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兵：美国印钞加强新兴市场货币收紧预期
　　美联储二度量化宽松为全球印钞打开大门，美元暴跌以及黄金、有色的大涨促使全球股指大涨，A股大幅高开后逐步回落，虽然美国经济方案加剧了全球的通胀水平，但这种巧取豪夺将对全球经济形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加剧了新兴市场的热钱流入，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的反制欲望将得到提升，在央行将引导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的决心下，国内贷币政策的收紧将是必然选择，在股指大幅上涨的情景下，投资者宜关注货币政策的突然变化，切莫在亢奋的市场气氛中急于追涨。
　　陆铭：经济结构病根出在劳动力市场
　　中国经济的病需要中医的思维方式。西医的疗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于是，美国人一看到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就想到要人民币升值。中医一向讲究全面系统地看问题，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实际上就是要有一般均衡的思维，这是现代经济学最了不起的思想。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失衡--病根出在劳动力市场上，更为具体地来说，这个病根就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对于农村劳动力进城的障碍。很多人以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已经非常自由。错！如果是一个30多岁的外来劳动力，面临着劳动力市场上不平等的待遇，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也不一样，又不能享受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方面的好处，那么，对于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来说，他最后的归宿就还是回到老家。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民工拼命打工，将钱寄回农村老家造房子。这个制度上的扭曲所造成的后果，没有什么好质疑的。经济学家讲究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如果不从制度的根本上去追究，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常住人口比重(包括了没城镇户籍常住人口)远远地落后于工业和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
　　接下来，进入正题。我要揭示的是，恰恰是劳动力市场的这种扭曲，造成了一系列宏观上的后果，包括贸易失衡。这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当政策限制了城市化的进程时，相对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状态，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就多了，给定农村的土地和资本，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就被压低了，而劳动力在农业(农村)的边际产出就决定了农民工进城的保留工资；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尽管外来劳动力受到制度的歧视，但他们仍然是在与城市劳动力相竞争，于是，农民工的低工资仍然制约了城市部门的工资增长。
　　工资(及其增长速度)在扭曲的制度下被压低了，但工业部门的资本在持续地积累，这又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从而可以解释一系列的宏观现象。
　　首先，在分配上，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而资本所得所占的份额相应上升。如果农民工的保留工资成为决定城市部门工资的基础变量，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到整个经济的足够大的份额，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就不难理解。
　　第二，工业部门和整个经济的投资率始终很高。那当然，在上面说过的制度背景下，企业的钱没有被充分地分配给劳动者，加上利润的诱惑，企业会持续投资。在核算上，企业没有消费，因此，企业的投资就是企业的储蓄，于是，这就与另外一个宏观上的事实相吻合了，在逐渐上升的国民储蓄率中，企业储蓄率持续上升是非常重要的解释因素。而且，储蓄和资本供给的相对充裕，还解释了为什么利率可以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第三，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而工资的上升相对比较慢。在工业部门，高投资加速了资本形成，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吸纳却与城市化进程一同被抑制了。于是，资本-劳动比一定是不断地提高，带动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力的产出)迅速上升，而相比之下，平均工资尽管也在上升，却远不如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快。不同的数据都显示，劳动生产率快于工资的上升，两者呈现出剪刀差的态势，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特征性事实。
　　第四，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地扩大。城镇部门的低技能劳动力与农民工替代性较强，所以，这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保持低增长的态势。而城市高技能劳动者却不与农民工形成竞争，他们当中或者是能够分享资本收益，或者是凭其知识和技能获得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称的较高回报。只要这部分高技能劳动者日益增长的收入被计入城镇居民的收入，就将成为城乡收入日益扩大的推力。
　　最后，我们终于可以来解释持续上升的出口和贸易盈余了。投资形成的是日益增长的供给能力，而工资则是形成居民消费力的主要变量。两者的反差决定了供给能力(产能)增长快于消费，其差额部分当然就只能靠出口以及持续增长的投资来填平。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因为城市非城镇户籍人口流动性强，较少消费耐用消费品，而且，他们当中的较低收入者因为医疗保障不足，会更多支出在医疗上，从而挤出其他消费。此外，外来人口也面临更多的信贷约束，从而减少消费，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较少买房，更多租房。城市里非城镇户籍人口的消费被制约，可以在很大程度解释中国消费-GDP比重的持续下降。如果中国经济内部的制度扭曲和结构性问题不从根本上做出调整，那么，靠调整美元-人民币比价这样的名义变量来试图减少贸易失衡将是事倍功半。我想说，不要只把注意力放在名义汇率上，这是西医的疗法，只看到了大象的一条腿！中国经济的病根是在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
　　笔者忍不住讨论一下流行的刘易斯拐点论。我不否认近来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像极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的拐点，但拐点是否真的出现了，还是要看更多的事实。事实上，只要投资增长，而劳动力流动受阻，劳动力的相对短缺并不奇怪，工资的上涨更不难理解。如果再加上国家的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村部门的边际产出和农民工进城的机会成本，那么，工资的上涨就更正常了。进一步再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提高，以及他们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工资再不涨是不行了。
　　将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想通了，明白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出在哪里，就知道根本的药方应该是继续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以户籍和土地制度为突破口，持续(甚至是加快)地推进城市化。相比之下，维持现有的制度，试图通过加大补贴和搞人为的产业搬迁来解决问题，都只会是事倍功半的下策。

