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加息时间出来了
　　国泰君安近日预测,2010年4月下旬,中国将可能启动加息,2010全年将可能会加息两次。
　　国泰君安估计,2010年,中国准备金率的上行幅度预计将为四次。中国的加息周期或将开启,但是否出现上半年紧、下半年松的局面,还有待进一步观望。
　　由于预期2010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将强于上半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过热风险。2010年,中国GDP增速将处于10%以上的过热区间,其中一季度,将达到11.5%左右。预计2010年CPI均值将为3%左右。 2月28日,在北大CCER中国告会上,国泰君安总经济师李迅雷阐述了上述观点。
　　李迅雷预计,2010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在存货扩张支撑下将保持3％的增长,而下半年在企业投资扩张、失业率下降、消费上升刺激下,将实现4％以上的增长。
　　由于美国1月份零售额环比增速为0.5%,国泰君安预测,中国2月份出口将有良好表现,预计2010年中国出口增速可能为30%。
　　李迅雷向《日报》表示:我们估算美国经济如果增长1%,将提升中国出口增长率10%。虽然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较强竞争力,但出口增速很难高于全球出口平均增速,这一阶段可能将维持10年。从目前到2020年,中国GDP增速可能为6%~8%,出口将保持在10%左右。
　　国泰君安预测,2010年中国新增贷款仍将维持高位,货币供应量增速将为19%,贷款余额增速为19.4%,新增贷款量将达到7.6万亿元。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约为28.39%。预计2010年中国GDP增速将达10.5%,其中消费贡献率为4.5%,投资贡献率为5%,净出口贡献率为1%。
　　在激进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下,2009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出现高增长,其中资本形成对GDP增长贡献率为92.3%,拉动GDP增长8%,创30年来新高。这将导致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仍保持较高增长。李迅雷表示。
　　李迅雷强调,2009年,中国的投资高度依赖信贷资金。中国的反经济衰退政策措施除了财政支出有限扩张外,主要体现在信贷和投资政策方面,一旦中央政府对投资审批以及风险控制放松,再加上施以宽松的信贷政策,必将引起投资的高增长,也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回升。

　　易宪容：不要用退市思维看待中国货币政策
　　今年以来，无论是股市还是楼市，对央行货币政策敏感性无以复加。特别是元月12日和2月12日央行两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前一次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整个国际市场翻江倒海。全球的股市出现全面的下跌。国内房地产销售也开始下降，各地商业银行的信贷也在逐渐收紧。后一次反映如何还得看楼市变化。不过，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央行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不是表示国内货币政策出现全面收紧？它对国内房地产市场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从香港及国际上的媒体反映情况来看，央行又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退市政策的开始，以此为起点，央行会采取一系列货币收紧的政策。但这只是一个误解。因为，这是用欧美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及救市与退市的思维方式来观察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中国的救市政策或金融市场运作方式与2008年下半年以来欧美国家的救市政策完全不是一回事。国内金融市场运行也与欧美不一样。中国没有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不存在退市不退市的问题。
　　因为，2008年下半年，尽管中国经济受到美国金融海啸的袭击而让中国出口贸易迅速下降，经济增长出现下行的风险，但是中国既没有出现银行危机也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一些应急的救市政策，只不过是为了降低中国经济下降的风险。由于中国金融体系与欧美国家金融体系完全不同，当这些救市政策一出台，或紧缩的信贷一放松，在2009年中国信贷就出现了极度的快速增长，从而使得2009年信贷增长是2007年的近3倍。尽管这种极度宽松的信贷增长保证中国经济重新步上增长上行的轨道，但是同样也推高了资产价格及吹大了房地产泡沫。因此，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就开始收紧了国内银行信贷增长的速度。可以说，上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只不过是2009年下半年银行信贷已经开始收紧政策的延伸，只不过让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回归到常态。
　　那么央行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为什么会比市场所预期的要早得多？根本的问题就在于，2010年1月信贷增长又达到了近14000亿元，市场流动性十分充足。如果不对信贷增长有所约束，2010年的银行信贷增长又回到2009年极度增长的老路。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样的信贷增长速度，2010年要实现央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又可能成为空谈。因此，从1月初开始，央行就通过不同的渠道在收紧市场流动性，并要求商业银行信贷增长适度。因此，这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非完全出于意外。
　　那么，国内外市场为什么对央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会反应如此强烈？或为什么会反应过度？最为关键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为国内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是国内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开始。既然货币政策开始从紧调整，那么在2010年余下的时间里，还会有一系列的货币从紧政策出台。比如，继续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公开市场操作更为频繁等。另一方面，由于从2009年以来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完全是世界各国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因此，这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旦开始收紧，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也是必然。因此，央行政策出台就导致了全球股市全面下跌。但是，实际上这种假定是不成立的。
　　还有，正如我上文所指出的，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及金融市场运作方式不一样，中国有救市政策，但中国没有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就没有退市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只不过是让2008年下半年那种短期应急政策回归到常态与理性。因此，只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及商业银行信贷增长过度，央行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收紧流动性。
