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货币战争之盖特纳的困境
　　中国提高了利率。结果是美元大幅升值,大宗消费品价格下降。甚至在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市场（NDF）上,人民币的行情也开始走低。至此,汇率提升会促使更多热钱流入的神话不攻自破。现在,巴西和韩国也开始采取措施限制热钱流入。如果现有的措施达不到目的,他们肯定还会采取更为严厉的步骤。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想要把热钱注入新兴市场来制造资产泡沫,为美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但是如果美国人达到了目的,新兴市场国家就会在美国恢复元气之后,自身陷入严重危机,就像1998年发生过的那样。好在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并且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为什么在中国加息之后,美元反而会升值呢？用的行话来讲,是资产投机的大菜大家吃腻了。也就是说,主导泡沫的大人物们多少感觉到了一点恐惧。投机者跟美国财政部形成了一种默契,着手炒作新兴国家的资产市场。而这些新兴市场国家通过泡沫创造的需求来克服汇率坚挺带来的不利因素。这会让美国获得提升自身经济状况的机会,实现的渠道就是向这些泡沫国家增加出口。美国这一招曾经得手过,存贷危机之后的那段时间,曾经小规模的进行这类动作。但仅仅是那些小动作,就足以让整个新兴市场陷入1997至2000年间的严重危机。
　　像盖特纳和伯南克这些人,是不会有任何羞耻心的。他们亲手炮制的政策,加上他们支持的政策,造成了1929年以来的最大泡沫,毁掉了美国经济,然后他们又动用纳税人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来援救金融系统,说什么如果金融系统崩溃,大萧条就会降临,而救了金融业就会让经济恢复常态。按照这番谬论,尽管纳税人是在拿自己的血汗钱来资助那些压榨自己谋取私利的恶棍,这还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现在,银行系统已经获救,并且成功完成了又一轮兼并。但是银行放贷的意愿依然不强,尤其是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当然,大银行总是不向中小企业放贷,那些原来会向中小企业放贷的小银行,目前还在危机的泥潭里挣扎。中小企业实现了大部分就业,他们度日维艰的时期,失业率居高不下又有什么奇怪？伯南克之流的救市措施,实际上在为失业率高涨推波助澜。现在,他们又想通过美元贬值来解决失业问题,他们不会管美元币值降到多低,也不管新兴市场国家泡沫会发展到多么严重,他们只要改善美国那难看的就业数据就好。
　　现在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反击。一个可选的简单办法,就是拒绝热钱流入。人士常说:你不可能抵挡市场潮流（也就是他们自己）。但是,如果他们到了你的国家就会被关进监狱,或者他们所有的资产在你的国界内都会被没收,这些市场们还能赢吗？没错,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上面的极端措施都是可以采取的。而且,这些人也不会从此消失,他们以后还会来玩同一套把戏。
　　新兴经济体已经不再那样容易受骗。这次他们不会充当美国的玩偶。他们已经开始反击,着手控制国内的泡沫和汇率上升。如果他们保证维持本国汇率稳定,外汇市场上的动荡就会逐渐消失。现在全世界的大部分投机资本都在外汇市场上。如果汇率不再大起大落,那么这些资金就会开始另谋出路。而目的地很有可能就是大宗商品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类似于加征税赋。这样一来,美联储让美元贬值的策略,就可能会直接导致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增长。美联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能会砸得很痛。
　　大规模泡沫过后,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会经历长期的低迷,因为宏观调整要花费时间。美国也不会例外。直面现实,踏踏实实地开展调整经济结构的工作,会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美好。费尽心机去策划什么阴谋来充当速效药,只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的麻烦和混乱。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也采取过货币贬值策略,给出了同样的理由,要达到类似的目的。那一次给全世界造成了普遍的混乱,并且把美国经济推入了长期滞胀的深渊。这次,世界各国可能会合力阻止美国再犯同样的错误,而方法就是干预汇率。这不是货币战争,而是医治美国经济痼疾的良药。

　　梅新育：货币战第二阶段才是中国最大忧患
　　随着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落地，加上10月5日日本央行决定重新实施零利率政策，并创立总额35万亿日元的基金用于购入资产，发达国家央行的这一系列举措，使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滥发货币的货币洪灾已成事实。
　　核心国家主导的这场货币洪灾，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这场货币战争的影响和后果如何？笔者认为，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判断，不能拘泥于当前，而需要在两阶段货币战的跨度上审视，因为竞争性的汇率贬值和放松货币供给仅仅是货币战的第一阶段，核心国家重新收紧货币政策才是真正产生冲击的第二阶段。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输出通货膨胀压力还不是货币洪灾的最大冲击；正如大水之后常有大旱一样，以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为特征的货币战第二阶段将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
　　发达国家滥发货币，导致全球通胀提升，最后发达国家央行不得不大幅提升利率，将导致全球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核心市场，导致新兴市场泡沫的破灭。这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带来灾难。历史上已经有过类似一幕。
　　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货币战争，西方主要经济体步入奔腾式通货膨胀时期，利率水平提升相对滞后，导致1974~1977年扣除通货膨胀后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连续4年为负数，1975~1980年间平均实际利率为0，1970~1980年平均实际利率也只有0.4%。
　　在此背景下，其他国家纷纷加大力度利用西方债务融资，即使与西方阵营敌对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苏联当时将引进外资列为战略措施，其九五期间引进西方资本共计176.61亿美元，其中1973~1975年间引进145.32亿美元，占82.3%，是苏联从西方借贷的最高年份，且有的单项大宗贷款超过10亿美元。
