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与监管强化

　　记者：中国证券市场近年来已经引入了如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国际金融危机后，证监会如何考量和推动资本市场的创新发展？

　　尚福林：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动力源泉。从欧美等金融市场看，金融创新过度与监管不力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

　　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也都在借危机反思，主动进行金融改革和制度修正，试图在保护市场发展、增强市场活力与强化市场监管、降低系统风险之间寻求平衡。而就新兴市场整体而言，面对的主要问题仍是创新能力相对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这几年，我们大力加强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建设，深化了股票发行体制改革，大力推动了市场化并购重组，启动了创业板，推出了可转债、可分离公司债、ETF等市场交易产品，2002年以来新上市期货品18个。今年以来，我们推出了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改变了我国证券市场运行机制，丰富了资本市场的风险管理工具。

　　我们将继续坚持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稳步推动行业的产品、业务、组织和制度创新，不断探索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市场创新机制，稳步发展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增强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当然，谈资本市场的改革创新，其中一个应有之义就是，要紧密结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与市场发展自身要求，处理好创新和监管的关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金融行业的“三性”当中，风险性也是第一位的。深化我国资本市场的创新发展，要把服务于实体经济实际需求作为金融创新的基本前提，把提高市场透明度作为金融创新的重要基础，把加强诚信建设作为金融创新的内在要求，把加强市场监管作为金融创新的基本保障。

　　要积极探索新机制，使其既能调动市场积极性，增强发展活力，又能防止创新失控，有效避免系统性风险，从而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记者：证监会一直致力于打击内幕交易，最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五部委《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的意见》，这份文件出台有什么背景。当前证券市场内幕交易存在什么样的新特点？在查处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哪些困难？

　　尚福林：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伴随着全流通市场的形成，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日趋活跃。我们做过一个统计，近几年我国企业兼并重组中，40%以上是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的。在这种背景下，利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现象呈现多发态势，逐步成为市场监管中的突出矛盾。

　　内幕交易是各国市场监管中面临的共性难题。我国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面临的难题更多。

　　一是法制意识淡薄。部分市场主体对内幕交易的违法和违纪后果重视不够，没有将内幕交易行为同违法犯罪联系起来。

　　二是决策链条长。据调查，目前国有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涉及的环节平均为六个，涉及到内幕信息的人员往往在几十人以上。

　　三是利益驱动强。内幕交易形式隐蔽，且容易赚快钱、赚大钱，诱惑很大。在某些案件中，甚至成为隐性贿赂的方式。

　　四是股市文化不健康。一些投资者投机意识相对较重，经常主动打探内幕信息。

　　五是制度不健全。2005年修改的《证券法》虽然规定了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但具体细则还没有出台，加之我国没有“举证责任倒置”，致使很多案件“调查难”“举证难”。

　　针对防范和打击内幕交易过程中的难题，今年以来，我们及时调整工作重点，会同公安部、监察部、国资委、预防腐败局等部门共同启动内幕交易综合防控专题调研，报请国务院办公厅11月16日转发了五部委《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的意见》，对依法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工作做出了统筹部署和安排，初步形成了综合防控和打击内幕交易的制度体系和监督机制。

　　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加大执法力度，统一部署、快速行动，组织全系统开展打击内幕交易专项工作。截至11月底，我们共立案调查内幕交易案件50件，因内幕交易对19名个人、三家机构做出行政处罚，将15起涉嫌内幕交易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查处和曝光了“中山公用(000685)”“上海祖龙”“天山纺织(000813)”等一批社会影响较大的大要案，打击内幕交易专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证监会将与有关部门一道，进一步深化内幕交易综合防治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制定《国家工作人员接触内幕信息管理办法》。出台《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对于市场内幕交易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记者：除了创业板，场外交易市场一直被看成是新股培育场所，下一步如何推进场外交易市场建设？国际板一直被视为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渠道，目前进展如何？

　　尚福林：近年来，随着中小板和创业板相继推出，我国资本市场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市场体系框架。但总体来看，市场覆盖面还不足。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场外市场建设。目前我们已经初步拟定了中关村代办转让系统扩大试点方案，明确了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公开转让的监管原则，基本形成了场外市场建设的总体思路。下一阶段，我们要以扩大覆盖面为重点，加快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扩大工作，抓紧推进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的投融资需求。

