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2011相似2004
在复杂的内外部经济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典型的经济周期短期化、高频化特征。
仅仅在2010年的不同季度,中国经济就快速经历了一季度的偏热、二季度的显著回落、三季度的企稳、四季度偏强的一轮短波动周期。在2010年四季度经济增长基本面偏强背景下,宏观政策决策在应对通胀压力时可能力度会更为坚决。
2011年中国经济的波动,依然可能延续这种波动短期化的特征。分季度来看,一季度乃至二季度的部分阶段在基数效应和政策调控下会呈现回落触底态势,随后在总体上升周期推动下,进入温和上升阶段。
在经济形势判断上,2011年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与2008年有明显不同,但却与2004年相似。
从国内经济环境看,2007~2008年初中国经济处于上一轮周期的峰值阶段,经济增长率突破14%,并在高位运行。而2010~2011年,中国经济则总体上可以说在经历危机触底之后,处在新一轮周期的起点上,尽管经济周期波动短期化,但是总体上看,如果没有大的增长点经济增长率难以再现持续多年10%以上的高增长阶段。历史上,几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速度超过10%,分别由中国加入世贸带来巨大海外市场、房地产市场改革以及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转轨等大的增长点带动。
从国际环境看,2008年全球经济增速也处在危机前的高位,世界能源价格上涨产生明显的输入型通胀压力。相反,目前来看,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仍处于缓慢复苏的调整期,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相对较小,资源能源价格虽然有所上涨,但是依然低于2008年的水平。
从引发2008年高通胀的触发因素看,猪肉价格、粮食及蔬菜价格、能源价格同时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特别是由于疫情所引发的猪价上涨幅度十分显著。简单对照,过去几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丰收,粮食存量及储备都比较充足,食品价格上涨压力虽然趋势难改,但应小于2008年。
2010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与2004年较为相似:2004年中国经济运行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中国经济处于新一轮增长的上行期,在经过2001年网络泡沫冲击及遭遇2003年SARS冲击后,中国经济明确进入新一轮扩张期,全年实现10.1%的经济增长率。
二是2004年是CPI温和上涨之年,虽然物价出现明显上涨,但幅度不是太大,全年实现了3.9%的通胀水平。对照起来,2011年中国经济同样处在新一轮周期上,但不同之处在于经过2009、2010年连续两年的货币高增长,货币环境已有明显不同,这意味着2011年的通胀压力相对较大。
预计2011年CPI的中位数将保持在4%~5%左右,相应的波动区间大致为上下一个百分点,尽管通货膨胀的压力仍较大,且持续存在,但仍难以突破2007~2008年的高水平,并处于相对可控的水平
2011年及未来一段更长时期内,中国通货膨胀率的中枢水平将会有所提升,试图回归2%~3%的目标客观上不太现实,也与提高农民收入、加快资源价格改革以促进结构调整等方向相悖。因此整体上判断,2011年的通货膨胀中间值可能在4%~5%左右,相应的波动区间大约为上下1%,这意味着全年的通货膨胀峰值在个别月份有可能突破5%,甚至6%,但仍难以突破8.7%的高水平。
总体上对比,2011年中国的宏观环境与2004年相似,表现在相关指标上就是GDP名义增长率可以10%为上限;但是2011年中国的货币环境与2008年相似,表现在相关指标上就是M1增速都处于高点。综合而言,2011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应大于2004年,但小于2008年。
在宏观政策上,在2009年以应对危机为重点、2010年强调宏观政策逐步正常化退出之后,2011年宏观政策的重点日益转向保持一个趋势性的、正常的、接近潜在增长水平的、可持续的增长。
此外,2010年良好的财政收入状况,为财政政策积极支持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
钮文新:全球性通胀危机来了
石油价格再次冲上90美元一桶。更重要的是,这次攻过90美元恐怕很难回头。如果石油价格当真刚性上涨,第二次全球通胀危机必将变成现实。第一次全球通胀危机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东战争导致所谓的石油供应短缺,引发石油价格暴涨,导致全球通胀危机。
严格地讲,第一次全球通胀危机不是通胀危机,而是石油危机---是由于购买石油必须使用美元,而石油价格的暴涨,使得全世界对美元的需要相应加大,近而使美元被动性超发。