　　可以说，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应该是十分微小的。与其说实质上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向市场发出一个信号：央行正在关注市场流动性变化。因为，货币政策数量工具的使用其影响与意义都十分有限。比如说，面对着10万亿的银行信贷，理论意义上收缩6000亿可贷资金，其影响是不大的。不仅理论意义上所收缩的可贷资金量小，而且这些收缩的可贷资金要投向哪里也是不确定的。比如，有人说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房地产有影响，但实际上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来影响房地产的行为是要通过无数个不同环节才能达到的。
　　当然，现在市场最为关注的是，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接着会不会上调基准利率。因为，市场上都认为，央行率先通过存款准备金率收紧银根，回收过去一年过度释放的流动性，也标志货币政策开始转向，未来存款准备金率可能还会加快上调幅度与频率，并在以后几个月内加息。但是，利率上调最为重要的指标是CPI的涨幅。如果CPI涨幅到4%以下，利率上调的几率较高。不过，2009年12月份的CPI仍然处于1.9%，但是在今年1月份开始下降到1.5%。在食品为主导的CPI体系下，尽管今年CPI上行有基数效应的影响，但是CPI要达到4%的水平并非易事。只有CPI上升得比较快，央行才有可能上调利率。但这种利率上调无论是上调频率还是幅度都不会太高。由于基准利率变化概率不大，当然2010年央行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不大。
　　不过，在2009年12月中旬到2010年1月中旬，一个月内时间里，中央政府连续5次出台关于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先是个人住房营业税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然后有国四条，再有对开发商拿地首付金额的限制，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的通知》(即国十一条)，最后是国新办召开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发布会上，住建部等六部门负责人就国十一条具体落实进行解释。可以说，中央政府密切就房地产宏观调控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如此密集地出台这样多的政策应该是第一次。尤其是信贷政策的核心目的是要改变2009年个人按揭贷款过度优惠的政策，让它回归到常态。因为，过度优惠的信贷政策是政府通过公权力让一部分人的利益向另一部分人转移。这些政策对2010年的房地产市场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陆铭：城市化是解决用工荒治本之策
　　春节一过，各种有关缺工的新闻又见诸报端。不管怎样，能够在一年时间里一下子从担忧大量农民工返乡，转变成全国各地普遍缺工，中国的经济复苏政策是成功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中国经济的各种问题盘根错节，不要轻言劳工短缺。
　　不是说企业缺工的基本情况纯属误传，关键问题是，我们要明白，中国出现的缺工是在城镇常住人口仅占全部人口47％的情况下出现的。有位自称我是最底层的一位农民我最有发言权的读者在我的博客留言，谈土地与建设新农村的冲突，他说，真正富裕的农民不多，真正有技术有本事的农民不多，大部分都靠出苦力挣点血汗钱。现在的农民都是一边种地一边打工才富裕一点……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啊，那是青春饭啊，年龄一大谁也不敢要了，也没法打工了，上有父母下有子女怎么办啊？我问，如果同样是提要求，是应该提要保留半亩地，还是要求给进城有工作的人户籍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位读者说，如果你能保证每个厂矿企业都让打工的农民社会保障、养老保险、退休金都有的话，可以让他们进军城里户口，这是最好的事情，我更喜欢。
　　有多少农民工抱着类似的想法，媒体不妨做个调查。在2007年《解放日报》公布的一个调查结果中，有55.14％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有28.55％的农民工想赚钱或学到技术后回家乡生活。虽然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务工条件艰苦，但近七成的受访者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适应。但是，直到今天，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事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相反，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所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提升，如果制造业不提高工资，城市政府不给予农民工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那么，进城打工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
　　所以，谈中国的劳工短缺，要先把制度的问题讲清楚，不要简单地把劳工短缺直接归因到计划生育政策。接下来要做的事，首先是促进农民工与城市生活的融合。特别是对于那些从小就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里长大的新生代来说，融入城市的问题更是紧迫。中国要缓解劳工短缺就先从城市化和城市内部的社会融合做起，要让大量农民工在城市里定居下来！
　　要知道，如果不是大量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农民数量不减少，农业的平均工资不提高，节约劳动力的农业规模经营、产业升级和新技术的采用就不可能被市场所认可，除非搞计划经济。这样一来，农民的收入就无法提高，新农村建设就不可能顺利推进。
　　我知道，至今仍有人会说，劳动成本上升将会削弱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优势。且把公正、对于人的最基本权利的保障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就只看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远高于工资增长的事实，就能够明白，中国的问题是，劳动者没有充分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相反，企业却大量地获取了资本收益，企业储蓄率不断上升，再不断用于投资。换句话说，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如何让劳动者能够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问题。
　　那么，劳动成本上升真的已经威胁到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了吗？前些天，我去亚洲开发银行开会，看到两个与中国经济有关的现象。在我们住的酒店不远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里，奇瑞车和其他国际品牌一起在卖，其广告语是有效率的并不是贵的。一款新的QQ车，最便宜的标价是大约35万比索，相当于5万人民币。再来说鞋子。说起劳动密集型产品，大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鞋子了。在马尼拉的大商场里，真是各种国际品牌的鞋子琳琅满目，一问，全是中国产的。
　　马尼拉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举例来说，亚行同事雇用的住家保姆，一个月的薪水才相当于700元人民币。但是，像鞋子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在中国造。把这个现象解释清楚，是一道不错的经济学题目。有读者回复说：像鞋子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制造在菲律宾有市场，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生产规模；二是生产集聚程度(或者说配套)；三是劳动生产率差异；四是交易成本(制度环境)；五是运输成本(跨国运输，进出口关税……)；六是劳动力成本。以上几个因素当中，中国相对于菲律宾在前三项上面有明显优势，虽然劳动力成本有部分提高，但是整体的成本相对于菲律宾来讲还会胜出不少。
　　看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远高于工资增长的事实就能够明白，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相反，企业却大量地获取了资本收益，企业储蓄率不断上升，再不断用于投资。换句话说，中国当下的问题是如何让劳动者能够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