　　中证报：中国当以内紧治外松
　　在票选政治和民粹主义的压力下，伯南克最终在国际理性和美国国内利益之间选择了后者。认为，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或走向常态化，其结果将激化消费国之间以及消费国与生产国、资源国之间的政策博弈。对于我国而言，日本的前车之鉴不可忘却，内地政策应以内紧应对外松，方可避免泡沫形成；而香港则身在危处，联汇制度面临考验。
　　对于二次量化宽松，美联储可以找到多种理由：经济复苏存隐忧，生产性投资增速回落；通胀持续低水平；失业率面临长期维持高水平风险；即使在最乐观情境下通过泰勒规则测算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仍在负值区域等等。当然，也不能忽视票选政治以及伯南克的个人认知因素。
　　全球资本市场此前对于二次量化宽松的规模似乎更为敏感，但在美联储揭开谜底之后，关注的焦点势必将转向量化宽松的持续性和常态化问题。按照正常逻辑，压低收益率曲线的长端利率，通胀预期上升，进而刺激居民消费，带动企业增加投资，从而拉动就业人数上升和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形成良性循环。但目前的问题是美国居民去杠杆化行为仍将长期延续，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没有实质性改善，良性循环的纽带被割断。因此，量化宽松对于就业和通胀的拉动恐怕会令美联储失望。
　　在二次量化宽松付诸实施之后，美联储将在观望政策效果的同时，期待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出现。去工业化模式随着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而宣告失败，再工业化似乎是目前解决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最优选择。暂且不论新兴产业能否像知识经济那样对生产力的提高产生革命性影响，单就其产业化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因此，从大周期上看，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美国利用其美元霸权，将量化宽松政策常态化。
　　如果站在全球的视野，常态化的量化宽松将使消费国之间，以及消费国与生产国、资源国之间政策博弈不断激化。发达经济体货币战争将向纵深演绎；而新兴经济体为了抵御货币洪流，必将以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加强资本流入管制来应对。博弈的结果将是囚徒困境，世界货币史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抑或妥协，抑或决裂，构建新秩序。
　　那么，在政策博弈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又应当如何部署应对？认为，目前的情境与上个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有相似之处。当初的广场协议并非日本一家被迫与美国签订城下之盟，在之后的两年中，不仅仅是日元，马克、法郎、英镑、瑞郎、意大利里拉等主要货币均对美元大幅度升值，但最后陷入衰退且难以自拔的只有日本。究其原因，在于日本通过连续降息来应对升值，最终导致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而泡沫破灭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持续通缩。
　　所以，在全球流动性持续注水，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大环境下，我国的政策应以内紧来应对外松。
　　一方面，食品价格的上涨将继续为通胀施压，而实体经济虚拟化及资产价格泡沫化风险更值得警惕；另一方面，近期巴西、泰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均已开始或准备对资本流入进行管制，中国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优势相对削弱，对海外热钱的吸引力大增。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有必要进入升息周期。其实，对于利差扩大会导致热钱加速流入不必过于担心，毕竟现在热钱追求的主要收益不是套息与套汇，而是资产价格升值。认为，升息有利于抑制资产价格泡沫，进而达到降低热钱流入速度的效果。同时，在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小型经济体开始管制资本流入的背景下，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也应有所控制。
　　面对美国量化宽松的常态化，令人有些担心的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且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经济体，比如香港。一方面，香港的经济周期与内地趋同，而且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内地向香港输出需求；另一方面，联汇制度下美国又向香港输出货币政策，输出流动性。二者叠加的结果很可能形成资产泡沫和经济过热的局面，对联汇制度形成考验。

　　王建：未来二十年中国地价年涨11% 楼价将涨几倍
　　事隔两年,全球再度陷入通胀恐慌。在各国央行纷纷启动量化宽松措施背景下,仅靠中国一家紧缩信贷,如何应对资源涨价+流动性泛滥引发的通胀恐慌？新闻中心、评论与财经中国会于10月19日15-17时举办资源价格普涨后的宏观经济走向研讨会,邀请经济学家、外汇专家、资源专家共同研讨这一话题。以下是嘉宾王建部分发言文字:
　　主持人:未来十年您更看好房地产还是看好股市？
　　王建:这两个市场我都看好,我写过一个文章,而且写了到2030年中国房地产总值预测的文章,我是说大概未来二十年中国地价年均上涨速度是11%,中国平均楼价可能从现在的4000元/平米。全国涨到3万多/平米,也就是现在的十倍左右。
　　主持人:五年前请王建老师做客沙龙的时候,他说中国房价趋势十年、二十年房价会涨四到五倍,结果被王建老师证实了,现在请大家给王建老师做见证人。

　　周小川：把国际热钱放在池子里
　　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参加论坛时表示 ,有很多人已经关注到了有热钱流入中国,对待热钱有两点措施需要强调。
　　周小川认为,首先中国目前的外汇体制,不正常的国外热钱要么进不来,要么就是绕道而行,如果是绕道进入中国,中间会有一些管理措施,这些管理措施可以尽可能的防止热钱流入。
　　另外,周小川强调说,面对热钱,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在总量上进行对冲。短期投机资金进来了,我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而不是放到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去,等热钱退走时,放在池子里让它走。这样能在宏观上减少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