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个企业在CDM上的作为与其应对其后变化的努力是两回事,”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经理杨爱伦说,“CDM只是很小的一块,而且由于CDM本身能为企业带来盈利,因此有关企业是否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整合到自身的战略中,并不能由CDM项目透露出来。”他认为,央企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把握程度,要求央企不能在迎接低碳经济的挑战面前仅满足于发展能赚钱的CDM项目。

　　利益驱动:

　　众企业对CDM项目趋之若鹜

　　“根据我的了解,目前国内有3000多家大小企业在跟合作方商谈CDM项目。”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在政治上,CDM项目能为中国实现减排目标出力;在社会效益上,能切实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在经济上,业主方也能通过寻找合适的合作方,获得资金支持,并在项目得到CER签发后获得直接经济收益,这解释了诸多央企为何对CDM项目趋之若鹜。

　　央企当前对CDM项目的大规模介入,其实已经历了数年的筹备和发展。以国家电网为例,其在2008年8月与世行接触前,便在2006年与法国电(600795,股吧)力公司（EDF）签署过CDM项目合作书。“当时我们没有CDM项目的经验,而EDF在这方面经验丰富。”该人士解释说,当初的这一CDM合作,并没有形成体系,是国家电网的CDM试水。

　　在获得必要的经验后,国家电网瞄上了世行。该人士表示:“其实世行一直以CDM项目为载体,跟各国政府接触,以资金资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清洁生产技术,但有太多国家与企业希望与世行合作了——世行在此方面的成熟经验和规范流程备受各国推崇,因此世行将自己的合作标准也订得非常高。”

　　国家电网选择了仅仅有联合国公布的CDM方法论,却在此前并无成功案例的电网CDM项目来跟世行谈判。因为该项目能减少六氟化硫的排放量,而六氟化硫造成的温室效益是二氧化碳的2.39万倍,因此每减排一吨六氟化硫,就相当于减少2.39万吨二氧化碳,随之而来的CER的可观数目。

　　“我们为此跟世行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和接触,世行对我们准备的材料审核得非常细致。”该人士举例称,若该CDM项目在方案中要求更换一个变压器,世行也会细致询问该变压器是否已经到了使用年限,“若属于正常的更换,而非技术升级的必须,世行坚决不会出钱,他们的考察就是如此严格”。

　　在经过反复的修改和项目答辩后,世行在今年1月终于派出代表,到中国实地考察国家电网该CDM项目的情况。国家电网亦为此在今年初打包了包括技术改造、变压器更换等在内的6个小项目,成立了该CDM项目的大项目组,以整合资源。

　　“目前该CDM项目组正由国家电网全力推进,进展良好。”该知情人士说,下一步,国家电网将探讨量化智能电网带来的减排量。

　　审批变数:或将为

　　CDM业主方带来额外要求

　　电网CDM项目正是央企们大力发展的两大类型CDM项目之一。薛建表示,数年来中国的CDM项目主要包括风电与小水电等新能源项目,以及HFC与氧化亚氮等化工项目。

　　“由于风电与小水电均需要并网,而且资源均掌握在以国企为主的发电企业手上,如龙源电力等。”薛建指出,风电与小水电CDM在中国得到联合国签发的项目数量,占比超过了70％。然而,由于风电与小水电项目实质上削减了来自火电的碳排放,因此可以产出的CER不会大幅增长;化工项目却是另一回事,随着化工产能的提升,减排设备能产生不断增长的CER。因此以CER数量计,化工类CDM项目占主导地位。

　　杨爱伦对此表示,考虑到中国政府规定外资控股的项目不能在中国申请CDM资质,因此本土和外国的私人资本介入自然受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有资本主导中国CDM的面貌。“而且中国的碳排放大户就是央企,他们理应承担节能减排的重任。”

　　薛建认为,担此重任的央企和国有资本在CDM项目上的建设和通过审定核准流程的效率“还可以”。“因为风电、小水电的技术问题相对较成熟。”尽管如此,对于在CDM项目上雄心勃勃的一众央企,来自联合国层面不断变化的要求却正在变得明显。“以往通过CDM项目的审定大概需时一年半到两年,而核准则需要两到三个月,而现在核准过程已经延长至五个月。”有了解联合国流程的知情人士透露,在2月举行的联合国EB会议上,方讨论到2009年12月的CDM项目核准问题。

　　该人士续称:“一方面联合国的确面临很多审批压力,他们的人力资源储备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直接影响联合国的决策过程,令审批被有意放慢。”此外,尽管联合国公布了详细的方法论,为CDM提供了操作指引,但由于EB的历史短暂,委员们偶然会产生修改现有方法论的想法,“这些偶发的事件,将为CDM业主方带来额外的沟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