这是我们必须澄清的一个历史事实。因为,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教科书、货币主义学派的教科书,一般都把石油危机后期紧缩货币抑制通胀当作货币主义成功的经典案例。其实,这是严重地歪曲事实。
第一,石油和粮食是人类生活最基本必需品,它们的价格上涨会引发全社会所有商品价格的上涨,这是必须清晰认知的事实。所以,当时的物价普遍上涨的根源是石油价格暴涨,抑制价格上涨也应当从解决石油危机这个根源入手。而事实证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物价之所以回落,不是加息到20%的功劳,而是中东战争结束的必然结果。
第二,无视因果关系、放肆地紧缩货币,其结果是让全球经济付出了连续多年滞胀巨大代价。随之,实体经济几乎全部迁往东方的发展中国家。
正是我们懂得如此严酷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才对中国政府大声疾呼,抑制输入型通胀、供给不足造成的价格上涨,绝不能使用货币手段。
现在看,中央的决策已经修正了过去的错误,大体已经走向正确的方向。不过,这时候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另一场灾难---全球性通胀危机。注意,今天的情况和上世纪70年代完全不同,今天是真正的全球性通胀。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很简单,世界各国都在大量发行货币,这使得美元升值或贬值都将失真,国与国之间的货币强弱难以通过汇率表达,但最终会通过商品价格获得表达。这个表达就是:商品价格刚性上涨。
这件事对中国当然不是好事。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失效---不管紧缩到什么程度,都无法阻止价格的上涨。所以,医治一触即发的全球性通胀危机,必须世界各国一起紧缩货币,而不是个别国家。但现实恰恰相反,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全都在执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巴西等前期已经开始收紧货币的国家最近已经停止了进一步地紧缩。
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来说,全球性通胀是不是好事?这全凭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有两种情况:第一,中国非要抑制这样的通胀,无所不用其极地紧缩货币。这样股市将立即下跌,不要指望实体经济还有什么希望,因为所有需求都将化为乌有。第二,中国政府采用扛的方式,用释放价格传导、提高居民收入的办法保住实体经济,维护就业和社会稳定,那中国股市将虚牛化实,经济将良性运行。
刘纪鹏:4000点是中国股市基本点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在BTV财经频道《点击年关键》中表示。4000点是中国股市的基本点,经济的基本面支持这个点位。我们有巨大的流动性,但是缺乏直接融资,我认为股市就是最好的池子。股市如何发展,政策是关键,政策应将货币引入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明年在推进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应推出积极的股市政策。
周小川行长一句把热钱引入池子的话,引来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经济学家的猜想。小川行长昨天在北大解开了谜底,说典型的池子是外汇储备,各大报都在头版刊登此话,但不少人觉得似懂非懂,表面懂了,可一琢磨又不懂了。
我们不妨用类比的方式分析一下周行长的池子论。周行长说,外汇储备有不同的板块,一些为进出口支付准备,一些为外资企业分红准备,一些为热钱准备。就好比说证券市场有不同的板块,一块叫债券,为获取固定收益分利的人准备;一块叫基金,为想获得较高收益又没能力炒股票的人准备;一块叫股票,为投机搏取差价的人准备。如果笔者说股票就是证券,你肯定能理解。但如果说要把股票引入池子,典型的池子是证券市场,你能理解吗?
其实领导说话,有时不会像老百姓那么直白。把简单的原理或事物用复杂或暗示的语言或方式来表达,通常是主持高深莫测的现代行业高层领导表现其政治智慧、领导艺术和幽默感的典型做法。笔者归纳通常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因为领导也没考虑成熟一个有可能成立的思路,又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看看大家的反响及有无可能延伸领导的思路;第二,即使是一个明知不能成立的思路,但出于各种综合考虑也还是要提出来,起到弦外之音的效果。此次周行长提出的池子设想,笔者认为就属于第一种情况。而去年4月,周行长提出要建立超主权货币的理论,则属于第二种情况。
笔者喜欢周行长讲话,听他讲话能启发思考,能提高思辨能力和幽默感。领导也是人,为什么领导说话,哪怕是学术上的演讲,都得讲中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话?就不能拐弯抹角地表达一点不成熟的、探索性的想法吗?