　　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这场后发国家债务融资的盛宴，便因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而告终。他的铁腕造就了耶稣以来最高的实际利率（时任西德总理施密特语）且长期居高不下，美国优惠利率（年率）从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和1982年中的15.3%，欧洲货币市场的伦敦同业拆放利率从1976年的6%提高到1980年的11.6%和1981年的14.3%，债务融资条件急剧恶化。
　　以1982年墨西哥无力偿还外债而引爆全球性债务危机为开端，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波兰外债危机更催生了团结工会，由此启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
　　当时中国也与墨西哥式债务危机几乎擦肩而过。1978年，我国进口猛增51.0%达到108.9亿美元，导致当年在连续两年顺差之后出现11.4亿美元逆差，是新中国建国截至当时年度贸易逆差最高纪录，比此前年度贸易逆差最高纪录6.5亿美元（1974年）高75.4%，其后1979、1980两年贸易逆差进一步攀升到20.1亿美元、19.0亿美元，直至1981年才在强力控制下降到0.1亿美元。
　　为了偿付进口，我国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197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从上年末的23.45亿美元锐减至1.67亿美元，减少21.78亿美元，降幅高达92.9%，当年支付进口比率（外汇储备额除以平均月进口额）下降到0.18，为1969年以来最低水平，而通常认为国际储备安全线为3个月进口水平。1981年，我国又抛售了13万盎司黄金储备，年末黄金储备从上年的1280万盎司减少到1267万盎司。
　　百般筹措之余，由于无法偿付进口技术和设备，我国仍不得不在国际金融市场利率高涨之际借入高息现汇资金，年息高达15%，且半年结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这样，1979年我国财政出现了1957年以来的首次国外借款35.31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合22.7亿美元），1980年国外债务还本付息便高达24.40亿元（按当年汇率折合16.3亿美元）。1981年1月，我国更不得不公开宣布无力执行1978年已签约的一批大型成套设备引进项目，中国在国际市场的信誉遭受重创。
　　问题已经摆了出来。如果说货币战争第一阶段，中国面对的压力是通货膨胀、资本流入、资产泡沫，那么在可见的第二阶段，中国将如何应对资本外流？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泡沫破灭，会在中国上演吗？虽然还名义上拥有，但实际上已经几近无效的资本管制，还会像之前一样保护中国经济吗？

　　马光远：高通胀换高增长民众为经济加速掏钱
　　最近，国家发改委公布了10月份城市食品零售价格监测情况。
　　在监测的包括蔬菜、粮油、鲜肉类及水果共31个产品中，与9月份相比，共24种产品价格呈不同程度上涨，约占统计总品种的80%。物价的上涨，催生了一些囤米囤油的所谓海豚族；同时，一些深圳居民选择到香港购买生活用品。物价飞涨和负利率下的众生相令人感叹。
　　即便如此，一些专家对于月月都创新高的CPI视而不见，认为目前中国并不存在通胀。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就认为，我们没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拉动内需物价就要上涨。我们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而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认为，中国应该提高通胀的警戒线到4.5%，这样才能确保经济的高速增长。
　　按照货币学派的经典论断，通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而通过较高的通胀保持经济的增长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是政府向老百姓征收通胀税，本质上是向民众转嫁经济发展的成本。正基于此，著名学者吴晓灵才直言：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数字也表明，2009年中国的GDP是1978年的92倍，但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2009年60.62万亿元却是1978年859.45亿元的705倍。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众为经济增长承担了相当大的成本，这是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货币现象之一。
　　正因为货币超发，导致今年以来整个物价走势都极为迅猛，生活用品的涨幅都远远超过了CPI所显示的数字。从目前物价的态势看，10月份CPI将依然创年内的新高，在这种情况下，高层提升了对通胀警戒的级别。而且，我们必须指出，目前的CPI是被严重低估的。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统计出来的CPI，我国的物价水平远远超过了3.6%。在CPI被低估的情况下，民众事实上承担着比CPI更高的通胀税，无论是为了经济快速发展而否认通胀的存在，还是提高通胀警戒线。
　　很显然，这种调整通胀警戒线的做法，一方面掩盖我国真实通胀水平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是让民众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买单，事实上是向居民征税，本质上都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而让居民承担更多的发展成本。很显然，这种追求高速度，而不顾居民幸福感的发展思路，已经被十二五规划建议所抛弃。中国经济要追求速度，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应该增加民众的幸福感，而不是相反，没有幸福感的速度，只会导致经济的畸形发展。
　　居民收入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这已经在200年前被经济学教科书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发展原理，违背基本的收入分配原理，政府从居民财富的大蛋糕中拿走太多，或者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居民的收入背离，唯一的后果就是经济规律的惩罚。在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而支出又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和通胀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则居民还需为经济增长支付更多的成本，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绝对不能再持续了。
　　过去的10年，中国居民收入经历了真正的失去的十年。而物价自2005年开始失控，加上居民收入分配的失衡，如果再以货币超发促经济发展，只会导致收入分配格局的继续恶化。
　　中国要走的，绝不应该是高物价的道路，而应该是坚持十二五规划建议所言的，努力使得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财富中的分配比例，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