　　建设国际板是我们当前市场体系建设的另一项重点工作。建设国际板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内在需要，同时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也是国家对外开放大局的需要。去年以来，我们就国际板的法律适用、市场定位、投资者保护、财务会计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研究，同时与有关部委积极进行沟通协调，研究制定国际板制度设计和相关配套规则。

　　下一阶段，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商，做好研究论证、分析评估，稳步推进国际板建设的相关准备工作。推出国际板目前没有具体时间表。但我相信，随着国际板在未来的推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迈出重要步伐，市场自身的体系结构也将更加完善，在服务国民经济大局方面的地位功能将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记者：证监会在股指期货推出之后，除了加强监管，对交易规则有没有新的思考？新的金融衍生品推出方面，证监会如何去推动这方面新业务的发展？

　　尚福林：今年4月股指期货的正式推出，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又迈出了一大步，对于发育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股指期货上市后我们始终坚持强化风险防范不动摇，部署系统有关单位实行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落实跨市场监管协作制度安排，积极引导机构投资者有序参与。

　　在外部环境调整变化、市场波幅较大的情况下，股指期货市场经受住了考验，实现了顺利开局、平稳运行的预期目标。下一阶段我们将结合市场新情况及时完善相关规则制度，继续指导中金所深化与加强期货市场一线监管，逐步发挥股指期货市场功能。

　　股指期货的顺利推出与平稳运行，为我国金融期货市场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发展金融期货市场，发挥金融期货风险规避、价格发现、资产配置等作用，有助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弹性，增强抵御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我们将认真总结商品期货与股指期货发展的经验，进一步研究探索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衍生产品，按照循序渐进、风险可控原则，稳步推进金融衍生品创新，逐步发挥金融衍生品的功能，提高期货市场在更高层次服务经济的能力。

　　记者：中国资本市场体系中，债券市场早于股票市场，但是发展规模仍然很小，你认为如何推进债券市场的发展？

　　尚福林：目前，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基本上是股票规模、国债和公司债依次从小到大的“金字塔型”结构，而我国则是股票市场大、债券市场小的“倒金字塔型”结构。目前，我国公司债券和其他固定收益类产品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不能满足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和进行有效投资组合的需要，既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均衡、协调发展，也不利于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的一个瓶颈。

　　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推进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相互联通，完善债券管理体制，加快形成集中监管、互联互通的债券市场。证监会一直高度重视推动债券市场发展。目前，经过与央行、银监会等相关主管部门的共同研究推动，上市商业银行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试点工作已经进入了操作阶段。

　　下一阶段，我们要积极落实上市商业银行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试点的各项具体安排。同时要努力把债券市场发展成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重要渠道，进一步优化和改善公司债券市场准入、债券审核、信用评级以及投资者服务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提高审核效率，切实有效增加公司债融资规模，继续推进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加快建立安全高效、监管到位、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

　　着重培育市场机制

　　记者：20年很短，也很曲折，中国资本市场距离一个成熟市场还有很多路要走，你认为我们现在的市场与成熟市场相比，需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尚福林：2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在许多方面走过了成熟市场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道路。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市场仍然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与发达国家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把这些问题概况为“三个不足”“三个不同”：

　　“三个不足”：第一，“信用不足”。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与成熟市场相比，我国信用体系不健全，商业信用不发达，缺乏健全的“委托-代理”机制，信用基础的形成需要一个逐步发展成熟的长期过程。

　　第二，“认识不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高度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和现成的模式学习借鉴，主要依靠我们自身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对我国资本市场自身规律、市场运行特点、监管和市场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都需要理论、实践的积累。

　　第三，“法制不足”。这些年，有关各方面在完善市场法律制度体系方面已经下了很大功夫，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同时由于市场发展变化快，市场发展的配套法律环境还需要不断完善，另外，一部分市场主体法制观念淡薄，执法的协同性、有效性还需强化。

　　“三个不同”：首先，我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是以国有企业为主，我们要在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环境下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探索实践，完善相应的市场体制和机制。

　　其次，我国机构投资者比较少，以散户为主。国外资本市场发展较早，当时信息技术比较落后，只能通过经纪人交投，机构投资者相对发达。而我国资本市场建立在IT技术高度发展的时期，投资者可以很方便地参与交易，加上当时对机构严格限制，形成了散户为主的格局。中小投资者占多数，对于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功不可没，但一些投资者的风险认知程度不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