对于这次周行长说的池子,笔者就没像大多数人一样满地乱刨,和像叶檀小妹一样一口咬定池子就是股市而大加褒扬,以为真有这样一个池子。因为我们界定热钱并给其找个池子就像界定股民中的投机者并专门给他们建一个股市一样的难。
曹中铭:魔鬼藏在细节中 隐性超募现象值得警惕
自去年IPO新政实施以来,新股的三高发行饱受市场诟病,其中,高超募即是表现之一。新股高超募的出现,不仅导致市场资源的极大浪费,高超募背后的高价发行,也放大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募集资金与融资需求之间所形成的超募,很容易察觉。像史上最贵新股海普瑞,包括铺底与配套的流动资金在内,其融资需求不超过8.7亿元,但由于海普瑞以高达148元/股的价格发行4010万股,最终超募50余亿元。另一种形式的超募即为隐性超募。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言之凿凿,某项目需要投入多少资金,累计总投资为若干等,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来自深交所披露的信息显示,2010年有18家上市公司在IPO后未满一年的情况下,宣布更改募集资金投向,或更改项目,或更改实施地点。
正如魔鬼藏在细节中,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对于资金渴求理由的冠冕堂皇,某些时候不无烟幕弹的意味。如中小板上市公司杭氧股份今年5月21日招股,6月10日在深交所挂牌。在其挂牌的半年时间,杭氧股份即发布了两份募集资金使用变更的公告。
事实上,杭氧股份披露的募集资金有部分是应该投资于其下属的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的,但由于河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经营良好,向银行借贷的1亿元资金中已归还50%,而且该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可以归还全部银行借款,原先欲投入的1.36亿元募集资金即显得多余。也就是说,在杭氧股份所募集的资金中,至少有1.36亿元是属于隐性超募性质的。
类似的例子其实还不少。如梅泰诺的项目地点从北京市西二环改到了北四环附近,由于从高地价地区跳槽到低地价地区,土地项目成本无疑会更低,上市公司在该项目上的投入会减少,变相的超募因而产生。
上市公司常常变更募集资金的投向或实施地点,有上市公司本身的因素,有市场变化的因素,但从侧面也反映出现行新股发行审核机制所存在的弊端。一家企业要上市,必须经历辅导期、IPO申请文件的报送与审核以及核准发行这几个主要阶段,等到新股发行成功时,市场或发行人本身诸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募集资金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项目上往往已无用武之地,进而形成了隐性超募。
另一方面,发行人为了融得更多的资金,在进行相关项目规模评估时,常常存在夸大规模或夸大资金需求的现象。由于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使项目评估出现虚高的现象。由此,也进一步扩大了上市公司的隐性超募。还有的发行人以拔高募集项目投资收益的方式,以求更高的价格发行,形成了事实上的隐性超募。
当前市场对于上市公司的超募主要关注于非常明显的募资额与融资需求之间的差额,其实其中的隐性超募现象更应该引起关注。这类超募由于隐蔽性强,不易发觉,并且普遍存在,因此更值得监管层的警惕。
张化桥:中国股市历史20年 中国股民应该升级了
虽然短暂,中国股市的历史也快20年了,大多数股民的股龄也有10年以上。我们得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我认为,我们该反省了,变一变行为方式。
本人从1994年进入香港股市的第一天,就不自觉地承担了教师角色,1998年以来一直担任研究部主管,获奖颇多。但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懂。更糟糕的是,其他股民甚至专家也不懂。
绝大多数股民认为自己的智商和情商优于他人。但这在科学上不能成立。正如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容貌好过大多数人,自己的驾驶技术好过大多数人。
股民对回报率期望太高。中长期来看,股市的回报与GDP增长大体相当。扣除税费和频繁买卖错过的机会,多数股民只能得到百分之几的年均回报。你如果把这个残酷的事实告诉股民,他们会说,太低了,不可能!
美国过去十年的宏观经济还是不错的:虽然基数高,年均GDP增长率也有2%-3%。股市表现却很差。道琼斯指数虽然近两年反弹了很多,仍然低于十年前。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美国股民白干了十年。中国2001年到2005年经济增长迅猛,货币供应量每年增长超过20%,而且政府不断为股市保驾护航,但股市连跌了五年。这几年经济也不错,股市表现又如何呢?
股市有这个理论,那个学说,还有看图指路的算命先生,但长期的事实证明,这些专家完全不懂。但很少有人会坦白地说我不懂。基金经理当然不说,证券公司也不说,股民们更不愿意承认。否则,你到股市来做什么?
股市难测,股民怎么办?我认为,降低期望是关键。我们应该对着镜子,像练英语一样反复念叨,我不能预测宏观经济,不能预测大市,更不能预测股价。股市的回报每年有百分之几就很不错了。
有这种态度,我们就能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不再焦虑和频繁买卖。短线的极端是炒即日鲜。这在美国1996-2000年互联网高峰时很盛行。但后来都死光了。
第二,我们不再盯着股票报价机和电脑,不再关心北京又出台什么政策,或者某个名人放了一炮,某个分析师调整对通胀的预测。对各种投资热点和时髦概念也会失去兴趣。
本人最近出版一本小书《一个证券分析师的醒悟》,中心思想是把投资过程尽量简化。我自己的投资大概是这样做的:
第一,不做汇率、铜价、楼市和股市的预测。我发现我没有能力做这种预测。别人也没有。第二,不要高估自己选股的能力。粗放选股,不做精确预测。
比如我想投资恒生指数,预期未来二三十年增值,但有些成分股可能不会有太好的表现。怎么办?
我做了一个折衷,把前20%的大公司去掉,把后20%的小公司去掉,再把完全不懂的行业去掉。剩下大约一半中型公司,再剔出我认为有问题的行业,比如家用电器和纺织。最后,再剔出一眼看去就很贵和商誉有争议的公司,以及地方政府拼凑的公司。再加进个人判断,选出50-70支股票。我把这视为比指数基金更好,更具成长性的资产组合。
这个组合当然会错过很多好机会。但天底下的好机会太多了,你我能全抓住吗?我不会轻易变动这个组合,也不会对IPO或市场热点有任何兴趣。我的工作就是守株待兔,除非某个股票涨特别多,才会割韭菜。
美国股民经历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本次金融海啸,对指数基金的兴趣空前高涨。中国股民近十年遭受的苦难不亚于美国股民。我们不该好好想想如何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