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2011年中国经济有望延续内生性复苏
　　国金证券在最新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在2011年有望延续内生性复苏。
　　国金证券认为，2010年，国内经济正在经历内生性增长恢复，同时刺激政策退出的阶段。虽然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都面临某些负面冲击，但仍能维持稳健增长的态势，显示出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强劲。
　　短期经济硬着陆风险减弱，通胀担忧加剧。年中市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对经济增长的担忧，主要原因是滞胀初始阶段经济环比下滑较快。目前，经济增长已经开始环比回升，但随着通胀的持续上行，市场焦点逐步转移至2011年通胀会否持续攀升。我们判断，中国经济正处于滞胀阶段末期，但整体仍表现为供给过剩的特性，滞胀倾向不具有持续性。
　　未来需求有望平稳释放，经济增长持续恢复至潜在增长率以上。2011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生的刺激政策已经基本退出，整体需求将更加反映经济本身的属性。在经济复苏、产业结构调整初期，我们判断需求面将处于较为温和的状态，经济增长则有望持续恢复至潜在增长水平以上。我们判断，2011年GDP同比增速将逐季反弹，全年增速为9.5%左右。
　　通胀压力有望持续缓解。我们从产出缺口、货币缺口和大宗商品价格三个角度判断，2011年CPI增速或位于3.6%左右， 2010年四季度将是本轮通胀的高峰，同时也是CPI同比增速上涨最快的时期。2011年，CPI的走势有望呈现逐季下降的态势。
　　我们判断当前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于输入性因素，但国内流动性宽松、供给短期受压制等原因又使输入性通胀的传导较为顺畅。现阶段出现的经济假过热只是特殊背景下的短暂现象。
　　在节能减排压力减轻之后，产能可能会迅速得到释放，并降低输入性通胀压力，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未来中游行业在短期可能要消化大部分的成本上涨压力，其盈利情况会受到一定的损害。
　　短期通胀和流动性波动不改中长期趋势。明年中国经济仍可能会面临阶段性的输入性通胀和货币政策紧缩的挑战，但是，我们认为短期的波动不会改变中长期复苏的步伐。

　　吴敬琏：政府垄断35万亿土地资源
　　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产生寻租空间，导致腐败和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如果政府主导经济资源配量，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
　　发展经济学有个可以说是定理性的概括：在现代性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这个社会趋于稳定；但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容易激化。
　　旧体制下，虽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大众的生活水平也很低，但整个社会是一个冻结的状态，大多数民众也不知道可以有另一种生活。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几千年留下来的旧体制可以打破，自己还可以过另一种生活，于是，期望值就变得很高。可这种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不是一天就能建立的。
　　90年代国企改革进展不多，政府改革进展不多，法治进展不多，这都是它的缺陷。事实上，没有政治体制尤其是法治上的推进，经济改革是走不远的。但90年代我们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到了2000年以后，缺陷逐步扩大，只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有些缺陷被暂时掩盖了。
　　大概从1998年开始，我就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
　　80年代我还用过一个词，叫原始资本主义，也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不能叫市场经济。看亚当·斯密的著作就会明白，整个《国富论》就是批重商主义的。你要强化重商主义，贫富悬殊就不能避免。
　　现在贫富分化特别严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增长方式，主要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造成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这是马克思已经讲清楚了的问题；再一个是体制上的原因，就是重商主义、普遍寻租这么一个体制基础。当然，贫富差别扩大也跟市场经济有关，但扩大到如此程度，则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不独中国，这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是普遍现象。东亚国家和地区受政府主导下的新重商主义泡沫化之苦，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无一例外地，都是泡沫一破灭就陷入长期的停滞。当然，如果改革决心很大，客观条件又容许，也不是不能走出停滞。关键是这个转型并不容易，挺痛苦的，代价挺大的。
　　回顾1990年代初期，那时我们太天真了，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政府就会自动退出，就可以很平滑地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了，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如果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相应产生一个寻租空间。所以，你要政府退出它应该退出的领域，就触及到许多官员的利益了，做起来就很难。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近期看，2003年第四季度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于是用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就是开单子，哪几个行业过热，就用各种行政办法去压缩产能，这个单子越开越长，政府的手也越伸越长，宏观调控就变成了微观干预。本来1990年代最后几年政府审批有少的趋势，虽然减少得不够快，中间还有好多猫腻。比如说把一个项目分解成十个项目，然后就报告砍掉了多少多少个项目，其实没砍掉那么多，原来就有这样的问题。2003年以后，加强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加强了审批制度，比原来的审批还要厉害，这就扩大了政府权力，扩大了寻租的基础，引起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但也不能说就是一无是处，有的方面是有进步的。比如我们最近到山西永济考察，茅于轼、汤敏老师在那里做的小额贷款实验就非常令人鼓舞。我们一家家问了，农民都说，3到6个月还了贷款以后，他们的净收入是贷款的100%。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他们住的比我们城里人好多了，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从小额贷款覆盖的范围，能够看到一个新农村正在出现，证明只要把金融自由这个基本人权还给农民，民间的力量，市场经济的力量，就能够这样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面貌。但那个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资本还很少，现在只有一千几百万元，跟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沧海一粟。如果我们扶贫的资金，还有一些农村的信贷机构都做这样的事，我 们就能把这个势头加快，把新农村的面扩大。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力量，能够抵制那种走向动乱、走向衰退的力量。
　　新世纪以来，我们社会有两个愈演愈烈的趋势值得特别警惕。一个是腐败的趋势。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过程，出现了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即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据农口专家说，因为土地被征用，农民损失的价值，换句话说政府能够拿到的土地价值是20万-35万亿，这么大规模的财富被政府控制，可见寻租空间有多大。所以跟土地有关的一些不良官员，腐败是前仆后继。
　　另一个是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5左右，这样的贫富悬殊在世界上都是前列了。
　　但这两个趋势的愈演愈烈还不是最可怕的。社会问题如果能够认真、理性地讨论，我们应该能够找到理性解决的办法，不会没有出路。但是又碰到了另一个不好的势头，即在两个愈演愈烈出现之后，一些人并不认为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希望用扩大政府权力的办法去解决矛盾。问题越多越强化政府权力，政府权力越强化问题越多。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出现国进民退这套东西，路径依赖就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但我们现在还来得及，要上下同心来解决问题。所以我在1990年代提出，我们处在一个赛跑的过程中，结果要看腐败和法治的市场经济哪一个跑得更快。
　　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上的转折就是蔡昉教授讲的刘易斯拐点，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改变，劳动力供给从最高点下来了。人的价值因此得到空前提升，经济的增长不能再主要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而主要靠人力资本(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投入来推动了。
　　中国还处在非常艰难的转型中，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这个大方向一致的条件下，各个领域的有识之士，不管是 左一点的，右一点的，还是中间派，应当捐弃小的差异，要团结，要合作，致力于共同的事业，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