　　再次，在股权文化上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股权文化还不够成熟。资本约束不到位，市场约束不健全，跟风炒作、追涨杀跌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市场的诚信文化建设有待加强。

　　“三个不足”“三个不同”这些“新兴加转轨”的特征，是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实际。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此出发，妥善处理成熟市场经验、规则与我国市场特点和需求的关系，坚定不移地加强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市场改革创新，坚持不懈地走符合我国实际的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道路。

　　记者：经过金融危机，经济学界普遍思考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如何划分的问题。中国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方面，你有何思考？

　　尚福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缺乏监管、过度放任的资本市场潜藏着巨大的风险隐患。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市场普遍加大了监管力度，扩展了监管边界。应当说，一方面，美欧金融改革方案提出的许多措施，与我们多年来坚持强化市场和行业风险管理、防止风险积聚和外溢的做法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对场外市场、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等的监管，我国在这些领域还处于发展的初级和探索阶段，要切实加强这方面的探索性研究。

　　在处理政府和市场边界方面，我个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处理好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的关系。两者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应当放手让市场主体自主创新，着力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市场能够办的事情，交给市场自己去办；另一方面，在监管不强的情况下，简单放开可能会引发市场风险，要始终立足于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坚持“三公”原则，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把该管的管住，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同时，要认识到，放松管制绝非放松监管，也不是简单的行政权下放，而是要与加强监管形成良性互动。要充分发挥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功能，推动相关市场主体各司其职、归位尽责，发挥好市场外部约束、自我约束和相互制衡三种机制的协同效应，共同促进市场有序、安全、高效运行。

　　记者：中国金融体系虽然发展迅速，但仍不是一个完整和成熟的市场。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充分暴露，关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你有何思考？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还应在哪些方面重点进行？

　　尚福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进行调整，从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看，需要稳步推出与实体经济相协调的金融发展方式，优化金融结构，比如要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分散过分依赖银行体系融资带来的风险；进一步理顺金融体系的创新机制，培养差异化竞争的格局；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发展，中国金融机构加强自身面对国际竞争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是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发展需要重视的课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放松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监管，对场外衍生品市场、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市场、机构和工具存在监管漏洞或监管空白，都是诱发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欧美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纷纷提出加大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评估和防范。

　　必须看到，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加强对金融市场不同主体行为模式及其互动关系的预防性研究，防止风险在不同主体间传递和转移；进一步强化对面向公众发行的金融理财类产品的监管协调和功能监管，减少“监管套利”和“监管真空”；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有效预警和处置国际市场风险。总的来看，对系统性风险的认识越深入、越充分、越全面，我们才能有的放矢、有备无患，更好地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挑战，维护国家经济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

　　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中央多次提出，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这次“十二五规划”建议更是明确要求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直接融资，不仅拓宽了企业筹资渠道，还能分散过度依赖银行体系融资带来的风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丰富融资方式、融资工具，多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我们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一方面是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这对提高全社会资金使用效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服务国民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

　　记者：世界经济再平衡，这是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在关注和实践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你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你有何思考？

　　尚福林：世界经济不平衡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全球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的失衡，直接表现在全球贸易结构的失衡上。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面临再平衡、再调整，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务之急在于，要基于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周期，加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力度，更好地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促进资本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序流动，推动世界经济稳步复苏。

　　经历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反思这场影响深远的国际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共识是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均衡和可持续增长，必须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

　　从我国经济看，这次金融危机也反映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做出了重要部署。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改善国内的消费结构，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更优化的经济结构和健康的金融体系，促进我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具体在金融方面，在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低碳经济等众多领域，银行、证券、保险都需要取长补短、互为补充，共同发挥好金融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服务和保障作用。

　　从资本市场看，要不断发挥资本市场服务经济社会的功能，大力提升资本市场在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鼓励创新创业和增强发展活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不断健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努力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为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针对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如果再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发展的话，你觉得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尚福林：从当前看，最重要的是培育市场机制。2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化市场约束和资本约束方面都仍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必须有意识地在推进制度改革中着重培育市场机制。

　　如在发行体制改革中，要在制度设计上促进市场主体“归位尽责”，发挥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对上市公司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增强公司透明度，强化市场对公司的约束机制；要提高投资者对市场风险的认知程度，通过投资者“用脚投票”发挥资本的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