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张国宝提出疑问，中国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预算报告显示，去年中央财政外汇经营基金财务收入为682.83亿元人民币。如果中国的外汇有1％的收入，则至少有1400亿人民币的收入，这与预算报告显示的600多亿相差很大。他抛出两个问题，“这样的外汇收入太少了，我们的外汇怎么用的？为什么收入那么少？”结论是显而易见的，1％的收入太少，还不如我们自己用呢。

　　两天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做出了明确回应：张国宝先生说的683亿人民币回报，和外汇储备的收益完全是两码事。权威的解释应当是由财政部来作，这是财政部报告里的数字。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理解，这683亿人民币是当年在创立中投公司时，经人大批准，财政部发行了1.55万亿人民币特别国债，而国宝同志讲的683亿人民币，是对1.55万亿人民币国债每年支付的利息，一年就是683亿。因此，它和外汇储备收益是两码事。

　　多亏“国宝同志”这一问，公众得到三个信息：第一，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预算报告显示，中国财政外汇经营基金财务收入是682.83亿元。中投公司不是作为红利上缴，而是作为利息支付；第二，坐拥3000亿美元资金的中投收益到底是多少？应该比683亿元多吧？第三，预算案中没有明确提出中投的成本盈利，连张国宝这样的重要官员都产生了误解，更别提摸不着门的非代表、非委员们了。

　　从市场取向上来说，成立中投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是市场化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战的开端，可以让社保基金不至于孤军奋战，设立中投公司是正确之举。与社保基金相比，中投的投资范围遍及各个领域——国内外股票、债券及另类投资，其中包括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大宗商品以及房地产，灵活性更强。

　　不能因此泯灭张国宝先生质疑的价值。中投要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必须证明自己的存在比财政部与外管局处置收益更高。市场化的企业如果一直亏本，说明管理者与管理体制有误，最好的办法是另择贤能。市场化不能作为中投的护身符，投资成绩才能证明一切。

　　中投最艰难的任务是支付利息。财政部为中投进行了隐形担保。为替中投融资，财政部发行了价值1.55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以向央行购买外汇储备，其中，6000亿元向央行发行，2000亿元通过小型债券向社会发行，7500亿元特别国债通过其他方式向央行发行。特别国债的票面利息在4.3％~4.69％之间，期限为10年和15年两种，中投每年的资金成本在5％左右，全年恰为683亿。中投董事长楼继伟曾经说：“按照2000亿美元的规模计算，如果按工作日算，平均每个工作日要赚3亿元人民币。”不要以为财政收入真的多了这683亿，这只不过是央行、外管局支付的成本中极小的一部分，中投要连本带利归还欠债，加上抵销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每年的收益必须在10％以上，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到目前为止，中投的成绩不功不过。

　　截至2008年末，其资产的87.4％为现金、3.2％为股票、9％为固定收益、还有0.4％为另类投资。2008年度，中投整体实现239.55亿美元投资收益和231亿美元净利润，中投在全球组合回报率为-2.1％，高西庆先生自夸是 “在国家主权基金中亏损是最少的”，那是因为他们还来不及像投资黑石一样大笔投资。弥补中投损失的是显著增长的国内股权投资收益，其中投资收益主要来自汇金公司对国内金融机构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262.53亿美元）。而今年3月初，中投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称，中投公司截至2009年底的账面利润超过100亿美元。这一数据好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但要逊于卡塔尔和阿布扎比的主权基金。中投的成绩要归功于贸然投资黑石与大摩失利在国内激起的滔天口水，使中投更加谨慎，投资于大宗商品、小部分金融与实体经济股权领域。

　　希望类似于发改委、央行这样的重量级经济部分的质疑越来越多，市场化的企业需要监管，在企业透明度蒙羞、统计数据挑战常识的情况下，通过官员之间的质疑与释疑，可以部分解决民众的信息饥渴。

　　无论如何质疑，市场化的方向与信息公开的大方向不应变，要改变的只是管理方式与信息披露方式。如新加坡淡马锡巨亏之后，高官换人，而市场与法治的方向不会因此有丝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