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不变的宏观经济政策,反而是错误的政策。”樊纲以国内近两年经济形势举例说,这两年来全球经济形势变化极快,宏观经济政策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甚至应该参考其他国家的政策调整。“实际上,最近几个月政策都在调整,包括货币政策、房地产政策等。”樊纲指出。

　　管理繁荣是国内重大挑战

　　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樊纲判断,2010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繁荣期,并将持续30年高增长。他在不同场合分别表示,国内经济的各种回暖趋势说明经济已经进入繁荣期,但由此面临的一个极大挑战是如何“管理繁荣”。

　　在樊纲看来,经济进入繁荣期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率、房地产泡沫、资产泡沫等,“这对我国来说都是重大挑战”。

　　在当前,樊纲认为,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资产泡沫。他指出,过去30年世界主要的危机都不是因为通货膨胀导致的,而是因为资产价格膨胀导致的。因此,管理繁荣很大程度上在于怎么管理财产市场、资本市场等。樊纲称,解决此问题要尽早动手,不要等到泡沫形成后再调整。

　　樊纲因此建议,国内应该吸取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学会管理好繁荣,改革机制和体制,以制度鼓励创新。同时,正确认识发展中可能碰到的问题,重视城市化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以保持健康和平衡的长期发展。

　　长期要解决体制问题

　　樊纲同时指出,尽管中国经济会面临长时期的繁荣,但许多问题亦会凸显出来,比如庞大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全球的激烈竞争等,“要想管理好繁荣,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则是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樊纲认为问题不在于结构,而是制度问题。“经济学是关于激励机制的理论。结构是有问题,但结构问题可能是制度造成的。”樊纲以房地产市场举例说,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一些体制的不健全。

　　所谓转变增长方式,就是从外延式的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式的发展转向内生科技的发展。但樊纲认为,这不是转变结构的问题,科技的发展前提是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发展,要有创新能力。“经济结构的调整应由市场来决定,政府要做的是改革机制和体制,以制度鼓励创新。”樊纲说。

　　从长期来看,樊纲认为,城市化建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化,不仅仅是所谓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这些需求,而是关于社会、关于人,是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本身应该具有社会含义。”樊纲表示,这个过程支撑着需求的增长,并带来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建设的健康平衡发展,在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当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