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议案、会场发言、新闻见面会、代表委员专访……似乎每个人,每个场合,谈论低碳经济的声音都不绝于耳。这是今年跑“两会”现场的记者普遍有的一个感受。
低碳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当如何应对﹖
新的竞争制高点
持续上涨的能源资源消费需求,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业已确定的减排目标愿景——中国站在了选择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风口浪尖。
在上述背景下,“建议将中国特色低碳发展道路确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 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1号提案如是建言。
1号提案的提案人是九三学社中央。这份提案说,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钳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和手段,气候变化已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因此,以提高能效、发展清洁能源为核心,以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机制为关键,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低碳发展应当是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战略取向。
2号提案由台盟中央提交,主题依然是建议发展低碳经济。此外,致公党中央和民革中央及多位个人委员也提交了相关低碳经济的提案。
从已可查阅的提案看,除了将低碳经济提到战略高度外,提案人还建议:
尽快启动低碳经济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尽快将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监测指标;
迅速普及碳排放测算技术,摸清各区域、行业的排放水平,尽快开展地方碳排放指标核定工作;
重点实施能源结构调整,绿色能源开发利用,绿色建筑、公共交通、农村沼气化和陆地生态碳循环等重大行动计划,强化区域限批等行政手段,遏制高能耗、高排放项目上马,避免高碳排放锁定,增强科技支撑能力,创新发展低碳体制和机制;
建议选择1—2个技术基础好的地区,建立国家级低碳技术研发中心,近期关注电网吸收可再生能源的调控等技术,远期应重点关注太阳能发电、核能等技术,对氢能源、多联产、CCS等技术应格外慎重;
严格限制稀土和主要稀有金属资源出口,保留对未来低碳技术应用方面重要资源的战略控制力;
建立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制度,打造包括银行贷款、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组合而成的碳金融体系;大力发展碳汇农业与绿色生态产业。
低碳技术至关重要
在上述发展低碳经济的举措中,低碳技术是重中之重。“谁率先掌握了低碳技术,谁就能在未来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制高点,优先发展低碳技术,积极引进、改造和开发,是一个国家最为明智的选择”,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林而达研究员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民革中央的一份提案则认为,低碳技术将成为我国未来摆脱国际困境的主要出路,“十二五”期间能否确立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将决定2020年后经济长远发展空间。”
难题与求解
2009年12月,中国公布了碳减排指标——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之后,曾有观点称,“40%—45%”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半途而废”。林而达不同意这种论断。他认为,应科学地考量低碳技术给工业带来的效应,不过他也承认,做出准确的估量很难,“这是过去没有过的”,林而达说。
对于如何实现低碳发展,林而达视之为“很大的挑战”。本报记者通过多方采访也了解到,“十一五”以来,为了实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的目标,中国已经做出积极努力,一些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减排效应显著,最新数字显示,“十一五”前四年,累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已达到14.38%。但这一数字同时也意味着,一些产业未来继续减排的潜力在减小,难度在增加,对低碳技术的要求将会更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行业如何在保证GDP的增长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确实是个挑战。”林而达说。
他进一步表示,低碳发展的目的是节约资源,减少能耗,实现可持续发展,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关停并转,限制经济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教授则告诉本报记者,发展低碳经济,完全靠市场很难实现,政府需要加强引导,提要求,给补贴。
对于低碳经济如何实现,李稻葵建议,中国在未来十年内,应掀起一场“绿色产业革命”。“绿色产业革命不仅能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更能让中国在环保问题上发挥表率作用,从而使中国发展模式在世界上完全站稳脚跟。”李稻葵说。
李稻葵建议,首先应由政府出台一批绿色生产能力的标准,比如在火力发电中,对二氧化硫等排放物的限制标准要进一步提高,对电能的利用效率也必须有硬性规定;又比如,对于有色金属冶炼业,必须明确规定各种能耗标准。他还强调,这些法律法规不见得马上实行,但必须要有一个时间表,“有了时间表,投资者才能够对绿色投资计算出自己未来的回报率。”
其次,财政必须拿出相当的资金,补贴和支持绿色产能投资。
再其次,应大幅度调整资源价格和环境保护费,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最后,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及社会各界投资者在政府补贴和法规的鼓励和约束下进行绿色环保投资,成为绿色革命的投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