美国比中国更害怕打贸易战。
在对待汇率问题上,我认为,即便是美国把中国列为 汇率操纵国,中国和美国在谈判桌上都应该拒绝谈汇率问题,避免美国进一步把该问题作为要价的筹码。
NBD:如果现在人民币汇率上升,将对中国造成哪些影响?
丁志杰:如果没有美国的压力,中国很可能在三四月份就重启汇率改革了,但是现在基于美国的压力,我国没办法去做这件事,美国方面给人民币汇率改革增加了更多复杂和不确定因素。
汇率市场化是必然
NBD:在建立国际货币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丁志杰: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还处于起步阶段,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继续完善汇率改革,这种单一盯住美元的状态是需要改变的,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谈及正在研究一些数据,已经有所行动。但是现在美国把中国汇率改革问题拉到了一个政治交锋的层面了。
就目前的国际秩序而言,尽管美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影响,但是美国的金融霸权依然存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施压是单边的霸权主义行为,我个人认为,如果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升级的话,对美元的霸权和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将会构成极大的威胁,最后真正受伤的还是美国。
我建议,中国未来汇改一定要去美元化。美元的霸权就是因为很多国家的经济依赖美元。我国经济多元化发展以后,使得中国可以不再像过去一样依赖美元,这本身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近年来,美国在对中国对美经济贸易实施一些报复、制裁等计划,但中国方面也有一系列的应对措施。美国施压我们没法控制,但未来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我认为还是要坚持市场化,进一步与美元脱钩,让市场决定汇率,这是毫无疑问的。
马光远:鼓励民间投资何须屡出新政
3月2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国进民退的敏感时刻,这个会议透露的信号再明确不过了。用新华社通稿说,就是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36条),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
实事求是而言,会议提出的鼓励民间投资的四项举措,并无多少新意。拿第一项举措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来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兴办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业,参与发展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社会福利事业,这些内容早在2005年的非公36条中就列举得明明白白,而且,非公36条规定的民间资本可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之大,之后的政策从未超越。
遗憾的是,非公36条问世5年来执行效果差强人意,36条攸关非公经济发展的举措,基本处于空转的状态,需要配套的政策措施和文件,至今尚未完成,而实施细则的出台更是遥遥无期。特别是2005年关于改革的第三次争论,颠覆了之前已经达成的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共识,做大做强国企成了新的奋斗目标。民企的生存空间在国企做大做强的步伐中,在外资优惠政策的双重挤压下日益萎靡。就政策要求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领域而言,截至2008年,我国私营控股投资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仅占13.6%,金融业占9.6%,在石油、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中,民间资本占比更低。
特别是2006年国资委出台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电信、能源等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这等于颠覆了非公36条开放垄断领域的精神。而在2009年,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更是成为民营经济失去的一年,大量的信贷、资源、项目给了国字号的企业,进一步挤压了民营资本的生存空间。然而,就在国企大举突进的时候,又传出国家发改委已经将起草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20条)提交国务院。
36条也好,20条也罢,关键是这些好的政策要真正落实。而且,放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非公36条的确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这么一份闪射着改革光芒、凝聚着几代人共识和智慧的重要文件却成了玻璃门,在让国企高歌猛进的同时,民间资本只能选择退出。
是鼓励发展非公经济,还是追求国企在所有领域的突飞猛进,这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在谈及国进民退的要害时,保育钧先生可谓一语中的,他说,进退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即是权力配置资源还是靠市场配置资源?他还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的国企之所以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凭的是政治优势、权力优势和政策优势,而非经营优势。即使在2009年,非公经济无论在效率,还是贡献的就业上,依然优于国企。2009年央企利润虽然高达近8000亿,但如果分析这些利润的来源和分布,就会发现,赚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垄断企业,一般竞争领域的要么不赚钱,要么产能过剩。
中国要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其微观主体如果以国企为主,如果非公经济的发展空间进一步被挤压,这样的市场经济肯定不是真正以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对于非公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无须出台新的政策,而应该检讨这几年来我们在非公经济政策方面为什么执行力如此不尽如人意,应该解决思想和认识层面的问题。非公36条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最好的政策之一,将其真正贯彻落实,比出任何政策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