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说美国的量化宽松,他说,美国不一定会继续宽松下去;全世界都在说爱尔兰危机影响不大,他说爱尔兰危机不可小视……
特立独行,来源于冷静的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他就是黄元山。
黄元山,曾供职于多家世界顶级投资银行,在华尔街打拼多年,对全球经济和宏观动态有着独到的观点和认识。现任《信报月刊》、《苹果日报》专栏作家、香港NOW财经台和有线电视财经台客席主持。
QE2:不够宽松,却难再宽松
《红周刊》:最近大家都在讨论QE2,那QE2是否会提振美国经济?
黄元山:我的观点还是比较悲观,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在三五年内快速复苏。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两年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暂缓“货币黑洞”收缩的力量,但相对于“货币黑洞”的规模,美国所做的QE1甚至是QE2也仍然不够。
《红周刊》:何为“货币黑洞”呢?
黄元山:就好像一个气球,金融危机要使它破裂,政府为了不让它一下子爆破掉,就用量化宽松政策将这个气球维持着,虽然一直在打气,但也只是减缓了萎缩的速度,气球还是一点点地缩下去了。
《红周刊》:所以,大家预期美国还会继续量化宽松下去,QE2之后还有QE3,甚至QEn?
黄元山:按照常理来说是这样的,因为QE就像类固醇和吗啡一样,只会越用越多,第一次的QE用了一两万亿美元也未能显效,所以市场一般认为,这次的QE2只是美联储“挤牙膏”式的印钞票方式的开始,之后只会印更多。
不过,我也察觉到一些变化,主要是人为因素的变化,这些人为的因素也可能使得市场目前的普遍判断发生偏差。
首先是美国的政局发生了一些改变,伯南克所面临的政治局势已有所不同。我相信,伯南克也会意识到,6千亿的QE2是不够的,所以如果他能选择,他或许会做一个比6千亿大几倍的QE2。之所以他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自从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大捷后,伯南克所遭受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其中之一就是要求改变美联储的授权目标(mandates),即把就业率从所奉行的双重目标中剔除来。
《红周刊》:也就是说,即使无就业复苏,美国也可能改变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黄元山:你从美联储的会议记录上就可以看到,对于是否继续量化宽松,现阶段有明显的分歧,确实有反对继续QE的。美联储之前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控制通胀,一个是降低失业率,现在就看能不能把失业率这个目标拿掉。
另外,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观点也没有2008年那样统一了。当年危机刚刚爆发时,美国民众和政府的想法是一致的,就是经济太不好了,政府需要把这个问题托住,但现在,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很多民众觉得美国政府不应该继续把这个问题托住,因为他们发现政府托住的是有钱人,没有资产的人并没有被托住。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政府会不会继续托下去,存在着很大的问号。
《红周刊》:那你如何看待近期走强的美元指数?
黄元山:关于美元指数,很多人说美元长远来看必然是贬值的。但我的看法可能有些不同,我觉得,不稳定的美元会加速降低美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减少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优势,所以,弱美元是一个“杀鸡取卵”的下策,我很难想象会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
近期美元的走强,与爱尔兰危机和其他地缘政治有关,是否就此转强仍要观察,但一厢情愿的认为美元长远一定会走弱,我觉得,未必有足够理论依据。
不可小视的爱尔兰危机
《红周刊》:欧洲的问题你如何看,尤其是近期爆发的爱尔兰危机?
黄元山:爱尔兰就是个刚才讲的理论的很好例子。为什么现在还会爆发危机,根源还在于金融海啸。金融危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政府把金融体系的问题转移到政府身上而已,现在政府也出现了问题,就发生了主权危机。
其实,美国也是同样的做法,也是把金融体系的问题转移至政府身上。但是美国很大,而且美联储可以印钞票,所以,还没有出现爱尔兰这样的问题,但我们也看到美国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了很多问题。
《红周刊》:那爱尔兰危机对整个欧洲经济的影响几何?
黄元山:我2000~2005年曾在伦敦工作,当时也经常去爱尔兰开会或者公办,对这个国家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它的经济也比较依赖金融,楼市也炒得非常厉害,此次危机的本质还是银行的问题。
至于危机的影响,我觉得不可小视,尤其是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因为伦敦和爱尔兰的关系很密切,很多英国的银行对爱尔兰的投资和信贷是很多的。
《红周刊》:但,爱尔兰的经济在全世界所占的份额非常小。
黄元山:小的好处是,出现危机以后救得起来,但并不意味着对经济的影响小。
发生爱尔兰危机后,很多人拿爱尔兰跟希腊比,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并不具备可比性。我认为,爱尔兰对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的影响很大,因为希腊与欧洲的金融体系不那么密切,但是爱尔兰与英国的金融体系则密切很多,这是根本的区别。金融体系中的货币乘数效应以及杠杆作用,使得爱尔兰问题不那么简单。当然,我也不是说它会拖累英国经济,但是它确实是有冲击,而且冲击的力量会比大家想象得大。
中国政府对热钱“落闸放狗”
《红周刊》:分析了欧美经济之后,再谈谈流动性的问题吧。
黄元山:银根的宽松与否也是相对的,正如我上面讲的,对于欧美国家经济的问题,可能他们的货币并不足够宽松。这一点从美国债券市场的情况可以看出端倪,长债的利息已经慢慢回升,可能也是因为债券市场观察到美联储印钞的后劲不足,长息升,是债券市场和联储局对着干,表明联储局货币政策,相对于美国本身的问题,仍然不够宽松。
另外,从货币发行的增长来看,虽然QE推出后,美国货币供应曾大增,但这一年来又跌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美国货币M2增长的速度甚至差不多降到近20年来的低位,反映了QE的效用短暂。同时,越广义的货币增长越慢,欧洲货币也有类似情况,这说明欧美银行虽然逐步走出危险期(除了欧猪五国的银行),但创造“信贷货币”的能力仍然疲弱。也就是说,货币并没有完全地进入实体经济中。
《红周刊》:但热钱确实是流到中国了,索罗斯把办公室都搬到香港了。
黄元山:我们看到楼市、股市都已经炒高了,所以推断热钱确实是进入了,但是这毕竟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把它叫做“看倒后镜”。那么,未来如何?如果美国的政治有问题,像我们前面讲的那样,剔除了就业率的目标,美国会不会再像主流的观点那样持续宽松下去?
至于索罗斯,虽然他把办公室搬到香港,但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操作,是买还是沽,没人知道。
《红周刊》:热钱推升了中国的通货膨胀。
黄元山: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一直强调美国的量化宽松导致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有一点转移视线之嫌。在我看来,中国内地如此之高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中国货币政策过分、过量、过时的宽松所造成,输入通胀虽然也有部分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红周刊》:那么在美国政府还没有收紧流动性之前,中国政府会如何应对呢?
黄元山:我认为,中国的政策将是“落闸放狗”,一方面继续甚至加强外汇管制(即“落闸”),防止外来热钱涌进;另一方面,开始收紧货币政策,以加息和一系列的措施减低流动性(即“放狗”),比如近一个月以来的加息、调存准都属于此法。
《红周刊》:现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收紧流动性,欧美发达国家继续放松流动性,两种经济体似乎各自独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元山:市场平稳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也许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但我觉得,如果欧美国家的情况走下坡路,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可能新兴市场国家也难以独善其身了。因为在我看来,全球的经济还是和以前一样,新兴市场确实是实力越来越强,这样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但“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各自独立”可能还只是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