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建耘

　　主持人：本报记者 孙建耘

　　对话嘉宾：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总经理 陈卫东

　　近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相继调高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最新公布的去年四季度数据，英国由负转正、美国同比增长5.7%，似乎也佐证了全球经济正逐步走出衰退。在上周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多国政要和全球商界精英在肯定世界经济已开始恢复增长的同时，也发出了“复苏进程脆弱且不均衡”、“再次衰退的风险将一直伴随”、“‘退出’时机选择面临风险”等警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是否已不可逆转并一路坦途？主权债务风险会否引发第二波金融危机？各国“退出”策略将如何实施？加息的不同步又会带来哪些风险？就这些问题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总经理陈卫东。

　　经济向实质性复苏转变

　　记者：2010年被一些学者定义为“复苏年”。您认为全球经济已出现了哪些积极变化，这些变化能否持续？此轮经济复苏力度如何？

　　陈卫东：此轮危机最严重的时刻是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连续出现了两个季度超过6%的负增长（环比折年率）。2009年二季度以来，各种复苏信号陆续呈现，全球经济逐步向实质性的复苏转变。据测算，2009年二、三、四季度，全球经济实现了连续三个季度的环比增长态势，且增速加快。

　　我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市场信心不断增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是中国应对危机的口号，也是经验总结。从主要经济体采集的各类信心指数来看，不论是投资者、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都日趋乐观，这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复苏。二是金融活动渐趋活跃。在各国央行与监管部门的强力救市之下，自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金融市场已逐渐恢复运转。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反弹，债券发行、IPO重新启动，市场利率回落到正常水平，美欧银行业开始出现盈利，各类金融主体再度回到交易市场。三是实体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是反映实体经济运行的最直接指标。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全球生产与贸易持续复苏，到2009年11月，全球工业生产值比2009年3月最低点增长8%，国际贸易量比2009年5月最低点增长10%。四是民间需求逐渐复苏。经济复苏前期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政府支出的支撑。要判断复苏的可持续性，关键是看民间需求的启动，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复苏。从目前看，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已连续两个季度环比增长；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国内消费需求持续旺盛，对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此次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各国政府的表态和各种举措表明，在未确认经济已持续复苏之前，宏观政策将不会大规模撤出，这将有利于继续刺激经济增长。一些国家开始收紧政策，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经济复苏的势头得到局部确认。

　　总的判断是，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复苏力度是较为疲弱的，远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要在短期内改变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这次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金融体系，修复过程将较为漫长，更重要的是全球产出能力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极大破坏，大量企业倒闭破产，社会失业率高企，全球缺少新的增长点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二次衰退可能性不大

　　记者：您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全球或主要经济体经济会不会出现二次衰退？银行业有毒资产、主权债务风险等会否引发第二波金融危机？

　　陈卫东：我个人认为，目前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全球经济发展重大风险点包括：第一，在政府刺激计划和存货周期的拉动效应消失以后，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能否及时启动，承担起经济增长的主驱动作用。如果私人部门的需求启动低于预期，或者政府政策过早退出，经济增长可能停滞。第二，政府政策退出过晚的风险。财政政策过晚退出，可能导致政府的过度负债，形成未来通胀压力；货币政策退出过晚，将可能导致流动性泛滥，造成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第三，金融体系修复难度加大，不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融资支持，进一步增加就业压力，会拖累经济复苏等。

　　当前最大的风险是全球宏观政策如何协调、有序地退出。危机的发生和传导，以及各国救市政策都反映出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发展后，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程度在加深。在此环境下，各国政府如不能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退出，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滑坡。另一个重要风险点来自于美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对美元的政策，美元过度、过快的贬值，有可能造成当前市场秩序的混乱，从而加剧全球经济的动荡。

　　由于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过去全球经济失衡、全球过剩流动性破坏性能量已集中释放。目前虽然还存在银行有毒资产、主权债务危机等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应该只是局部性力量，不足以形成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全球经济即使出现二次滑坡，也只是增速放缓，二次衰退（即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可能性不大。

　　“退出”差异性与灵活性并举

　　记者：您认为全球各经济体在“退出”时点和策略上将如何选择？

　　陈卫东：到目前为止，各国关于政策退出还只是在G20会议上作出的原则性的表态。全球“退出”政策正在发生微妙变化，这与各国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有关。少数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已迈出加息步伐，大多数国家仍持观望态度。

　　总体来看，全球政府的“退出”策略和时机将会体现出“差异性”，对市场的过度反应展现“灵活性”。各国将会根据其经济基本面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经济复苏速度、物价变化和金融体系修复进度，谨慎退出，各国也许会采取一些试探性措施，评估退出政策，避免对市场的重大扰动。

　　具体而言，财政政策的退出策略重点是调整支出结构和制定中长期财政方案。各国政府将着眼于优化资金投向、采取结构性退出的策略。与此同时，制定中长期财政预算方案、确保有严厉的财政纪律以及财政预算透明来稳定市场预期，减轻各方对财政赤字失控的担忧，为财政刺激政策的最终退出铺平道路。

　　货币政策的退出策略主要体现在利用各种政策工具有效回收流动性方面。对于能够继续促进金融稳定和持续为家庭与企业提供信贷的政策工具，可能继续延长使用；对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影响作用不大的政策工具，将终止使用，或降低金额与使用频率；通过反向回购协议、扩大央行票据发行、调整准备金率等手段逐步回收流动性，实现货币供求平衡；采取有松有弛的策略，退出对金融机构的援助，如允许部分较稳健的金融机构提前归还援助资金，或在合适股价水平上出售金融机构股份。

　　亚洲上半年或将启动加息

　　记者：为应对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全球利率一直维持在最低水平。随着经济回暖，通胀压力增大，资产价格泡沫卷土重来，一些经济体已开始加息，但主要经济体仍按兵不动。您认为2010年主要经济体何时会启动加息？全球加息的不同步性会带来哪些风险？

　　陈卫东：利率调整可能是此次全球政策调控中最难把握的一环，除了因为对经济复苏要作出比较精确的判断有一定难度之外，还因为各国利率水平既由各国货币供求决定，又受制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市场对各国利率调整非常敏感。当前，全球利率调整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复苏进程、物价水平走势和资产价格水平。

　　亚洲新兴市场、澳大利亚、拉美等国家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增长恢复较快，升息会较早；美、欧、日受影响较大，复苏较慢，会更加谨慎对待调息。从物价走势看，对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来说，由于失业率较高，国内需求疲软，物价上涨压力相对较小；但亚洲、拉美等国家，国内需求较旺盛，面临物价上涨压力较大。危机发生后，各国普遍推行低利率政策，由此很容易转变为流动性泛滥，从而导致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攀升，形成资产泡沫，这曾是造成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各国货币政策调整很难无视资产价格的过度膨胀。

　　我的判断是，亚洲可能会在澳大利亚之后于今年上半年启动升息，美国升息会早于欧洲和日本。这意味着，从时间表来看，全球加息将是不同步的，其风险不可小觑：一是外汇市场将高度波动，利差水平是影响汇率的重要因素，利率不同步调整会带来相关货币汇率的较大波动；二是国际资本无序流动，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各类组合投资或热钱，将会抓住各种套利机会，穿梭游弋于主要经济体之间；三是资本市场大幅振荡，热钱的冲击必然会对一些开放度较强的资本市场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